花房有鱼

如果不是他马上就要死了，她第三次回观音岩的时间肯定还会再晚很多年。

第一次上岩是二十二年前。那年冬天，他用借来的凌志轿车把她娶进门。每次说起那个扯断肝肠的大喜日子，她即便嚼着麦芽糖嘴里也尽是胆汁。从县城到镇区的山路有些弯弯绕绕，她的肚子一路都在酝酿事端。好不容易到了山脚下，她正想打开车门喘几口气，却看到他比锅底还黑的一张脸。不行不行，辰时马上就要到了，得抓紧上山，卯时一定要进门。没办法，她像头牲口被鞭子赶着一路吐上山，心思跟着路边那些迎风的芦苇一起飘摇。

她觉得受骗了。她当然知道他家在山上，但他说，山不高，一点也不高。实际上高得很，一直在爬坡，爬不完的坡。洞房之夜，她生着闷气不让他碰，他用力扳过她的身体说，我怎么骗你了？我们这山怎么会高？你看对面，那里，那儿的山可比我们高多了不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思想的落差——她心中关于山的参照物只是学校后面的那个小山头。想来，一开始就注定是个错误。有些东西悄悄拓下印记。年轻时确实可笑，跟他见过三次面就确定了婚事。父亲同事介绍两个人见的第一次面，没说几句，他直接就坦白交代，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只有茶园，有很多乡下亲戚需要帮忙。母亲说，农村出来的热心、直率，不遮不掩，不像邻居家姑娘去见的小伙，说父亲是开矿的，其实就是个挖煤工。后来，他约她看了场电影。电影讲了什么她已经没印象了，她只记得男主人公有一个可以养鱼的花房，出电影院的时候他感慨道，等将来有钱了，我也做一个可以种花种草的花房，再养一缸热带鱼。她听得心头有些发热。母亲不关心这些，母亲关心的是从头到尾他连胳膊肘都没碰她一下。母亲说，这人看来还挺老实，靠得住。再后来，他约她去了趟公园，送了她一条上海的桑蚕丝围巾。母亲说，这人看来挺豪爽大方，不会小家子气。母亲说的都对，但她只看到单面。母亲不知道所有的这些都是双面的，当自己还是别人时，正面朝上；当自己成为他的家人后，正面开始朝下。

开车的是他堂侄。说是堂侄，却至少比他年长五六岁的样子。一早查了下滴滴顺风车，到观音岩要将近一百元。她默默退出，跟他大嫂说打不到车。他大哥跟他一样的急性子，马上安排从省城往岩上赶的堂侄拐去城里接她——好像她早一点上岩，他就可以晚一点死。高高在上的观音岩，从来关乎的不是大悲就是大喜。五年内两次上岩，皆因为死。人生像是一出时时反转的戏，大喜埋下了大悲，大悲又何尝不潜藏着大喜？他父亲去世那一天，她才知道他的眼里也装有泪水，心也会疼。那一瞬间，欢喜像是一道光透过石头缝隙照进来。她以为就这么改变了。可是没有。他父亲的遗像刚摆上厅堂没两天，他的各路酒友就打着安慰他丧父之痛的旗号把他拉进了酒场。于是，一切照旧，欢喜皆空。时间流动得如此缓慢，明明只隔着五个年头，却像是隔出了五个世纪。

她一坐上车，他堂侄就讲个没完。讲他对他们一家的好，讲他对远近堂亲的各种关照。他就是这样，对别人总比对自己人好。她沉下脸，低下头刷微信，一页一页迅速翻。记在他名下的账，三天三夜都翻不完。堂侄停住嘴，踩下油门，把汽车开得跟飞机一样快。她拿出事先准备的保鲜袋，对着嘴把袋口抻开。他堂侄瞟一眼后视镜，嘴角一咧，说，这路这么宽这么平，您放心，绝对不让您有吐的机会。路况确实有些出人意料。修这条公路时，他捐款二万元。她说他是打肿脸充胖子，他说人不能忘本。公路剪彩后不久，他约女儿上山，女儿有些犹豫，她发话了，再过几个月就中考了，哪还有闲时间？！上了高中，时间就更宝贵了，这个话题像被上了锁，他没有再提。再好的路在山上顶什么用？她往窗外“噗”了一口痰，恶狠狠地。道路两旁的山坡上，那些已经连成一片的当年的芦苇如果有记忆，是否想抓住复仇的机会反吐她一身？

合上窗户的时候，车厢像刚被霜冻过，一种干硬的冷。她打开窗户，对着风说，放点音乐吧。

嗯？什么？他堂侄没听清楚。

我说放点音乐。停顿了差不多五六秒，她关上窗户说。

音乐瞬间响起。一声舒缓的“咱老百姓——”后紧跟着的是非常动感的节奏，整个车厢似乎也跟着律动起来。她眉头一皱，主歌起。放的是解晓东的《今儿个真高兴》。一遍接着一遍的“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他堂侄意识到了什么，嘴上忙不迭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换一首我换一首，脚下已经踩了刹车，手上开始好一番忙乱起来。

不用，就这首。她冷冷地抛出一句，心有万千个结在扭在绕在转。

结婚第二年谷雨那天，他请了一堆人到酒店给她过生日。说是给她过生日，请的却都是他的朋友，讲的却都是他喜欢的话题。她憋了一两个小时的气，好不容易把一顿饭给吃完。刚起身，连商量一声都没有，他又说要请大家去唱歌。生日蛋糕在KTV桌上摆了半天，大家你唱我唱，完全忘记了活动的主题。她一个人窝在角落里，数着越来越多的酒瓶，算着酒瓶背后的费用。听他们花着她的钱唱歌，看他以她的名义跟他的那些酒友们喝歪在一起，半个月工资去了，一个月工资去了。想着自己为了跟人家还价一件衣服的三五元钱，一家服装店走了五趟；为了菜根的三二两重量，跟菜农就三毛两角计较半天，越想就越来气。肚子似乎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开始一点点痛起来。她凑近他说，我身体不舒服，我要先回去。他头都没回，连连摆手说，等一下，等一下，又继续跟人划拳。等了两三下，她又说要走，他拉住她说，来，我教你划拳。神经病，划什么拳？她在心底骂，继续等。等了四五六七下，她又去说，这回音乐起，他抓起麦克风，说，不急，不急，我唱首歌送给你。说完搂着她摇摇晃晃往边上跌，嘴里开始唱了起来，“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她很是厌烦地甩开他的手，可他完全不知她的情绪，依然沉醉在自己的歌声里。那“高兴”一遍又一遍地响在她的耳畔，搅动着胸口的东西翻滚着往上涌，脑袋里突然有个东西炸开。她看看椅子，又看看桌子，冲过去双手抱起桌上的生日蛋糕往地上狠狠一摔。“啪——”蛋糕把什么都说了。

她觉得被骗的还有好多，婚前的一切看来都是假象。结婚后，他依然爱往岩上跑。之前一直以为他孝顺，回去就是看父母，后来才知道，完全不是。经常是隔着几辈的堂亲的事，有人结婚了，有人去世了，有老人做寿了，有小孩满月了，随便一个托辞都可以不回去，但他每次都能拿出一万个必须回去的理由。不仅如此，他还一次次把乡下客人往套房带，又是好菜，又是好酒。他依然豪爽，只不过他的豪爽对象只有别人，而她已经变成了自己人。这让她很不满意。她不会出口阻止，但她可以在自己脸上出谜面，至于谜底，由你猜。他让她帮忙洗个菜，她说她要改作业；他让她出来一起吃点菜，她说她不饿；他让她出来敬大家一杯酒，她说她不会；他让她出来送送客人，她说她穿着睡衣呢。慢慢地，他开始把客人往饭馆带，她的脸更臭了。平日里，他经常帮这个女邻居拎东西上楼，帮那个女同事代个课，她冷冷地说，有时间操心别人老婆的闲事，为什么不操心自己老婆的事？他把脱下的鞋子一丢，你以前不就喜欢我乐于助人吗？她在心里一万次地说，我不是人吗？家里的马桶也会堵，电灯也会坏，你不知道吗？可是嘴一张，一闭，一截话像是横着往灶口塞的木头动弹不得。

人生就像一颗需要不断纠错的仙人球，如果任其自由生长，注定长出一堆大大小小没有重点的仙人球，注定开不出花。她想帮他摘掉多余的小球，可他不容许，还暴力还击。嘴上的，手上的，脚上的，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随时都可以成为暴力源。他可以不要面子，她不能不要。她不跟他吵，不跟他闹，忍着，憋着，憋死他——果然她越不说话，他就越生气。当然，这些她都不会跟人说。自己的伤疤亮给别人，只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甚至将来还会成为别人攻击她的武器。他以为他赢了？哼！骂不过他，还弄不死他的东西？他不是爱种花？好，他发一次脾气，她就拿开水浇一盆花。再发一次脾气，再浇一盆花。花都死光后，他再发一次脾气，她开始拼命投喂鱼缸里的热带鱼，他骂一次，就撑死他一条鱼。这很公平。慢慢地，他不再手贱，不再种花，也不再养鱼。女儿读小学的时候，养过一只小鹦鹉，她没想过下手。可是那年冬至日，他又动粗骂人，她赌气不给小鸟喂食，又忘记把鸟笼拿进屋内，天亮一看，饥寒交迫的小鹦鹉也死了。

好在，女儿亲眼见证了他很多次火药桶爆炸的高光时刻。女儿无条件站在她这边。

这一次，他大哥连夜把他从省城往岩上载，她自己一个人在城里多待了一个晚上。用她的话说，那是他的农村，他一个人的农村。不属于她，更不属于她的女儿。每年寒暑假，他总会约她们母女俩一齐回岩上，一开始她还会应说，要去你们去。后来，干脆连这句也省了。好在，女儿随她，上山也晕车，去了两年，再说要回观音岩就把身子一缩，头一僵，双手直摇。那以后，他也只能作罢。

眼前，破旧的大厝早改建成三层楼房，抽水马桶用上了，淋浴房用上了，液晶电视用上了。但也无非如此。早跟你说了，这十几二十年茶叶行情好，岩上现在可漂亮了，你就是不信！她想起之前他说这话时那种连眉毛都在跳舞的神情。鸭母镶金也扁嘴！这句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她在心底一万次把它回给他。平生第一次见他如此安静——别说骂人，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怖的黄色浸透他的脸。摸着良心说，他并非恶人，但他有一张恶嘴。那恶嘴一张，有刀有枪有炮有火，有毒性强大的药。

人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动物。当你极度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拿水泼你你都觉得浪漫；当你极度厌恶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正常喘个气你都觉得是在犯罪。结婚不过一年，他就成了她跟人谈论时的“那个教体育的”。他也回敬她“语文老师”的称谓。语文老师性子慢，教体育的性子急。教体育的说“马上”指的是百米冲刺的速度，说“几点整”指的是空心投篮的准头，可往往他“马上”或者“几点整”了十几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语文老师还在绣花一般地上看下看，左磨右磨，有时是犹豫该穿哪件衣服，有时是在琢磨带什么东西好。女儿出生后，问题就更多了。正吃着饭，床上的孩子一哭，教体育的放下筷子赶紧去抱，说：快，快，快给她吃奶！语文老师慢腾腾地挑几粒米饭进嘴里，慢腾腾地夹几根菜，慢腾腾地说，等一下。这一等，五分钟过去了。上了小学，每天早上，他争分夺秒地起早做饭，临要出门，她说要加一件衣服或者脱一条裤子，他看着手表干着急，快点快点，要来不及了！她缓缓地说，急什么？等一下。这一等，十分钟过去了。再一等，十几年又过去了。

女儿还在飞机上。他大哥十天前就要求孩子请假回来陪他最后几天，他没同意。四天前，他大哥又要打电话，这回他没拦，她发话了：不行，小雅要考试！她要保研，绝对不能挂科！他大嫂说，可以申请延期考试，怎么会挂科？她当然知道可以延考，可她不想小雅期末这么长时间的复习白准备了。直到前天，他大哥的医生朋友说，回去吧，恐怕拖不了两三天了！她这才收起脸上的刀。

进门时，女儿一眼瞄到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他，只那么一眼，目光便迅速移开，在房间里搜索起来。女儿很快找到了她，身子来了个九十度转弯，往她的身边贴过来，往她的身后躲，双手紧紧揪住她的手臂。女儿水一般的眼睛里只有惊吓和恐惧——他已经完全没有人样了。如果不是完整地经历了他每天一斤两斤一点点往下掉体重的过程，她也会怕。女儿秋季开学后他查出问题，手术、化疗、电疗，仅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像是燃尽煤油的灯，癌细胞吞噬了他所有的脂肪和肌肉。人生五十年的旅途中，他胖了四十九年八个月。他总是拼命吃，拼命喝，然后再拼命地减肥、健身。她说，你不吃那么多不喝那么多，像我这样哪里还需要减肥？他说，像你那样一米六就八十斤？你不要以为真的是人家说的苗条，你那是身体有毛病。再说了，像你那样不消费社会怎么会发展？该吃吃，该喝喝，该减肥再减肥。

有时候也觉得他可怜。纵有再多的朋友，又有谁可以代替他生病？杯中的酒可以随便找个人代替，身上的肿瘤谁来替你长？可这一切还不是他自找的？一米七八的身高加重了他的瘦，他全身上下只剩一层皮，一层干干皱皱的皮，透着黑的黄皮。可即便生了这么重的病，即便每时每刻都需要人服侍，他的脾气依然没有任何收敛，甚至还在升级还在提速——仿佛他的病跟她有关。喝酒可以成为他无故骂人的理由，生病一样可以成为他随意发火的借口。这也是她极不能原谅的。汤咸了淡了烫了凉了，他不是扔碗摔筷就是砸汤匙，再就是丢给她一句，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早死？化疗时一疼起来，他把她的父母兄长逐个骂过去，骂他们教出这样的好女儿好妹妹。有人来看他，他骂她存心要丢他的脸，他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见人？没人来看他，他又要骂她整天一张生锈脸，像是家里死了人，谁愿意来看她这张脸？她什么脸？他早已忘却，她也曾如花似玉，也曾娇羞欲滴，如果不是拜他所赐，怎会落得如今高颧骨、凹脸颊、深眼窝和一脸黄斑？一百零三天，她已经受够了！不，不，何止一百零三天？整整二十三年！好在，快了，快了，倒计时开始了，一切都快结束了。这两天终于消停了，很快就要解脱了。房间里一股消毒水和药水的味道，这种味道覆盖了房间里的冷。她转过身去，把与她差不多高，体重多出二三十斤的宝贝女儿搂进怀里，挡住背后的所有。

小雅，你爸最疼你最想看你了，你怎么躲那边去了？你赶紧过来呀小雅！他大嫂招呼着走过来，伸手就要来拉女儿。女儿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兔子，蜷得更紧了。他大嫂的手像老鹰的嘴一样叼住女儿，怕叼不牢，干脆往腋窝底下夹，边夹边说，他是你爸，你别怕！你怕什么呀？女儿可怜地向她求助，她点了点头，女儿极不情愿地放开手。她没有跟上来——她不想见他，她相信他也一样不想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