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

进入十八岁是一个期限，好像我所有的日子都是为这一天而准备的。昨天晚上，我就悄悄将箱子塞进了门口的鸡窝背后的纸箱里。我早就密谋了这次出走，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或者更早，但母亲总是告诉我说，女孩子只有到了十八岁才可以买到火车票。火车是母亲经常向我们兄妹们描述的意象，她因为喜欢讲她从前的故事，不知不觉中培养了我们聆听的习惯，而且母亲边做家务时也总会情不自禁地进入她的回忆中去。

当母亲将那只箱子从阁楼上往下递给小哥哥时，我看见母亲在下梯子，是的，这是地地道道的一把梯子，往常，梯子就横放在墙角边。母亲似乎对那把梯子总保持着神经质的想象力，因此，她总叮嘱道：只有我和你父亲在时才能支起梯子上阁楼去。其实，阁楼上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堆不用的东西。你们千万别支起梯子上阁楼啊，里边还有老鼠啦！母亲说得不错，那天她支起梯子让小哥哥和我帮她扶着梯子的两边。看上去母亲支起梯子来也是需要勇气的啊！这一次，母亲将梯子支起后便往上爬，这应该是母亲三十八岁的时候，她终于告诉我们说，阁楼上不止有废弃的杂物，有老鼠屎，还有这只看上去很陈旧的箱子。母亲并不愿意上阁楼，要是父亲在家，她就帮助父亲扶住梯子，父亲会上阁楼去。

那时候我就七八岁，但已经上小学了。那个假期母亲给我穿上了一条手工缝制的小裙子庆贺我的生日，并对我说，女孩从小穿裙子，长大了会像花儿一样盛放的。母亲的语言跟任何人都不一样。总之，她说话时就像唱歌。所以，母亲说话时，我总是仰起头来看着母亲。母亲以她的力量终于将那只箱子从直立的木梯子上拎下一楼来了，小哥哥收好梯子后，好像就完事了，看上去小哥哥对那只箱子并没有兴趣。但我就不一样了，这只棕色皮箱被母亲用一块着了水的毛巾擦干净了灰尘后，突然变新了。母亲说，她十八岁那一年，就是拎着这只箱子去乘小火车的，后来，她的人生就开始了。母亲还拎来了菜籽油倒在一小块白纱布上，往箱子上反反复复地擦了半小时左右。看上去，箱子变新了。

从看见这只箱子的那天开始，我的人生就有了目标：待我到了十八岁那一天，也要像母亲一样拎着箱子出发。我渴望尽快地长到这个年龄，母亲说，跳绳吧，你们多跳绳，身体就会长得好长得快长得高。在母亲的吆喝声中哥哥开始跳绳了，果然他长高了。之后，轮到我了，我开始跳另一根绳子，因为我的小哥哥竟然将那根麻绳跳断了，或许这就是他长高的原因吧！母亲又亲自为我编织了一根麻绳，她将三根纤细的麻绳交叉在一起，就像编长发辫子般，用了不长时间就已经将我跳的新绳编好了。

人生开始于我腾起身体跳绳的时刻：为了那个母亲所说的现实，我开始在院子里跳绳，我的目标是像哥哥一样跳断一根绳子，那时候我的身体就长高了。就在绳子突然从空中断裂的刹那间，我知道时辰到了，我的身体迅速从空中落回地上。母亲走过来对我说，不错不错，你的身体真健康，比原来高出了一个头。再过些日子，你就要吃十八岁的饭了。母亲就像一个预言家，生活在母亲身边的人都会在母亲的声音中长大，就像找到了自己的煤油灯。那些日子，突然的停电是一件常事，常常没有任何通知就停电了，而我们坐在凹陷不平的一张桌前正做作业。

停电会让房间里一片漆黑，就像魅影移来了母亲的影子，她总会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悄悄来到我们身边，一只手举着电筒，另一只手捧着一只洗干净的墨水瓶，手指间夹住了一根白棉线。就这样，就像我谋划十八岁的离家出走的计划一样，每一种现实都会教给我们人生的细节，而当母亲坐下来教我们将棉线穿过墨水瓶盖时，油灯里倒上了煤油，从火柴盒中抽出的火柴棍咝一声就将灯点燃了。在母亲的影子笼罩下我们就这样在黑暗中完成了学做煤油灯的仪式。有了灯，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做作业，母亲说：每天的作业是必须做完的，这样你们钻进被子去睡觉时才能安心。

我想出走这件事是不可以被任何人知道的。在我之前，小哥哥走了，他没有出走，他是上大学去了。小哥哥是一个很会做作业也很会考试的少年，他参加了高考获得好成绩去北方上大学了。现在剩下我和另外两个小妹了，我想让她们帮我扶梯子，我是不放心的，并不是害怕梯子会偏移不安全，而是不放心她们的小嘴巴，看上去，两个妹妹都有像樱桃一样红色的小嘴巴，她们经常在嘴里含着一根棒棒糖，站在我面前炫耀着甜蜜。对于她们的年龄来说，能够吸一支棒棒糖已经足够了，而对于我来说，随着离十八岁越来越近，我似乎有了比吮吸一根棒棒糖更有吸引力的事情可做。

我选择了一个时刻，在两个小妹妹在院子里跳绳，而母亲一早去排队买猪肉时，去挪动那架梯子。当我完成了跳绳，母亲又开始为两个妹妹编绳子，她们的年龄很接近，绳子又在她们的跳跃中升起落下。那时候，买肉和大米都是需要票证的，每周都有一两次卖肉的时间，我跟母亲去过一两次，要在天不亮就起床的。食品公司就一道窗口敞开着，买肉的队伍排得长，但人们都有耐心等待，毕竟，能买到新鲜的猪肉带回家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站在母亲身边陪她排队买肉，终于到了窗口时，母亲嘘了口气，我垫起脚跟往窗口看进去，我看到了带有血丝的猪肉分割得清清楚楚的：猪排整齐地放一边，五花肉也同样整齐地放一边。然而，我对这道窗口并没有多少兴趣可言，目光很快就游移出去了。

只有梯子能让我到达阁楼上，这个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这把梯子被我接近十八岁的身体挪动着。我用了全部技巧再加上力量，梯子终于被我立起来了，我用两块事先准备好的石头放在梯子两角，心想，这样梯子就不会下滑了，平常母亲上梯时，让小哥哥帮她扶好梯子，就是为了防备它往下滑动。还真行，这一切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扶梯而上，因为目标清晰就能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上梯子时，我的身体也就不会晃动了。上完了最后一级就到了小阁楼，我钻进去，第一次发现阁楼比我想象中的大，但不高，身体是无法站起来的。我弯曲着身体往里边走，里边也没有什么，有些旧书籍上覆着蜘蛛网，我并不害怕蜘蛛网，但我突然想起来，母亲曾说过阁楼中有老鼠屎。这事在上楼前几乎全忘了，如果想起来，可能会动摇我爬扶梯上阁楼的计划的。

不管怎样，我已经在阁楼上了，就必须寻找到目标。我第一次感觉到身体中好像有剧烈的灼热，身体在往外冒汗。我的目标是找到箱子，这是我在生命中第一次看见的箱子。我曾经去百货公司的每一层柜台上看过，都没有箱子卖，如果有新箱子卖，可能我存在罐子里的纸币和硬币也无法买到一只新箱子。就这样，我在沮丧中放弃了寻找新的箱子，接着便想起了阁楼上母亲曾经用过的那只箱子来，于是，心跳加速了，上阁楼变得很重要。还好，我很幸运地就看见了那只箱子，它立在墙边一角。喜悦上升着，弯腰走过去时，我知道我预谋中出走的方向已经从雾中闪烁而出了。突然，我看见了箱子边有一些老鼠屎，我来不及管了，赶紧拎着箱子扶好梯子下楼。还好，两个小妹还在跳绳，母亲还没有回家。

我顺利地在择好的日子里，拎着那只箱子出了家门。出门前，我已经擦干净了箱子上老鼠的痕迹，上面有浓郁的老鼠味道，我无法去想象，那只老鼠是怎么上到阁楼的。有些事看着就成了现实，然而，我却不知道如何构建现实的来龙去脉。我出门了，给母亲留下一张纸条，告诉她这个假期我想去外面走一走，我没有箱子，所以只好带走了她阁楼上的箱子。简短的信，就表达清楚了上面的内容。

我去到长途客运站时，当天的票已经卖完了。我左右环顾，这时一个穿青色工装衣裤的男子叫出了我的名字，并向我走过来。他的衣裤上都是油渍。他问我是不是要去省城？我支吾着。他摘下手套说，刚才他检修了一下车子，马上就要去昆明载货，如果我愿意，可以搭上他的货车去昆明。这么快就解决了一个现实问题，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者。他是我同学燕子的哥哥，我去燕子家时，看见过他。我马上觉得出走这件事被人知道了，但由于时间急，我又害怕母亲看见了纸条后会奔到长途客运站来找我，所以，权衡了几秒钟后，已经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就在我坐上他的车时，朝外投去的目光中，我看见了母亲。她就像是突然从某部电影的画面中走出来，如果我不认识她，这么看过去，她就是一个从电影中走出来的角色，身穿鹅蛋绿衬衣——那是母亲唯一的颜色，那个时代所有女人都穿鹅蛋绿衬衣，似乎没有别的颜色，我也没有参照物可对比。我十八岁的时代，去电影院看电影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母亲剪着短发，看上去头发是纷乱的。母亲是学农业的，准确地说是学蚕桑的，所以，在我长大的小小庭院中是不缺植物的。她上班的地方是城郊的村庄。村庄，它会以无数飞翔的翅膀遇见我的未来。在我藏在车厢中不让母亲看见我时，竟然有一只蝴蝶飞进了客运站，它在母亲的头顶飞过去又飞过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母亲带进来的蝴蝶。总之，货车开出了客运站，我就这样搭上一辆当时的波兰大货车，成功地逃离了母亲的目光。

他一声不吭地开车，像他这样沉默寡言的男子我好像是第一次碰到。于是，我便将脸面向窗户外，十八岁第一次出门去省城对于我来说是神秘的也是充满胆怯的，我倒是很希望开车的男子、同学的哥哥跟我聊聊省城有什么新鲜事。他仿佛察觉到了我的寂寞，便问我喜欢听邓丽君还是李谷一的歌。我摇摇头，两个人的名字好像天外来客，我都不知道。他说，是啊，你们才高中毕业，邓丽君和李谷一都是唱歌的。我现在知道了这两个名字都是唱歌的。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年除了学校之外，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邓丽君和李谷一。我明白了，这些年我一直在跳绳，自从母亲将那根绳子递给我的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在跳啊跳，期望着自己的身体就像树和大白菜一样突然间就长高了。除了跳绳，随同双脚从下而上再从上而下，我后来又盯上了那阁楼，它们成为了我十八岁以前全部的现实。所以，我好像从没有听过什么歌曲，也不知道邓丽君和李谷一到底是谁。还好，他不再跟我谈论邓丽君和李谷一了。车厢中又是一片岑寂，除了滚滚向前的车轮声，再听不到什么声音了。

车窗外拂过山岗上的树木，那正是热烈的五月，所有人都在为高考作准备，我却出走了。我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我只是想拎着那只阁楼上的箱子出来走一走而已。箱子被我藏在鸡窝后面的纸箱中，三天后，趁着身边没有任何目击证人时，我才把它拎了出来，我用湿布把它擦了一遍，将几件换洗衣物牙膏牙刷毛巾等装进去。这只箱子里面一定有我的灵魂，我攥紧了它，害怕它离我而去。我其实是在效仿十八岁时的母亲，想拎着箱子去乘火车而已。

他说，你就叫我吴哥吧，我比你大五岁，比我妹妹也大五岁。我妹妹十八岁了，她恋爱了，我父母不允许，曾经把她关起来一次，她后来又是翻窗又是翻墙的，把我父母吓坏了，就不再敢锁她的门了。但这样一来，她突然又不恋爱了，她悄悄对我说，跟她恋爱的是发廊里的一个温州小伙子，他突然人间蒸发了，再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了。哦，我像是在听天方夜谭，吴艳是我的同班同学，我怎么就不知道她在悄悄地恋爱啊！原因只有一个，在我进入十八岁以前的所有时光里，我正在用两手握住绳子往空中跳啊跳，这些跳的时光离我的十八岁越来越近时，我又一心谋划着取到那只箱子。

我看见灰蓝色的石灰岩上栖着一群黑色的兀鹫，同时看见了山坡上有盛开红花的仙人球，它们那么绚丽而独立地在热浪滚滚的山坡上开放，我的心从来也没有像此刻这样激动过。看来，我是对的，当我已经将那根绳子跳断时，意味着我已经长高了。人长到一定的高度就不再往上长了，这是规律。啊，规律，这是我从跳绳中掌握的第一个规律，因为我靠着门测量了一下高度，自从绳子断了以后，我的身高就不再往上长了，之前，每隔半年时间，我就站在门边量身高，门上标了尺寸，每长一厘米就用刀刻一道细痕。

天黑后要在中途旅馆住一夜，三个女子一间房，吴哥帮我要了房间，带我吃了晚饭。开小餐馆的三十多岁妇女看来是熟悉吴哥的，我们刚进去，老板娘就拍了吴哥的肩膀，甩着媚眼说：哟，有女朋友了！吴哥也不解释，带我在餐桌前坐下来。很快两菜一汤端上来了，我已经很饿了，低下头就大口吃饭，好像已经饿了三天。是的，离开之前，我的胃似乎紧张极了，没有了饥饿感，母亲喊我吃饭时，我端着碗没有食欲，眼睛却在盯着母亲，看上去，母亲并没有察觉到我出走的计划。

她是不会察觉到的，她的职业让她每天要行走很多路，走到郊外的几座村庄，去看她的桑园和蚕坊。当她回到家时，衣服总带有桑园的味道，有时候她也会带回蚕宝宝，让小妹妹养在小盒子里。她回家进厨房去了，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女人无论多么劳碌疲惫，一旦回到家，是必须进厨房去的，因为一群饥饿的孩子正等待着从厨房中飘出来的油烟味道。

这些呛人的混合着辛辣调料的味道，会让人的饥饿感充满希望。我还感觉到了人是在各种各样的希望中成长的，也是在各种各样的希望中逆向行驶的：我就是在这两种成长状态中出走的。

漂亮的老板娘不时瞟一眼我们，在她看来我就应该是吴哥的女朋友了吧？吴哥说，你饿坏了吧？确实，我几口就把手里的那碗饭吃得干干净净的。吴哥又帮我要了一碗白米饭，说，吃吧，不够还可以再要一碗的。我笑了，这是我出生以来吃得最多的一次，吴哥只吃了一碗饭，我吃了两碗。我们回到了旅馆，吴哥告诉我明早七点半出门，我对吴哥说，你起床时在门口叫我一声，我害怕睡过去了。家里有闹钟，我可以看时间，出门以后才发现我还缺少一块手表。是啊，我缺少的是一块手表，母亲手腕上就有一块老上海手表，父亲戴的也是上海手表。大人们都需要看时间，我突然发现了时间是流动的，在你没有意识时，时间已经到了另一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