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或奥德赛

1

父亲咀嚼食物时像一匹马。这是我们的共识。我们——我、哥哥、母亲——都没见过咀嚼食物的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都不太认识这个男人。他的话本来就少，而且从来只谈眼前的事。我们像是凑巧被安排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刨除这段朝夕相处的行程，我们对父亲的其余生涯一无所知，而且，我们并不好奇——关于这一点，倒真是值得好奇的。

父亲像马一样咀嚼食物，下颌以夸张的幅度左右摆动，发出碾磨臼齿的怪声，仿佛有人在他嘴里锯木头。有时，我们会拿这个取笑他。他呢，就会故意苦着脸，像哄鸟儿一样，跺一下脚，努着嘴，“咴”地叫一声，假装吓唬我们。我们当然并不怕他。他也并不真的介意，转过头来，就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嘴里扒拉那些非但并不可口，往往还难以下咽的东西。他吃得很多，很少有事情能败坏他的胃口。

关于父亲在餐桌上的表现，母亲比我们更有发言权，对我来说，她的话多少有些神秘：“你爸挨过饿。”

小时候，我和哥哥都有些营养不良，一来因为穷，二来则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在烹饪方面缺乏训练，很可能也缺乏兴致。他们买来大量的廉价食物，储存在橱柜和地窖里，却不能也不肯将它们弄得有滋有味。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战术：充足但劣质的食物，每日三次对我们的胃口发动攻击，让我们疲于应付，没有余暇去扩张自己的欲望。他们用行动申明一个原则：在这个家庭当中，食物是用来充饥的，绝不会提供任何附加形式的满足，更不会升级为一种享受。

也许就因为这个，我对“粮食”这个词格外敏感，总觉得有某种黑暗的、可怕的东西会从那堆细碎的笔画里面蹦出来——即使在宴席之上，即使在纵情恣欲的饕餮时光，口腹之中依旧饱含绝望。到了后来，这种难言的焦虑与有关父亲挨饿的想象被揉在了一起，每当从电视里或者大人们嘴里听到这两个噙满汁液的读音，我都会经受一阵既痛苦又甜蜜的刺激。

有一天晚上，母亲起夜的时候，去我和哥哥的卧室看了一眼，发现我没在床上。据她说，后来，她在厨房的木门背后找到了我，我圆瞪双眼，嘴唇和两腮沾满雪白的粉末，模样十分吓人。而我，只记得面粉入口的瞬间几乎让人窒息的充实感。唾液分泌急剧增加，潮水般地从舌根涌上来，我一边吞咽口水，一边感受在两颊之间流溢的、未经烟火驯化的纯粹麦香。一阵幸福的恐慌扼住了我的喉咙，让我差一点痛哭失声。

一般来说，一种病态行为越是荒谬，它的内在动机就越是顽固，越难克服。家里给橱柜上了锁，我就开始寻找替代物。后来，最让我垂涎的东西换成了新拆封的肥皂。每一回，我都要先把弄一阵，尽情享用滑腻的脂膏质地带来的快感，再用指甲抠一小块下来，捻搓成一颗柔软的、油乎乎的小球，最后才会放进嘴里。一种美妙的餍足感贯穿了整个过程，除了最后一步：肥皂的味道并不好。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改掉这个毛病的，只记得因幻想而生的羞耻和忧虑：我想象自己死于慢性中毒，正躺在解剖台上，一把雪亮的手术刀灵巧地划开了我的肚皮。盘曲的肠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里面塞满了性状变得难以描述的化学品，就像搁在脸盆里的螃蟹，时不时地往外冒泡。

成年之后，或者说，在被卷进年龄的旋涡之后，我才明白，自己那时是在为父亲伸张某些从未得以伸张的怨诉。直到最近，我才懂得，后辈的成长总是包裹着先人的匮乏，那些没能说出的、没能实现的，那些硬生生地被憋进灵魂里的东西会代代传承。

2

父亲在炼钢厂的副业队上班，和另外几个像他一样寡言少语的人一起打理厂里的十亩沙壤地；地里种的是冬麦和啤酒花，产量非常惨淡。另外，父亲本人还负责喂养一头病恹恹的奶牛。由于母亲是一线工人，是在一千五百度的铁水上漂流的女英雄——在我看来，她的工作近乎特技——在不去学校的日子，我便由父亲照顾。多数时间，他都让我和奶牛待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像个保姆，它大概也有同感。

副业队的办公驻地是一个小院子，院里有一个压取式水井和两间平房，其中一间房归父亲使用。他总是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破破烂烂的旧折叠椅上抽烟，夏天的时候，他还会在水泥地上摆一个盛满凉水的搪瓷脸盆，里面泡着一条白毛巾。

因为没有地方搭简易牛棚，奶牛只能拴在院里的松木电线杆上，我就蹲在一旁玩抓石子、搧洋火皮，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和那头目光悲伤的动物对视。坚持不了一会儿，我就受不了了，只能把眼睛挪开——喝过毒药的苏格拉底一定也有着同样的目光。

只要转个身，我就会看见坐在门内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这副形象有某种经典性，仿佛被裱在一个古旧的木相框里。房门，小院像两个小小的几何模型，漂浮在宇宙的浩瀚中。套盒里的我们无声地比划着难以理解的手势。远处有狗在叫，更远处有火车隆隆驶过，朦朦胧胧、反反复复，除了一个水汽氤氲的梦境，它几乎不可能驶进别处。父亲时不时地踩熄烟头，弓下腰捞起毛巾拧干，慢吞吞地擦脸、脖子、腋窝、脊背，然后随手给毛巾过一下水，再拧干，站起身走到院里来给我擦汗。

当他把这块死鱼般的、臭烘烘的东西捂在我脸上的时候，我会拼命屏住呼吸，一旦松气，就会听见自己急促的鼻息像拉风箱似的把脑袋吹得呼呼直响。那是我们这样的生命所能制造的最大动静。

父亲不属于在编的正式职工，厂里甚至没有给他配发工作服。他是工人中的农民，农民中的工人，从头到脚都体现出这种模糊性。一双脏得发黑的白球鞋，一件皱巴巴的、说不出颜色的旧西装，下身有时穿着沾了几块油污的灰色牛仔裤，有时穿着用母亲的旧工装裤改成的肥大的蓝裤子，但总是不合身的，而且总是和上衣不相配的。

人的仪表并不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态度。说到底，衣物就是个牢笼，是最小最贴身的环境，人以之为手段，处置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选择的不是美与丑，而是开与闭，是防守与出击。以此为界，把自己封存在一个得到普遍认定的身份里，常常是现实的需要。

有一个时期，父亲的穿着是十分讲究的。他有一套面料很好的黑色西服，一定要熨过才会穿。穿上它，他会不自觉地挺直身子，在站定的时候，也不像后来那样将双手在身前攥在一起，而是习惯用一只手插着腰，让敞开的衣摆像船帆一样高高扬起。他有几个常来常往的朋友，都是他的老乡。他们总在外面碰头，也常来家里做客。这帮人言辞粗鄙，但不期而遇的时候，也会像电视上的外交官一样彬彬有礼地握手交谈。母亲当然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太过肆无忌惮，每次都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她还得给他们端茶送水。我喜欢在一旁听他们讲话，他们说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一半，就觉得有种狎昵的热乎劲儿，又好笑，又迷人。

母亲来自陕南，父亲来自苏北，他们像两朵身不由己的浮云，被西风与不尽如人意的机缘撮合在一起，在干旱的边疆地区下了两颗豆大的雨点——我跟哥哥从落地之初就饥渴难耐。小的时候，两种口音和两块故乡的版图曾短暂争夺过我的舌头。父亲很快败北，早早撤出了阵地，不是因为母亲的强势或是我的偏颇，仅仅是由于语言的媚骨。所有在岔路口徘徊的声与韵，最终都向着更多的耳朵奔涌而去。我无法学习一门只能与一个对象交谈的方言，即使它意味着我的一半来源。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背叛。

母亲是随着外公外婆以及五位和她年纪悬殊的兄长一起西迁的。这片种不出稻谷的沙窝里盛产孩子和水果。我母亲的家族用二三十年开枝散叶，添了数十名年轻成员，靠着生育本能创建了一个面黄肌瘦的望族，一个从行李箱里长出来的小社会。表哥表姐们构成了我生活的底层，作为背景性的人潮，虽然规模很小，但足以淹没我；另外一半世界无论多么宏大，也只能隔着他们，浮光掠影地从外围奔流而过。

单凭亲族关系不可能筑起这道看不见的堤坝——血缘的作用总被高估，始终和我们若即若离的父亲就很能说明问题。可以肯定，是方言将我的生命一分为二——它是一种秘密契约，比风俗更为深刻，也更为隐晦。我从来都不知道契约的内容是什么，自然无法更改，也无法违背。我只能猜测，它的条款关乎我之为“我”。但可能，这只是我的臆想。说到底，契约未必非得落在条款上，条款是文字的产物。方言虽未抛弃文字，却一直在调戏文字，在方言面前，读音偏移了，文字失真了，意义不是鸠占鹊巢，就是流离失所。

我不敢设想，我的某个亲戚和某个同学正好相识，而他们此刻又并肩坐在我面前。这种可能性对我是个巨大的威胁。方言和普通话的撕扯，会叫我失去口才、幽默感，以及与人亲密的能力。这两种语言环境是无法融合的。在同学面前，我和亲戚用方言交谈，只会显得笨拙、滑稽；在亲戚面前，我和同学用普通话交谈，就连最私人的对话，也会充溢着矫饰的气息。更有甚者，他们会发现我的致命软肋：无论我说什么，总是说得不地道、不彻底、不伦不类。

前些年，我回家探亲，一位长我二十岁的表兄称赞了我的“不忘本”，他说我“在外面这么些年，都没忘了家乡话”。可他倒忘了，此刻，我们谈论的家乡是一个“二手家乡”。尽管在这里，我们窝在由几十根舌头驱动的一小片语言飞地上，以主人自居，但我们的“家乡话”其实只是一个漂泊了几千公里的旅人，甚至只是一个流浪汉。它只适合叙旧，只适合用来召唤往日的幽灵。在异乡的故乡——多么拗口啊——方言与人情保护了我们，但也阻断了“现时”的到来，让一切正在发生的、一切有待分说的，都只能悲剧性地滑向沉默。

我们在一种语言中越亲近，便是在另一种语言中越疏远，我们没有真正交谈。

对我来说，方言把我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实验室环境，一个真空。我们一本正经地说着的，很有可能是，甚至必定是一个变种方言。它的似是而非，让我们显得面目可疑，来路不明；让我们磕磕绊绊，几乎患上了口疾；让我们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拉家常中，对语言丧失了一切热情与信心，只能营造一种莫名其妙的欢快气氛，以求彼此敷衍。被这条畸形根牵连着，某些时刻，一切成长都会失效，果实重新变得青涩，花朵又被收回花苞——只要一说“家乡话”，我就又成了一个孩子，又成了那个最小的弟弟。

父亲在本地没有家人，即使在哥哥和我相继出生之后，似乎也是如此。在我们中间，他的话越来越少。也许是因为，他的骄傲或他的矜持不允许他在我们面前扮演外来者和流亡者的角色；也许是因为，他凭经验预计，一种异样的口音若是不能被人习惯，就只会招来嘲笑。

孑然一身的父亲对他的几乎走投无路的乡音，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愫。一方面，他不说话，仿佛想将它永远留在嘴里；另一方面，他总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仿佛想用酒将它彻底清洗。

众所周知，那些沉默寡言的人，一旦爱上喝酒，就会爱到痴迷的程度，他们渴望失控，想以此释放被压抑的语言。正是在“被压抑”这一点上，“家乡话”和“心里话”取得了痛苦的一致性。而从痛苦（ku）到痛快（kui），所差的只是“爱（i）”，也可以说，所差的只是酒。酒和爱都使人忘形。这种状态颇具辩证色彩：在丧失自我和寻回自我之间，在胡言乱语和真诚坦率之间，有一种悖论式的、玄而又玄的对等。正因如此，酒天然地能使人树敌，当然，也能助人交友，有时还能制造亦敌亦友的微妙张力。甚至可以说，酒或许是最重要的哲学课题，可惜没有人能清醒地投入这项研究。

父亲在酒桌上结识了他的几个老乡。这说明命运从不排斥象征和隐喻。酒是洪水，舌头就是方舟，推杯换盏之后的闲谈时间，第一个句子就像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在桌面上空盘旋，发出一种仪式性的邀约，或是一种挑衅式的逗引，于是，舱门打开了，幸免于难的言语鱼贯而出，尽管略显犹疑，尽管被沉默围困了太久，难免腿脚酸软、磕磕绊绊，尽管难免词不达意，但仍旧笨拙地在昏黄的灯光下欢舞，和呛人的烟雾一起升腾弥漫，充溢了整间屋子。

在那一两个年头里，这一幕不断重复上演，而父亲在之前从来没有，在之后也再没有如此健谈过。

3

对于家庭的历史，我只有印象，没有知识；换句话说，作为亲历者，我有感受，却缺乏思考。我并不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父亲有一天离开了。我和哥哥还照常生活，我们以为母亲与我们一样，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困扰，但如果我们思考，就不会这样以为。

父亲走的时候是夏天。几个月之后，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们在漆黑的地窖里发现了蘑菇。那是一个神话中的情节，有关穷人的冒险，有关平凡的幸福，有关上天的恩赐。这说明，除了土豆、白菜、潮湿的泥土和永恒的夜晚，飘散着霉腐气味的地下世界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内涵，甚至可能暗藏着救赎的道路。为了稍稍撼动我们单调且顽固的饮食结构，一位天使纡尊降贵，在宇宙中最乏善可陈的洞穴里，在蚯蚓和蝼蛄的见证下，施行了奇迹。只要父亲还在，这种事就不会发生，这是只能给予妇孺的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