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女作家

一

1996年，夏天快结束时，我接到命令，调查女作家被杀案。

六点半，我在家吃饭，摩托罗拉汉显传呼机响个不停。我反射性跳起。妻埋怨说，回家也不消停。我是刑警，案件就是时间表。我飞快瞄了眼传呼机上的内容，丢下饭碗，穿好警服，去总队报到。人在半路，传呼又来了，让直接去现场集合。

天气闷热，傍晚霞光逐渐退却，离得很远，就看到闪烁的警灯，围聚的人群，蒙着光晕，仿佛涂抹着一层古怪的红釉。同事们说，他们拉了四条警戒线，才保证了现场原貌。楼道口有一汪水，泛着锈味，里面泡着几片早熟腐烂的青黑色梧桐叶。昨晚下了场大雨，依然没有凉爽之意，不能阻挡血腥味从楼上飘下。技侦和法医的几位同志现场取证，寻找检验痕迹。我仰着脸，看了看那栋单元楼，正想顶上前，迎面“咚咚”蹦下个穿白大褂，拿着照相机的瘦高法医，他跳过水洼，蹲在楼门口冬青丛边小口地呕吐着。

桑树上的蝉拼命嘶喊，最后的晚霞流淌尽了力气。人群骚动，潮水般散开，又泡沫似的围拢，昏黄路灯下，照亮着一群大大小小的，闪着光的“眼镜”，好像深海跳舞的银鱼。上海虹口区凉城新村，住的大都是复旦和上海大学老师。知识分子都好事，又怕事，更何况，女作家生前又有名。

总队的吴大队长分局的张局，刑侦支队的杨队长等领导，都赶到了现场，沉着脸不说话。家属被隔离在屋外，哭得瘫软。技侦老刘和小季小心地在女作家侄女破碎的眼镜片上，提取了一枚指纹。客厅橱门也有。后来复勘，又在卧室找到一枚更清晰的指纹。老刘又找到带血的白袜，也放进证物袋。我穿上门口准备的白色塑料鞋套，慢慢溜了进去。

都是血。三室一厅的房子，喷溅得到处都是，墙壁，电视机，书桌，还有天花板。受害人有两名，女作家和她的侄女，分别趴在西屋和客厅。茶几上还放着黄色水杯，也粘了两滴血。我用手背试了试杯壁，里面有水，并不很凉。凶手手劲很大，凶器是女作家的菜刀，女作家被砍了十几刀，主动脉被砍断，动脉血压高，人的血会飙到天花板，呈现出放射喷溅状态，仿佛一朵邪魅的地狱之花……

脚下有点绊。凶案过去了几个小时，黏稠的血，有些黑硬，似乎扣着脚心，痒痒的。为了保持案发现场原貌，技侦特别小心，蒸笼般的房间，血腥味仿佛沸腾的海水，将人的身体都煮透了，窒息得令人流泪。吴队走上来，问我的看法。初步判断为谋财，家里翻动痕迹明显。门锁没有被撬，嫌疑人应是熟人，具体就不好说了，仇杀，情杀都有可能，谋财也可能是表象。吴队点头，说，老徐，基本同意你的看法，马上去市局开会，总队、支队、重案队的都来了，还有几个老顾问，几方面碰碰，出个方案。女作家影响大，可能会惊动国外媒体。

这么多人关注女作家？我说。

你认识女作家？吴队有些愕然。我说，就是仰慕，八十年代，我也写点歪诗。

吴队笑了，说，你那黑脸的德性，还是文学青年？

我说，年轻那会儿，谁没点激情，后来戒了，刑侦工作忙，整天和罪犯打交道，闲下来还要操心女儿学习，早没这闲扯淡的心了。

吴队指着我，说，要尊重文化，别总想着赚钱，送孩子出国。

我当然明白。这和案子没啥关系。中国要加入世贸，融入世界大潮，谁还关心舞文弄墨？女儿上高三，学习不好，几次模拟考，顶好能上大专。我和老婆都愁坏了，社会上还传着大学生可能不包分配了。读个大专再失业，不如高中毕业就想别的办法。老婆有个朋友是留学中介，说能把孩子办到欧洲读书，外国学历好拿，可我们都挣死工资，哪有那么多钱？

从市局出来，已是深夜。“825”专案组成立，案情分析会上，几路人马汇总情况，理清思路，烟屁股丢了一地。我用路边电话亭给家里回了电话，让她们早休息。领导让我们兵分四路。我靠着市局办公室的躺椅迷糊了两个小时，然后带人排查女作家在上海的关系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和文人。我们半夜过去，他们当然紧张。听到简单介绍，有的失声痛哭，有的麻木惶恐。也有人呈现出兴奋神情，跃跃欲试地说，女作家有海外关系，是不是有境外势力干涉？是职业杀手，还是欧美间谍干的？

办案有纪律。我们含糊地说，具体情况，后面会有通报，不方便多说。文人的想象力真丰富。这年头谁把作家当回事？海外关系是好事，马上跨世纪了，我巴不得多几个海外亲戚，把孩子搞出去。

访查四五家，天就大亮了，没啥收获。我们回警队宿舍准备休息几个小时。我强撑着，又去路边摊买了油条大饼和豆浆。回来后，警员们东倒西歪，睡得昏天黑地。刑警是辛苦活儿，有了案子，就要没白没黑地压上去。

我此刻也没睡意，索性吃了几口油条，坐在总队院里的小凉亭下，抽着烟，看着深夏清晨醒来的上海。早上出任务的同事们此刻已出发了。总队的院子清静，花木繁多，外面的马路上车水马龙，工地上“乒乒乓乓”的噪声，扰得人烦躁。又有几座高楼拔地而起。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在忙着讨生活。天气晴朗，带着点晦暗，鳞片状的云，贴在天边，一群灰白鸽子翅膀之间，鲜红的太阳，渐次染红了周围的天幕。

有点反胃，又想起了凶案现场。刑警见多了横死与暴力，心理总有点扭曲。女作家没多少钱，偌大名气，家里布置寒碜，没啥高档家具，只不过书多，还有草编、布偶类小玩意儿。和家属确认过，丢了两千元人民币和几百美元，还有些零散首饰。凶手真贪婪，也笨得可以，一块旧手表要偷走，几十块钱的仿银手链要搜走，连女作家侄女的外国邮票，也捎带打包，也不怕暴露，可见也是怂贼。

有的小区居民认为是民工干的。女作家在上海多年，还是“土包子”。女儿在美国定居，她却要回来住。回来罢了，还弄了一群老乡，在小区窜来窜去。听说她还要在小区买间房，帮着来上海找工作的老乡落脚。家乡发了洪水，她也要搞国际募捐。根据死者好友反映，死者豪爽热情，喜欢接待老乡和学生，但对让陌生人进家，一般比较谨慎。一个花白头发的本地大妈，气咻咻地说，一群老家的人，天天流窜家里，早晚要出事情的。

我不以为然。老家人就一定会偷东西杀人？我虽然出生在上海，可父亲那一辈也是从安徽逃难来的，说起来和女作家也是半个老乡。

一支烟燃尽，我眯着眼，有些困意。有些情况没和吴队说。上警校之前，我一点也不想当警察。我最喜欢语文，想当个作家或诗人。那时的年轻人，一半以上都想当作家。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女作家，甚至有些崇拜她，她有个性，但不是叛徒。她爱祖国，在外国也不说中国坏话，在国外住着，也要跑回来。我要是她，肯定留在女儿身边享福。

我和女作家没什么交往，只见过几次。九十年代，她的创作量还很大，但影响力已然衰微。更年轻的读者，很少爱读她的东西。最后一次见她，是去年的公开颁奖典礼。她上台发言，本来按程序，她讲几句客套话即可。她刚讲了几句，就开始抨击相关领导对她的不公平，挨个点名，滔滔不绝，台下一时大乱。女主持人窘得要哭，前排领导纷乱躲避，左奔右突，场面滑稽。她的性格没变，还是咄咄逼人，毫不留情。可人们的反应变了。无人阻止，也无人为她鼓掌。很多人用看疯子的眼神，冷冷瞅着她。这也许“不合时宜”吧。偌大舞台，她独自表演，无人喝彩。她孤零零地立着，苍老的面容，虽是倔强的，但在刺目的灯光下，也显出了衰败的落寞。她就像老去的豹，爪牙犹利，但郁郁葱葱的山林，已没了她的用武之地。

她一生都活在“传奇”里。这样一个女作家，人生如此收场，也实在是“传奇”。这便是人生无常吧。谁是杀她的凶手？凶手难道就是图财？

二

没错，是我。我杀了那个有名的老女人。

爷爷总唠叨那个学生，他带过的女学生，也是最优秀的学生。

几十年的烂谷子陈芝麻，爷爷还记得清楚。那时爷爷是班主任，也是中学教导主任，学校里有个黝黑健壮的女生，短发，戴着圆眼镜，讲话滔滔不绝，有大批判气势;爷爷发现了她，让她参加市里的演讲比赛，出头露面。女孩眼里有两把刀哩，爷爷喜欢摇晃着脑袋，挠着头皮，讲着这些事。他每次都有点得意，眼里也闪着光，好像那女人是他亲闺女。

几个姑姑不争气，没考上大学，老爹上了师范，不过也就是中学教师，我更差劲，上了“野鸡中专”，教师乱七八糟，学校说是学中医，其实就是让我们按脚丫，毕业也不管分配。相比那个成功的女人，我就是彻底的失败者。

我这辈子，惨透了，写下来，肯定是一个感人的小说。可我不会编故事骗人，我没这个本事。妈的，就像那个女人，虽然也遭了罪，但这辈子风风光光的，到哪里都是“人尖子”。她读书时学习好，考上重点大学，受学校赏识;嘴巴又厉害，找了个丈夫也是帅哥。当年她是“小钢炮”，受到大人物青睐，在大上海工作，就是离了婚，被批判，也找了个帅气的诗人。诗人还为她自杀。赶上改革开放，“小钢炮”又成了“文艺先锋”，万众瞩目，虽然听爷爷说，有领导批判她，但她还是出了很多小说，书都被翻译到国外，拿美元哩，生个女儿也牛，听说是在美国读博士。

我们县上那些人才是真苦。爷爷所在中学的一个老师，老牌师范本科，但最后呢？在乡下讨了个不识字婆娘，种了一辈子菜。我遇到他在卖菜，脸上皱纹对垒，吓人，谁也想不到，这么个怂人还是大学生。

都说她在“苦难中成长”，苦个屁，她是蘸着别人的血，走自己辉煌的路。

苦难也分等级。高人一等的苦难，是最动人的好戏，有眼泪，掌声，还有钱，我们这些庸人的苦难，那叫“惨怂”，是冗长的坏戏，好人看着也要打哈欠。

我也不想当失败者，是亲戚害了我。

我小时候，最崇拜英雄。我喜欢董存瑞，也为黄继光流下热泪。大了点，我迷上港台录像，最爱周润发演的“小马哥”。发仔用美元点烟的动作太帅了。“古惑仔”上映，我迷上“浩南哥”郑伊健，砍人的姿势帅得一塌糊涂，“大天二”也酷，好几个靓妞死心塌地陪着他。说起来，上班后，我还是最佩服李嘉诚。那是真正的富豪。这个时代，有钱就是成功，有名，有地位，有好房子好吃的，就有一切。

初中那会儿，我也想上进。我跟着爷爷，他对我非常关心，我的成绩在班里排十几名。我曾有过些美丽的梦。我想考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读研究生，然后留在大上海，当一名体面的大学教师……然而，弟弟也被打发到了爷爷那里。弟弟比我帅，学习比我好，爷爷的兴趣很快转移到了弟弟身上，对我日渐冷淡。所谓“望子成龙”，也要分什么子，弟弟是“龙子”，我只是“虫子”。我的成绩不断下滑，无可救药。我原本有个要好的女同学，也因我学习差，被家人阻止和我来往。我永远不能忘记春天那个夜晚。小丽约我在学校操场见面。月亮是惨黄色的，像一块发霉的黄油蛋糕。我站在白杨树下，听着柔风吹着树叶作响，想着小丽那双蜻蜓般迷人的大眼睛，感到莫名心跳加速。小丽来到树下，在离我很远的地方站定，喊了声，小峰，不要再见面了！我追问她为什么。她哭着跑了。她跑得那么快，好像怕我有传染病，她的脚步声，就是一只只坚硬冰冷的锥子，扎得我的心直冒血！

人啊，人！为什么这么冷酷？难道人就因为一张试卷被分成三六九等？

我没钱，没背景，学习怂，长得也不帅，二十多岁时，我甚至开始谢顶。可我也曾是个高傲的人。我有的，只是一颗敏感的，不屈服于命运的心。

可这些有什么用？

更大打击还在后面。我后来勉强上了中专，老师不正经上课，把我们当成免费劳力，让我们到中医院当杂役。我咬牙坚持，认真学习技术，想毕业后开按摩馆。人都喜欢享受，我的技术不错，也自学了很多中医知识，肯定可以把按摩馆开得红红火火，挣钱后衣锦还乡，让瞧不起我的人大跌眼镜。开店需要本钱，我向父母和爷爷说，借他们的，生意好了，肯定还。他们嘲笑我，说我这样的怂包，干啥啥不行，不肯借我。

姑姑说给我安排工作，但也只是说说，最后作罢了。父母也对我漠不关心，好像我的存在是多余的，遭人嫌弃。我在中专谈了女友，要结婚，没钱。他们都躲开我，生怕我借钱。我狠下心，去学了厨师。不是吹牛，我在药膳方面有一手。学中医那点聪明劲，都用到这上面了。我做的养生鸡汤，爷爷喝了都说好。在老家当厨师，肯定不行，地方太小，不能施展才华。再说，这里也没人借给我钱。我想开饭店，开姜汁加工厂，都被家人否定掉了。他们躲着我，都是怕我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