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大体与细节

收稿日期：2023－10－07

作者简介：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摘  要： 治史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所以既要把握大体，以免零碎，又须考究细节，以防空洞，使得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成败及其学术研究的枢纽性关键所在，据此可以认识与把握和抗战相关的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要想坐实这一大体，应当放眼读书，梳理各种史料的多数之汇集，对相关人事具有了解与同情，将概念演变还原为事实衍化，呈现具体历史进程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进而深入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渊源流变及其内外因缘。

关键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研究；大体；细节

一、问题的提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成败及其学术研究的枢纽性关键问题，以此为中轴，可以提纲挈领地解读统一战线的来龙去脉、全面抗战的领导权、根据地的形成演变及其与解放区的联系及分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建设、国共对立的历史性力量转换、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关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按理说，如此关键的问题早就应该解读透彻，剩意无多。然而事实却不尽然。伴随着相关研究脱虚向实，那些具有枢纽性的重大问题常常被视为仅有理论意义不具实证价值的空疏议论，束之高阁，不敢或不愿触碰，即使有意为之，也不知如何才能说出新意，具体征实。因而不看作是实在的历史问题，而当成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重大问题的悬而未决、模棱两可或聚讼纷纭，严重制约着具体研究的进展及其水准的提升。在一段时期内搁置见仁见智的论争，分头进行求实近真的具体研究，确有必要。而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应该而且可能据以重新检讨各种连带的重大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入交互进行、相辅相成的良性发展轨道。

机缘巧合，几年前借由一次学术活动，欲将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渊源流变及其异同略加探讨，最初只是打算撰写若干单篇论文，不料一下手就发现事情远非预想的那样简单，许多现成的说法与文献呈现出来的实情若即若离，甚至大相径庭，连基本的概念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能笼统地集于一线。于是顺藤摸瓜，逐一梳理，结果浮出水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写出来的文字不断膨胀。即便已经达到一本新的专书的规模，仍有不少可以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尤其是主干之下的各种枝蔓，以及总体之下的种种细节。不过自觉大体已备，方向已明，有意者不难后续递进，所以准备做一收束总结，以便腾出手来致力于其他方面。

近十几年来，研究的重心放在重写大历史系列之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为其中抗战系列的专书之一。新题目上手之初，研究者主要担心材料不足，难以成说立论，而耙梳一过的结果，却每每面临材料太多不易驾驭的难题。多数情况下，能否写得出与写得好，主要是要看相关知识是否足够，如果前后左右茫然不见，就只能对着直接文本悬想，材料再多，也无法胸有成竹，下笔千言，心中无数，始终忐忑不安。历史研究需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历史上的所有人事，无不相关，只是牵连的程度有别，必须紧扣主题，并依据相关度确定外联。所以意境往往看似在主题之外，却为特定的专题研究所不可或缺。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大体与细节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把握。研究历史，不能先有预设，而要通观所有材料史籍，对史事的渊源流变大体把握，然后可以深究具体。所谓非碎无以立通，一是历史上的人事均为单体，若只求大同不顾小异，则无所谓分别，无分别则无联系，没有普遍联系就没有历史，更没有规律可言。二是“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6页。陈寅恪甚至表示：“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2页。 历史研究不能为逼真而失真，只要若干史事的认识有违实情，就无法贯通，所以不够准确，自然就不可能如实。典型事例如清代制度，以清季受日本主导的中央地方观念架构，大概也能覆盖安放，可是总有一些例外，令人难以心安，如倚郭县官员属京察而非大计，分省不设学校学额，直省地位的模棱两属与前后演化等等。这些例外表明中央与地方的外来架构与清代制度的本相不合。改用本来的内外官制，则可以贯通无碍。此事受到日本影响的晚清官场要员也每每感到困惑，局限于固有知识的今人不解，亦在情理之中。经人点出，理应豁然开朗，不必执念过甚。三是以教科书或一般通史的架构为先验预设，如陈寅恪批评以往新派留学生的文化史研究“失之诬”，因为其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46页。

研究历史，细节固然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细节就不成其为历史，然而决不能一味局限于具体而不顾大体。相反，由于治史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所以首先应该着眼于大体。一则窄而深的打洞式钻研，容易失之于偏，以致看朱成碧。二则只看具体而不知前后左右，无法恰当还原时空位置，求真变成自洽，局部的逼真反而导致整体的失实，近真的努力结果却南辕北辙。三则不知所研究具体的整体联系，不能显现其价值和意义。四则大体不备，再多的具体也是一地散钱，不能联系成串，展现历史的来龙去脉和整体状态过程。五则如果大体本身存在错误，具体研究必然无法如实，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琐碎拼凑起来，既不能准确，更无法贯通。

历史的大体多是枢纽性的大问题，往往延续的时间较长，牵扯的范围较广，老辈学人主张读完书再做学问，正是鉴于如果不能大处着眼，就容易雾里看花，水中捞月，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所谓大处着眼，不是生搬硬套理论架构，再悬问题以觅材料，而是从读书中发现问题，并且使其前后左右的联系逐渐浮现出来，然后小处着手，逐一坐实。大体之事，说出个大概似乎不难，但落到实处却不容易，这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大概似乎对”，却不一定就是。大问题分解开来看，其中又包含若干主干性的关键问题，必须将这些主干性问题逐个探究清楚，才能把握大体。有时越是局限拘泥于局部，就越是不识大体。而诸多的不是累积在一起，势必导致全局性的似是而非，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整体而言，抗日战争研究应该首先抓住并把握大体，大体不明，只是在既定架构下一味枝枝节节，则整体而言很难有所进展。不过，大体并非笼统，整体之下的每个重大问题也要先弄清楚，才能提纲挈领。时下抗战研究明显的偏颇，正是一方面大体依然如故，鲜有涉足者，即使偶有触碰，也多是各说各话，另一方面普遍多向具体史事用力，看似由虚向实，可是大体不明，具体研究有时非但不能推进整体，连自身定位也捉摸不定，或是类型化的重复性个案堆叠（不是案例本身不能见异，而是研究者不知不觉间只会求同），或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个案研究越多，整体认识反而越是分歧模糊。全面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就是愈治愈棼的一个显例。

研究历史，大体与细节一体两面，理应相辅相成，若是出现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的情形，则是没有把握好二者的关系。治史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注重细节的意义在于，没有细节就不能如实近真，而且容易失真。历史研究中讲究细节极其重要，因为：一、大体的确立，要建立在细节之上，并且能够贯通所有细节，而细节不能脱离大体，要明确具体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深究具体细节之于大体的意义。二、积极方面，讲究细节，才能坐实大体；消极方面，细节的例外，对于大体可能构成挑战。三、细节掌控能力不足者不宜于治史。治史的基础训练重要的一环就是提升捕捉、琢磨和把握细节的能力，过不了这一关，研究历史往往流于天马行空。由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以及社会发展史与一般历史的混淆，历史教学在这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偏蔽。历史学界业内缺乏治史的基本技能，或者说现有的史学技能多少有些误入歧途，并非个别现象，成为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历史重在细节，没有细节，就不成其为历史，细节不合，大体可能会出现偏差。细节与大体不合，虽然有可能是细节的认定存在问题，更多的情况下却是大体的认识不当。所以历史的细节不能简单地按照常理进行推论。例如1944年底至1945年，大后方普遍已经知道抗战还剩下最后一年，因而满打满算全面抗战前后一共将持续八年。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经由苏联来华，声称：“中国抗战第八年，将为日本在中国、在亚洲及太平洋上侵略的最后一年。”有了美国人的保证，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敢于宣告：“世界战局大势所趋，这个决战阶段，就是敌人总崩溃的一年。”吴秘书长铁城：《艰苦奋斗争取最后胜利》（1944年7月7日），《中央党务公报》第6卷第14期，1944年，第9页。 因鄂湘桂战役正面战场一溃千里而万分沮丧的蒋介石由此重拾信心，于1944年双十国庆日向全国军民播讲：“我们神圣抗战已经七年有余，现在最后胜利已经摆在面前，我们具有充份的信心，相信今后的一年，是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一年，也是我们完成革命最后奋斗的一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82页。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要员不断做出最后获胜的时间预判，都旨在鼓舞士气，这一次有了反法西斯阵营整体获胜的保证，也是成算在手。而坚持自我为主的共产党方面，鉴于之前的一次预判失误造成不良影响，仍然在为战事可能延续一两年而做足准备。所以，看似天方夜谭的抗战结束前的八年抗战还剩最后一年说，在一定场景下并非绝无可能。

然而，研究历史若是一味拘泥执着于细微末节，也有显而易见的局限。其一，但有细节，不识大体，容易似是而非，被表象所蒙蔽，看似相当逼真，其实或多或少有些失实。全面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的作战，以武汉弃守之前最为积极，而失败最惨的为1944年鄂湘桂大溃退。一时间蒋介石遭受中外各方的巨大压力。然而不无诡异的是，第一阶段很少表彰英雄，后一时期却不断封神。如果说前者还有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希望引起国际干预，不想更多刺激日方，可以理解，那么鄂湘桂千里大溃败反而涌现诸多战神，岂不荒唐？识者早已指出蒋介石造神背后，有其政治考量。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除了具体的前因，从更深层更广泛的背景着眼，蒋介石是为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关于抗战主导权和中国之命运的话语权，向国民及国际社会展示自己依然掌控局势的能量，而不惜作伪造假。全盘接受国民党方面的说词，与战况实态适成反对。

其二，只有细枝末节，如同一地散钱，不能成串，无法构成历史。姚明达在清华研究院时，曾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王国维，自认为其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前522）、二十四年（前518）、三十一年（前511）之语，而断为七年（前535）或十年（前532）。王国维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姚明达：《哀余断忆之一》，《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合刊，1927年，第432页。 既然事分大小，在擅长考证的王国维眼中，就有值与不值的分别。尽管所有细节都有其研究价值，不过也有轻重之别。凡事不分轻重主次，就无法做出恰当选择。

其三，治史本来是构件不全的拼图，若有识一字成活一片的效果，自然应当全力以赴，若是四周皆备，已然成形，却非要填补空白，固然仍有其价值，但也不免可有可无之嫌。

其四，人生苦短，学海无涯，要合理配置时间精力。如能全局在胸，整体规划，又兴之所至，随时转移，当尽可能优先解决主要问题，所以不得不有所取舍，以免抱憾。

要想既把握整体又能够坐实，就要在大体与细节之间掌握一定的度以求得平衡。既要避免枝枝节节的细碎化，又要防止照搬套用的空洞化，详略适当，轻重得宜，勿以执念过甚而自诩为精研，勿以云山雾罩而架空虚玄，掌握大体与细节的适度，使得碎与通相得益彰。

二、了解与同情

历史研究的取法与材料的多少详略真伪息息相关，以同情与否作为解读深浅的准则，有两种情况较为常见：材料不足征时，同情以求了解，若是材料极大丰富，则了解以求同情。前者可谓由大体而推及片断，后者则是拼组多数构件以见全貌而揭示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