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权与州权的平衡：约翰·马歇尔对州治安权的阐释及其运用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5.0009

收稿日期：2023－09－07

作者简介：郭巧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史、美国最高法院史。

①  Joseph J.Ellis，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New York：Alfred A.Knopf，2000，p.47.

②  学界公认的马歇尔判决过的最为知名的三大案件，即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19年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和1824年的吉本斯诉奥格登案，是其引用率最高的案件，而其中后两起案件都是有关联邦权和州权的案件。参见Frank B.Cross and James F.Spriggs，“The Most Important （and Best） Supreme Court Opinions and Justices，” Emory Law Journal，Vol.60（2010），p.432.关于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参见Richard E.Ellis，Aggressive Nationalism： McCulloch v.Maryland and the Foundation of Federal Authority in the Young Republic，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强世功：《联邦主权和州主权的迷思——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中的政治修辞及其法律陷阱》，《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郭巧华：《约翰·马歇尔与“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关于吉本斯诉奥格登案，参见Thomas H.Cox，Gibbons v.Ogden，Law，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Republic，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2009;Herbert A.Johnson，Gibbons v.Ogden： John Marshall，Steamboats，and the Commerce Clause，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0.

③  参见Charles F.Hobson，The Great Chief Justice： John Marshall and the Rule of Law，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Clyde H.Ray，John Marshalls Constitutionalis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9.

摘  要： 约翰·马歇尔是美国第四任首席大法官。在早期美国州权主义强势、政党纷争不已的背景下，他带领最高法院的同仁，通过对宪法文本的阐释，极大地加强了联邦权，削弱了州权，引发了州权主义者的猛烈批评。不过，马歇尔并非积极的国家主义者，他在相关案件中对州治安权的阐释及其案例判决表明，马歇尔及这一时期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各州在其治安权的管辖范围内，依然行使着州内治理等大量政府功能，应该予以肯定和支持。实际上，联邦保有宪法列举的必要且至上的权力，而各州保留剩余的权力，联邦权与州权平衡互动，这不仅是制宪精英们的意图，也是现实的需求。

关键词： 美国最高法院；约翰·马歇尔；州治安权；联邦权

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是美国第四任首席大法官，在其长达35年（1801—1835）的任期内，基本上主导了这一时期联邦最高法院的重要判决，成为早期最高法院的核心人物。在州权主义盛行、联邦权威有限与国家“命运飘忽不定”的特殊时期，①他带领最高法院的同仁，在一系列重要的宪法案件中，通过对宪法文本的阐释，不仅重塑了最高法院的角色和地位，而且对美国内战前相当棘手的联邦和州的关系进行了界定，将其联邦主义思想融入一个个具体的判决之中，极大地提升了联邦权。马歇尔重要的宪法判决，大都集中在处理联邦和州的关系上，对此学界和政界也高度重视，加之后世最高法院对相关判例的高引用率，②进一步促进了学界对马歇尔联邦主义思想及其相关案例的研究。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界却极少涉猎马歇尔有关州治安权的相关案例。即使偶有提及，如1830年的普罗维登斯银行诉比林斯案和1833年的巴伦诉巴尔的摩案等，也不被看作马歇尔判决过的重要宪法案件。不仅如此，一些学者还将这些案件的判决看作是最高法院内部不团结、州权势力上涨，以至于马歇尔领导权下降而不得不做出妥协的结果。参见Lisa Marie Seeley，Leadership Waning： John Marshall，Barron v.Baltimore，and the Decline of Justice Marshalls Social Power and Influence，PhD Dissertation，Dallas Baptist University，2012；任东来等：《民众为何支持：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97-99页。由于巴伦诉巴尔的摩案直接关乎《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适用问题及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阐释问题，学界虽从司法审查、联邦权和权利来源等多个角度予以阐释，参见Scott Douglas Gerber，To Secure These Right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Brendan J.Doherty，“Interpreting the Bill of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Federalism： Barron v.City of Baltimore，”Journal of Supreme Court History，Vol.32，Issue 3，2007;William Davenport Mercer，Locating Liberties： Barron v.Baltimore and the Role of Right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Florida，2011.但观点各异。有鉴于此，笔者主要从州治安权的角度，以马歇尔判决过的重要宪法案件为中心，阐释马歇尔有关州治安权的观念。马歇尔有关州治安权的观念，主要体现在他判决过的相关案件之中，因此本文运用了较多相关案例对其予以阐释。尽管马歇尔极力加强联邦权，但他并非“积极的国家主义者”（Aggressive Nationalism），参见Richard E.Ellis，Aggressive Nationalism： McCulloch v.Maryland and the Foundation of Federal Authority in the Young Republic，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而是主张在宪法框架内联邦和州均衡发展，联邦保有宪法授予的必要且至上的权力，州在其治安权内享有宪法未授予联邦的权力，二者平衡发展。在马歇尔及其他大法官们看来，这不仅是制宪精英们的意图，也是现实之所需。

一、约翰·马歇尔和联邦权的上升

在美国内战前，联邦和州的关系一直是美国人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先有州后有联邦的既定事实，使得各州主权的概念深入人心。但以各州主权为中心的邦联体制问题重重，不仅无力应对派系之争和时局动荡，不能有效处理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各州为应对经济萧条，一再干涉个人自由和财产权，通过了发行纸币和债务豁免等破坏财产权的法律，使得精英阶层对邦联政府和州主权予以激烈批评。如纽约大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R.Livingston）就评论说，纽约议会“每天都在制造最臭名昭著的违背正义的法律”。George Dangerfield，Chancellor Robert R.Livingston of New York，1746-1813，New York： 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60，p.107.而软弱的邦联政府并不能有效地应对危机，“目前将我们聚拢在一起的那条脆弱的纽带很快便会断裂，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则将接踵而至”。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ed.，The Writings George Washington，1782-1785，Vol.10，New York： Press of G.P.Putnams Sons，1891，p.163.

事实上，大多数建国精英都承认，“邦联体制存在缺陷，并意识到进行一些实质性改变是适当的”。“To Thomas Jefferson from James Monroe，12 July 1788，” in Julian P.Boyd，ed.，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Vol.13，March-October 1788，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pp.351-355，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01-13-02-0256，2022-03-1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得以召开。而这次会议之所以被视为美国历史演进的分水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当时正处于“战争的边缘，而这次会议是预防战争的唯一希望”。Max Farrand，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Vol.1，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11，p.26.会议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确立了联邦权力的来源问题，制宪精英们采用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对其予以处理，启用“人民”在美国早期的政治话语中，“人民”是一个核心词汇。建国精英们为“人民”勾画了两种相互联系而又存在很大差别的形象：作为一个道德整体的“人民”，乃是政治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而在现实政治世界中的“人民”则被视为“愚昧而轻率的大众”，并不具备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素质和能力。美国建国精英在思考和设计国家制度时，一方面利用抽象的“人民”名义来确立政治国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极力抑制和过滤普通民众的政治影响。参见李剑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建构》，《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这个现实而又抽象的政治概念，作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基础，以此转换州主权的性质，由邦联体制转换成为联邦体制。

不过，这一主权的转变并没有得到反对宪法的反联邦党人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各州才是主权之所在，遥远而易于集权的联邦政府不仅容易滥权，而且容易导致人民自治传统的丧失。除此之外，“合众国人民”还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人民主权是指各州内的人民主权，还是全国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尽管宪法对这些问题言辞模糊，但州的强势和联邦的软弱，都使得建国精英们“不得不求助于宪法”。R.Kent Newmyer，John Marshall and the Heroic Age of the Supreme Court，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267.而宪法对提升联邦权所起的巨大作用，则有赖于联邦最高法院在重要宪法案件中的阐释。作为美国早期联邦最高法院的核心人物，约翰·马歇尔对提升联邦权居功至伟。

1755年出生于弗吉尼亚的马歇尔，早年曾追随华盛顿参加大陆军的弗吉尼亚军团，对战争期间邦联政府的无能和各州的自行其是痛恨至极，尤其是1777年大陆军战败而不得不退出费城，在福吉谷面临缺衣少粮的严酷考验，使得马歇尔终生憎恨各州的地方主义和无能的邦联政府。正是独立战争期间的军旅生涯，使他形成了忠于一个有效联邦的信念，他在回忆录中宣称：“我坚信美利坚合众国是我的国家、国会是我的政府。我如此坚信这一点，以至于它们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John Stokes Adams，ed.，John Marshall： 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37，pp.9-10.

马歇尔对一个强有力联邦的向往和热爱，使他逐步形成了联邦主义的思想，这也是他就任首席大法官后，面对州权主义的强势，在重要宪法案件中不断为联邦权辩护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案件中，他启用宪法重要条款，对联邦权和州权的界限予以限定。其中，1819年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可谓是马歇尔经手过的最为重要的案件之一，也是最富有争议的判决。该案涉及的宪法争端是州对第二合众国银行征税的合宪性问题。由于在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授权国会成立合众国银行，因此自第一合众国银行成立起，其合宪性就一直受到质疑。

马歇尔起草了最高法院的一致决议，其中他将2/3的篇幅放在宪法和联邦的起源与性质问题上，系统阐述了人民主权和联邦至上的理论。他首先指出，“联邦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产生于人民，其权力由人民授予”。McCulloch v.Maryland，17 U.S.316，404-405 （1819）.按惯例，本条注释中的17 U.S.指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报告》（United States Reports）第17卷，316为第17卷中的起始页码，404-405为引文页码。以下所有引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报告》的注释都按此处理，即第一个页码为卷的起始页码，第二个及之后的页码都是引文页码。宪法虽然授予联邦政府有限的权力，但是在其权力范围内却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当州权与联邦权发生碰撞时，州权必须让位于联邦权。不仅如此，马歇尔还指出，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制定为执行……一切权力所必要与适当的法律”，这样高度概括性的语句，其本身就意味着需要对宪法文本进行宽泛的解释。在马歇尔看来，宪法是由全体人民制定的纲要性文件，必须从宽予以阐释，“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宪法”。McCulloch v.Maryland，17 U.S.316，407 （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