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还是失控：罗马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暴力问题探析

摘 要：  政治暴力是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被认为泛滥于各个政治领域，严重破坏了各项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使政治秩序陷入全面混乱，加速了共和国的衰亡。然而，对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的深入考察显示，暴力发生频率实际并不高，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选举秩序也未全然失控。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政治斗争舞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与分散了执政官选举领域的暴力冲突；执政官选举机构——百人团大会寡头色彩浓厚，军事性质突出，并在选举竞争中较少涉及施政纲领的争执，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暴力的发生。因此，尽管暴力现象常见于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之中，但是在具体领域呈现出的图景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关键词： 执政官选举；政治暴力；百人团大会；罗马共和国后期

作为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政治暴力几乎成为共和国政治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现象与话题。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谢尔文—怀特（A.N.Sherwin—White）所言，“讨论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而不涉及暴力问题几乎不可能”。①西塞罗（Cicero）、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ius）和阿庇安（Appian）等古代史家普遍认为，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一改早中期的美好和谐状态，到处都充斥着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②现代史家布兰特（P.A.Brunt）和芬利（M.I.Finely）等也持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在其他时候也存在的暴力活动，现在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了”。③在《共和时代罗马的暴力》一书中，林托特（A.Linttot）着重分析了政治暴力发生的历史和体制根源，批评古典史家过度美化了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图景，指出政治暴力在共和国后期呈全面泛滥态势，导致政治秩序混乱不堪，是共和国灭亡的重要因素。④然而，对于上述问题，尼普尔（W.Nipple）和格吕恩（E.S.Gruen）等学者的看法截然不同。尼普尔认为共和国后期大部分政治暴力可以与罗马传统的法律机制共存，批评林托特等人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是政治体系的危机导致了暴力”，“而非暴力导致了政治危机”。⑤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一书中，格吕恩则直接否认暴力在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中出现爆炸式增长，强调受立法与法庭领域暴力频发的影响，古史界形成了暴力充斥于政治生活各个层面的刻板印象。他坚称共和国后期政治依旧正常运作，并充满活力，政治暴力不应为共和国灭亡担负责任。

对于上述争论，泛泛而谈似乎无助于认识的深入。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最高军政领袖执政官的选举始终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与关键的内容之一。因此，对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层面的暴力现象的考察，可以揭示选举制度运作的具体状态，为回答上述争论提供具体支撑，增进对共和国政治生活复杂性与立体性的认识。基于此，本文试图系统梳理古典史料与近代学者通常所定性的执政官选举暴力事件，通过分类分析与量化考察，探索并呈现政治暴力在执政官选举领域的具体图景，指出政治暴力发生频率不高，破坏作用有限，并未过度干扰选举活动的正常开展；这一特殊图景的出现，源于共和国后期政治斗争具体领域尤其是立法会议的变化，起到了转移与分散政治暴力的客观效用，同时执政官选举机构——百人团大会的寡头基调、军事色彩与较少涉及政策争锋等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与规避了政治暴力。

一、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暴力爆发频仍？

“行政长官的选举是利用金钱，利用党派斗争，利用不正当的热忱，利用石头，甚至利用刀剑来取得的”，“在神庙中，在人民会议中，或在广场上常常有些保民官、大法官、执政官、这些职位的候选人、或其他显贵的人被杀害。不堪视听以及可耻地藐视法令和正义的暴行几乎经常发生”，“从此以后，廉耻心或法律，制度或国家对于暴行都失去了约束力”。基于阿庇安的上述描述，许多现代学者形成了下述认识，即共和国后期政治陷入全面失控状态，执政官选举领域概莫能外，已形同闹剧。譬如王以铸写道：“这时的选举没有一次不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的，受到政敌的武装威胁和人身伤害已经是家常便饭。”综合梳理古代史家与近现代史家对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暴力的记载与论断，公元前100年、前88年、前71年、前67年、前66年、前63年、前56年、前54年、前53与前52年等10个年度的执政官选举会议通常被认为受到了暴力干扰与扭曲。具体情况如下：

1.在公元前100年的执政官选举中，候选人梅密阿斯（C.Memmius）被格劳西亚（C.S.Glaucia）与萨图尔尼乌斯（A.Saturnius）派遣的暴徒杀死。

2.在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选举中，斯特拉波（G.C.Strabo）试图以市政官资历竞选执政官。苏尔皮西乌斯（Sulpicius Rufus）先使用合法途径反对，后采用武力手段阻挠。

3.在公元前71年的执政官选举被认为受到暴力威胁。

4.在公元前67年的执政官选举期间，据说发生了暴力与谋杀事件。

5.在公元前66年的执政官补选会议中，小苏拉（Faustus Sulla）被认为出于维护喀提林的利益而运用暴力威胁托尔夸图斯（L.M.Torquatus）。

6.在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选举中，喀提林被认为组建帮派，意在以武力干涉选举，而执政官西塞罗则针锋相对，穿上铠甲、组织贴身护卫队防范。

7.在公元前56年的执政官选举期间，候选人多米提乌斯（L.Domitius Ahenobarbus）遭到庞培党派人士攻击，随从人员一位被杀害，数位受伤。

8.公元前54年，小苏拉声称为防范选举暴力，将组建一支300人的私人护卫队。

9.公元前53年，暴力致使原应于上一年度7月份举行的会议，拖延至当年8月份方才举行。

10.公元前52年，执政官候选人米罗（T.P.Milo）在罗马城外杀死了副执政官（Praetor） 候选人克劳狄乌斯（P.Clodius）。

上述内容显示，共和国后期共计发生10次执政官选举暴力事件。这一数据似乎验证了该段时期执政官选举为暴力裹挟及选举秩序备受干扰的一般印象，也与阿庇安所描绘的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陷入全面混乱与完全失控的图景大致相符。

然而，正如格吕恩所言，“（历史的）实质极易与历史的表象混淆”。实际上，基于古典学家的记述片段与现代学者的印象而得出的上述数据并不完全准确可靠，其所暗示的执政官选举为暴力所主导也非全部真相。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表明，上述10宗案例中选举暴力发生的具体状况及影响不尽相同，大概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首先，暴力冲突应该未实际发生。公元前71年与公元前63年的案例属于这一情况。传统观点认为，恐惧和暴力威胁充斥于公元前71年和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选举之中，民众投票不再自由。一些现代学者也持相似观点。譬如对于公元前71年执政官选举，塞姆在《罗马革命》中描述道：“庞培和另外一支军队的将军联合起来，进行了一场和平政变。”《剑桥古代史》的作者笔调与此类似，“现在两个将军（指庞培和克拉苏）向罗马进军。此时，元老院甚至比公元前77年更缺乏防卫”。显而易见，庞培被塑造成以内战要挟元老院，以暴力胁迫选民，非法攫取执政官职位的政治强人。然而，对古代作家记载与当时具体政治局势的详尽分析表明，上述观点并不可靠。其一，从参选背景来看，庞培在参与竞选之前，除准备参加凯旋式的少量士兵外，已将军队解散。这一做法，显示了庞培并无动用军队恐吓元老院和民众的图谋。其二，从政治形势看，此时发动内战，既不合时机，也有违庞培稳健的性格。是时，多位对庞培抱有戒心或敌意的将军正手握重兵。譬如，刚成功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克拉苏（L.Licinius Crassus），稍早前与庞培联手击败塞尔托里乌斯（Q.Sertorius）的续任执政官（Proconsul）梅特鲁斯（Q.Caecilius Metellus），有着卓越军事才能与政治声望的卢库鲁斯（L.Lincinius Lucullus），以及正在统帅马其顿的另外一位续任执政官卢库鲁斯（M.Terentius Varro Lucullus）。面对上述不利局势，深谙战争技艺且谨慎的庞培不可能莽撞到试图以内战要挟元老院和民众。其三，从竞选策略来看，庞培已为竞选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譬如，倡议恢复保民官权限以迎合民众，联合竞争对手克拉苏共同竞选等。假若他意欲凭借暴力竞争，上述讨好与妥协策略难免显得多余。事实上，刚刚获得西班牙和斯巴达克斯战争胜利的庞培，在民众中声望正如日中天，并不需要依靠威胁与施暴才能赢得选票。可见，在公元前71年执政官选举中，就内外形势而言，庞培都没有以暴力威逼选民的必要，他的成功当选，应该并非暴力恐吓的结果。

与之类似，公元前63年执政官选举暴力事件大概也未实际发生。狄奥与撒路斯提乌斯均大力渲染了该年度执政官选举的暴力与胁迫氛围，强调喀提林组建私人武装组织，图谋在选举会议中杀死主持官西塞罗，以武力夺得选举的危险意图。西塞罗本人对此的记述更是营造出了千钧一发的危机感。然而，不论古典史家塑造的氛围如何危急，或者喀提林真实的意图如何可怕，在公元前63年执政官选举大会现场应该未有暴行实际发生，被传为喀提林攻击目标的西塞罗也毫发无损。相反，西塞罗的言行暗示着他有意塑造出剑拔弩张的氛围。在主持会议之前，他一反常态，组建了一支由友人和门客构成的私人卫队陪护左右，宣扬喀提林对其人身安全的威胁，并故意向民众袒露出其穿戴在托袈袍（toga）内的胸甲。不难推测，西塞罗上述举动意在渲染和强化喀提林的暴徒形象，激起民众反感，从而为其所支持的候选人穆列那（L.Murena）提高胜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民众在投票时抛弃了喀提林，穆列那得以成功当选。从侧面看，西塞罗竭力进行舆论宣传、喀提林倡导有益大众的草案等竞选策略，均暗示着赢得选举的关键在于拉拢选民，而不在于暴力威胁。

虽然喀提林经此败选后，对由选举获得政治成功彻底绝望，转向发动骚乱和叛变是事实，但是将其暴力行为前置到公元前63年，则有时间错置的嫌疑。简言之，该年会议中的刀光剑影是西塞罗等人出于政治竞争而蓄意营造的结果，尽管这可能诱导或误导了部分选民的投票意向，但就实质而言，选民投票自由并未受到损害。因此，与其将这一事件定性为选举暴力，不如视之为一种调动选民情绪的拉票策略更符合历史实际。

值得注意的是，士兵一旦出现在选举会场上，现代学者往往将之视为施暴者。诚然，在某些政治领袖的操纵下，士兵有时确实扮演了打手角色。然而，他们的出现并不总意味着暴力冲突。这是源于在罗马公民兵制下，士兵同时也是公民，拥有投票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大多来自乡村部落，选票具有相当分量。很多时候，他们仅凭借着选票而非武器，就足以改变选举局势。

其次，选举暴力虽然确有发生，但对选举结果未构成实质影响。该类型的案例主要有三例，分别发生在公元前88年、公元前67年与公元前66年的执政官选举会议之中。据古典作家记载，公元前88年，时任市政官斯特拉波寻求执政官候选人资格时遭到了苏尔皮西乌斯的暴力反对；在公元前67年执政官选举游说中，发生暴力冲突，甚至暗杀事件；公元前66年小苏拉为支持喀提林而在游说期间发动暴力袭击。对于上述三宗暴力冲突，需要注意下述三点内容。其一，暴力对选举的实际影响有限。公元前88年、公元前67年和公元前66年的暴力冲突皆发生于游说过程中，而非选举会议现场，对会议各项程序的正常展开未造成实际干扰，大抵属于竞选拉票过程中的插曲，况且公元前88年暴力事件不是破坏，而是维护了罗马传统选举规则。值得一提的是，在罗马选举游说传统中，拉票队伍之间发生些许摩擦与冲突并不属于违法的暴力选举。其二，公元前67年与公元前66年选举暴力事件具有特殊政治背景。就前宗而言，在执政官选举大会召开日期宣布之前，时任执政官皮索（C.Calpurnius Piso）和保民官科尔涅利乌斯（C.Cornelius）立法竞争已日益白热化，对于元老院法外特权地位的争议则进一步促使政治分歧转向暴力冲突。换言之，该年暴力骚乱起源于立法冲突而非选举竞争。就后宗而言，西塞罗记载，当选执政官小苏拉与奥洛尼乌斯（P.Autronius）因为选举贿赂而丧失了就任资格，小苏拉便在补选中以武力支持喀提林，这一计划落空后，他接着又策划在新执政官就任当天行凶。然而，上述内容仅来自西塞罗单方面记述，在其他古典作品中找不到旁证。四年之后，在针对小苏拉暴力罪的法庭审判中，西塞罗亲自充当辩护律师，否认小苏拉犯有暴力罪行，最终促使法庭做出了无罪宣判。这一裁决结果说明缺乏小苏拉实施暴力与阴谋的有力证据。基于此，不少现代史家指出，所谓谋杀案大概不过是小苏拉出于泄愤所作的口头威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