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改革研究的意义、方法和问题

摘 要： 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开启了普鲁士—德国通向现代的大门。改革的成果既是德国的遗产，也是欧洲的共同遗产。改革激发了一代代历史学家强烈的研究兴趣，成为德国历史研究的经典话题。普鲁士改革史研究的范式经历了种种转变，但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一直是改革与德国历史连续性的关系、改革的思想基础，以及如何评价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对普鲁士改革的历史学考察，不仅是为未来的改革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更是为了使人们对改革所引发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学术思考。

关键词： 普鲁士改革；历史连续性；行政自由；官僚绝对主义

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又称“斯泰因－哈登堡改革”（Stein-Hardenberg Reform）。它发生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期，是由普鲁士改革派官僚领导的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其出发点是拯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通向未来的普鲁士—德国。此次改革涉及领域之广、影响之深，在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它开启了普鲁士—德国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其历史经验和历史遗产既属于德国，也属于欧洲。①

一、普鲁士改革研究的历史意义

在德国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可作为历史的晴雨表，对其加以研究和反思成为建构政治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及知识体系认同的重要手段。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作为德国历史上曾经的“伟大时刻”，被不断地“发现”或“重新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从改革结束到21世纪初，德国社会和历史学界有关改革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研究，概括而言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世纪30年代，人们修建与改革相关的纪念物，激发受压制的民族情感。19世纪30年代正处于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最长的和平时期，也是所谓的“复辟时期”，不同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人们转向文化领域，寻求新的表达民族情感的方式。席勒曾说，这是一种道德伟大，就身处文化之中。②

这一时期，出版历史教科书、保存历史遗迹和建立历史纪念堂成为社会风尚。

对改革的纪念是与圣母城堡的修复相联系的。城堡修复工程的最初启动是为了追忆始于1198年的“东征”历史，但在其后长达几十年的修复中，纪念普鲁士改革和解放战争的意图愈加明确。工程的主持人、普鲁士省督特奥多·舍恩（Theodor von Schoen）是一位改革时期的政治家，在晚年曾这样解释修复的意义：“为了纪念1807年《十月敕令》、1813年《全民动员令》，纪念在西普鲁士地区创办的400所新学校……当然更是为了圣母城堡本身。”

第二个阶段为19世纪50年代，“斯泰因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改革与普鲁士国家的建构和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建立了关联，并进一步与德意志自由主义实现了结合。1848年革命失败后，与改革领导人斯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有过密切交往的自由派人士加格恩（Hans von Gargen）和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分别发表了斯泰因通信集。六卷本斯泰因资料汇编《斯泰因男爵的生活》也于1855年面世，格奥尔格·佩尔茨为世人塑造了一个受人尊重的、“家庭化”的，亦即爱国的、德意志化的斯泰因形象。

1848年革命是一场泛欧的自由主义运动，在德意志遭受失败后，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撤退的自由派人士，试图挣脱西方的普世思想，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普鲁士改革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看来，正是自由主义与国家结合的典范。1853年，特莱奇克发表《论自由》，对何为德意志“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阐释，在理论上完成了自由主义的德国化。

第三个阶段为1871年普法战争后，纪念普鲁士改革成为凝聚民族感情及巩固新生帝国的政治手段。1872年7月9日，斯泰因雕像在其故乡拿骚揭幕，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出席了仪式。历史学家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做了演讲，称斯泰因是“民族自由主义者”，并指出早在1780年担任普鲁士国家公职时，斯泰因就准确预测了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前景，认为其是民族统一的预言家。把普鲁士国家与改革中的自由主义和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建设相联结，成为新时期历史学家的工作。

其实，从整个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主流历史学家一直在两个维度，即德意志民族性和德意志自由精神方面，揭示改革的伟大意义。1931年，弗里茨·哈通发表长文，纪念斯泰因逝世一百年，高度评价普鲁士改革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他指出国家不仅是经济共同体，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道德共同体；不仅赋予权力，而且承载责任。而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对20世纪德国历史的悲剧性变化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思考后，强调普鲁士改革作为德意志自由主义与民族国家诞生的象征性意义。在《德意志崛起的年代：1795—1815》一书中，梅尼克将改革定位为“对德意志内在民族性及自由精神的建构”，并将之与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塑造了与欧洲普世价值相通，但又有德国政治文化特点的、正面的德国形象。只是当战后新史学派兴起并占领学术阵地之后，评价普鲁士改革的基调才突然转向。为了重构遭受纳粹主义破坏的民族认同，“去民族化”和“解构”民族主义变得极为重要。普鲁士自由主义由于强调与国家合作，不仅受到诟病，还被“妖魔化”，因为只有彻底的批判才能重建。

总之，普鲁士改革不仅是德国历史发展各阶段象征性的政治符号，而且构建了现代德国的意识形态，浪漫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从中吸收了大量元素。改革承接法国大革命，开启了通向现代的大门，引领了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的航道。不仅如此，从20世纪末开始，它还被进一步描绘成德国融入欧洲的重大事件，成为欧洲的共同遗产。彼得·伯格解释道：“无论是赞美还是拒绝、和平或是暴力，普鲁士改革从法国革命中获得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德国历史上不止一次接受过‘从异族统治下的解放’，从19世纪初开始，再到1945年，‘解放’奠定了德国欧洲认同的基础。”普鲁士改革和战后重建将德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普鲁士改革研究的史学范式

史学研究有不同范式，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普鲁士改革研究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一是从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主义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社会科学的转变；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化理论的普遍运用；三是20世纪末历史主义的回归和概念史的出现。在不同范式中，研究主题和叙事方式差异很大，但不同范式之间又存在交叉地带。

历史学家热衷人物研究，但对改革领导人与改革关系的叙事方式却有所不同。历史主义强调人物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人物创造历史的重要意义，普鲁士改革又称“斯泰因－哈登堡改革”，因此，对斯泰因和哈登堡的研究一直是焦点话题。克劳斯·爱泼斯坦曾梳理从佩尔茨、马克斯·勒曼（Max Lehmann）到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的百年来的斯泰因传记，而为哈登堡作传的则有兰克（Leopold von Ranke）、汉斯·豪斯海尔和洛特·加尔等。在这些传记中，人物个性活灵活现。诗人、革命家阿恩特笔下的斯泰因是“德意志民族的宝石”（Des deutschen Volkes Edelstein），但又不乏人性；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西利笔下的斯泰因则兼具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和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魅力。托马斯·库曼服膺于斯泰因的政治美德，却指摘哈登堡“浅薄、浮夸、傲慢、鲁莽、铺张、靡费”。豪斯海尔愤愤不平于历史学家把哈登堡视为“后娘养的”，竭力要为首相挽回形象，特别是他的外交形象。瓦尔特·西蒙更是高度评价哈登堡的历史地位，称他是普鲁士历史上的关键角色，影响了欧洲和世界政治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改革领导人的心理活动与权力争夺也引起了历史主义史家的强烈兴趣。斗争输赢关乎改革存废，因此派系恩怨，包括改革派内部及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的斗争被反复描述，如哈登堡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之间围绕“首相制”和“部门本位制”的权力纠纷，以及对国民代表选举方式的争论——前者主张间接选举，后者推崇直接选举，从而导致后者愤然辞职。又如，马尔韦茨（Ludwig von der Marwitz）、芬肯斯泰因（Friedrich Ludwig von Finckenstein）、福斯-布赫（Karl von Voss-Buch）与哈登堡、萨克（Johann August Sack）之间的激烈冲突，前一派代表保守势力，捍卫等级特权，后一派代表改革力量，宣布废除一切封建残余。双方斗争以哈登堡动用行政权，将马尔韦茨、芬肯斯泰因送进监狱而告终。争权夺利在改革进程中贯穿始终。

与历史主义者不同，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学家喜欢群体叙事。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的普鲁士》一书中，科塞勒克提出，推动普鲁士变革的是官僚集团，以及他们所推行的“现代化”政策。改革不是大人物的历史，而是集体领导的成就。斯泰因主张“合议制”（Kollegium），即实行集体议事和共同决策的机制；而哈登堡虽然看重权力，自封“首相”（Staatskanzler），虽然1807年斯泰因同样统领全国政务，但并未正式获得这一头衔。统揽行政和外交，但“首相办公厅”（内阁）形成了一个“智囊团”，负责制定并宣传政策法规，是改革的实际决策机构。关注群体活动的空间结构和行为目标是历史社会科学学派的旨趣所在。

历史社会科学学派进而主张在结构框架中分析人物，相信对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些超越了个体生命长度的因素，即政治人物背后更广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运动。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尖锐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和权力之争，而是路线斗争，反映的是时代复杂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即将发生的结构转型。保守派要维护封建领地经济，保护旧等级制度，改革派则要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培养新兴社会力量。在所有这些叙事中，人被隐去了，而“人的隐去”恰恰是二战后西方流行的史学潮流。

20世纪70年代，普鲁士改革研究在史学界的尖锐对立达到顶峰。对立的结果是研究范式的决定性转换，即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社会史。科塞勒克是这一转向的推动者，他不仅关注改革群体，更关注改革中两种路线的妥协。科塞勒克发现，实际上改革派官僚会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政策，政治妥协而非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培育了普鲁士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不过，更大的冲击来自现代化理论。一批德国历史学家借鉴了形成于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帕森斯等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家所创立的现代化理论，这套理论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完全不同，甚至也有别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维尔纳·孔策（Werner Conze）、科塞勒克等推动的德国的社会史研究路径，它注重传统与现代性的比较和转换，重点考察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寻找其中的特点和规律，强调历史发展的趋同性，描写人类社会一元化的进步历史。现代化理论从美国本土出发，波及全球，在历史主义史学的重镇德国虽遭到顽强抵制，但最终成为德国历史的“理论批判武器”而占据了主流。

伊丽莎白·费伦巴赫和艾伯哈德·魏斯（Eberhard Weiss）是最早以现代化理论研究普鲁士改革的代表。带着强烈的“去普鲁士中心化”和“去民族主义化”意图，他们着手开展对南德地区的研究，发现并重新评价了莱茵邦联改革对德意志现代化的重要性，认为在许多方面它比普鲁士更现代，更具有普遍而经典的意义。但民族主义史学对此却不以为然，弗里茨·哈通就尖锐地指出，“莱茵邦联的改革模仿了法国国家权力机构的外壳，为了改革的目的，法国机制是可以利用的。而普鲁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崇高目的，唤醒民族精神和道德力量，使之服务于整体”。

按照现代化的各项指标，研究者们分别考察了工业、农业和财政等领域的现代化问题。如芭芭拉·伏格尔将哈登堡集团的行业改革定性为“官僚现代化的经济战略”。在她的研究中，哈登堡通过行业自由和农民解放开启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汉娜·希斯勒也持类似观点，她的研究重点是农村改造和国家财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