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功用

摘要：文化治理策略是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关键要素。18—19世纪，英国人发明了符合现代社会的新型体育，并赋予其文化标准和道德规范。现代体育以英帝国的外扩性为动力，通过多种路径持续传播，在帝国空间内建构起“共有”的体育传统，呈现出帝国扩张与殖民权力的增长。现代体育是英帝国扩张与治理的重要工具，它强化了公学毕业生为帝国服务的意识，培养出优秀的管理者和继承人。在维系英帝国层面，现代体育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加强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及殖民地对帝国的忠诚感，是影响英帝国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作为启发式工具，现代体育在帝国的传播及其功用反映了英国的殖民扩张、治理方式，以及文化与帝国主义间的关系。

关键词：英帝国；现代体育；体育传播；治理模式

体育学的跨学科性质及其在历史研究中彰显的重要意义日益受到史学研究者的关注，现代体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象征及跨国界意义成为研究英帝国的理想视角。作为“共有的历史”，现代体育是英帝国殖民扩张和实施治理的重要方式，承载着诸多功用与意义。19世纪便有关于体育的书籍和小册子问世，涵盖各类游戏形式，探讨普通民众的娱乐、消遣与运动。①

西方学者对现代体育的研究及专业性期刊的创办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历史学家、体育科学专家和相关学科的学者投身其中，他们借助自身专业优势，以跨学科形式，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等角度对相关论题展开深入分析。②其后，受英帝国史中“所谓文化的、语言的、帝国的或其他一系列‘转向’”的影响，③现代体育被部分学者纳入英帝国框架内进行探讨，涉及板球、足球乃至狩猎运动，地理上囊括南亚、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等殖民地。④但无论是整体性研究，还是将运动项目作为个案纳入帝国研究的视角，关于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都略显单薄，并多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国内，历史学界较少关注体育史领域，体育学中关于体育史的研究则处于相对封闭与边缘化状态。2018年11月，中国体育学界与历史学界联合召开体育史研究论坛，强调并号召“体育史研究应当回归史学本体”，体育史开始更多地受到史学界的关注。体育学与历史学的交流，可以为史学研究提供新思路，激发原创力，构建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增长点。基于此，本文将体育史引入帝国史书写范式，在挖掘并爬梳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从文化帝国主义角度分析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以及统治者如何利用体育运动促进帝国观念的形成，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其在英帝国征服与统治中的功用和意义。

一、英帝国文化治理策略与现代体育的兴起

近现代以来，随着英国人持续三百多年的海外征服，一个规模庞大并具有多样性的殖民帝国逐渐建立起来。巅峰时期的英帝国拥有336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5亿多人口。二战以前，其殖民地大致分成五类：早期在加勒比地区建立的殖民地；以移民垦殖为主形成的殖民地，后演变为自治领地；数量最多的皇家殖民地；保护领或保护国；一战后委托英国进行管理的托管地。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英帝国殖民地主要由前三种类型构成。在充满复杂性的帝国中，英国政府试图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多个层面展开治理，以期达成有效的统治与管理，其中文化扩张策略被证明是保证英国人在殖民地社会进行有效扩张并维持帝国稳定的重要因素。现代体育是英国文化的关键部分，是英帝国治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

在帝国早期，英国统治者非常重视与殖民地的贸易关系，政治上的控制则较为宽松，没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帝国。在殖民地事务上，诸多统治机构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缺少配合，议会也没有制定相关法律且较少干涉殖民地事务。进入19世纪，随着帝国不断扩大，英国人开始在政治上采取差异化治理手段，对不同类型的殖民地采用不同方式实施统治。如在以移民为主体的殖民地，建立了责任制政府；在非洲新近扩张的殖民地，存在借助特许公司进行政治控制的传统；对于皇家殖民地的治理则是通过伦敦派出总督，建立专制政府的形式。政治差异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帝国利益，试图仅凭直接与间接统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来治理庞大的殖民帝国。以英国在印度的合同文员为例，直到20世纪，印度文员的数量才增至千人以上。1939年，印度文员人数增至1384人。在非洲殖民地，整个管理骨干阶层只有约1200人，管理着12个殖民地的4300万人。马来岛文员有220人，管理着320万居民。东非的一个殖民地官员记述道：“在非洲中心地带，我们只有3个白人、20个黑人士兵及50个黑人警察，却要管理并统治超过50万具有良好装备的野蛮人，维持该殖民地的治理，而离这里最近的医生和帝国的增援部队却驻扎在68公里之外。”

在扩大和保护帝国领土方面，英国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亚洲部分地区。然而，军队对帝国治理的贡献不应被夸大，赤裸裸的武力镇压只能显示帝国治理效率的低下。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军队在人数上相对较少，分散在全球各个殖民地，军队的武力威胁有时更多地被看作是帝国的虚张声势。“19世纪的大不列颠帝国并没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干预能力，让自己能够随意操控地球上每一片土地的命运”。统治者既不希望，也不试图完全用军事力量统治殖民地人民。军事力量只是帝国统治者可以使用的一系列手段之一，是简单但时常不具吸引力的选择。以强制和高压手段治理帝国更是作用有限，甚至可能导致殖民地反抗运动的高涨和诸多不利结果，例如：诉诸武力进行的殖民战争会使自由主义者将帝国谴责为军国主义，引起国内激烈争论；以战争直接干预和扩张会刺激欧洲列强，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以武力镇压殖民地的反抗往往导致相反的效果，祖鲁战争和布尔战争都使殖民者在军事上蒙羞，动摇了英国人的自信。

在如此广袤的帝国疆域内，英国能长期保持稳定，对各个殖民地的统治权力绝不仅仅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官僚组织和军事强制之上。一个更有解释力的因素正是文化治理策略，即以认同和服从为基础进行的文化扩张、控制和影响。不同于强制性的武力镇压，文化渗透较为温和，它在英国文化发展与对外传播中逐渐生成，从而确立起帝国主导的意识形态，建立起统治的合法性。“英国霸权领导下的国际秩序被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一个国家的扩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这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英国能发展成为庞大的帝国，恰恰是在坚实的文化软实力支撑下完成的……英国积极地在全世界扮演‘文明使者’的角色，大力输出和传播英帝国商业文明和自由帝国理念及其文化主张”。例如英格兰人早期对爱尔兰的强行统治，他们提出“上帝赋予了英格兰人‘占领及改造’这个‘野蛮’民族的责任，英格兰人的任务是培养爱尔兰人勤劳工作及其社会正义，用我们英格兰的法律和礼仪礼貌教化他们，使他们逐步戒除抢劫、偷窃和杀戮行为”。［美］托马斯·R.梅特卡夫著，李东云译：《新编剑桥印度史：英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19世纪60年代，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开始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它是“实践、符号和意义的共同组合”，区分着“我们”和“他们”，文化是身份认同的源泉，文化成为“一切”，具有主导价值。文化成为殖民主义的重要内容，新传入的文化形态通过殖民征服和统治技艺进行重构和改造，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欧洲与亚洲、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甚至男性与女性之间创造了新的范畴和对立。在英帝国对外征服与殖民过程中，殖民者将文化观念向外输出和扩张，施加于印度和非洲等帝国势力范围，用差异性的等级秩序确保英国人的中心地位。正是一系列有关社会行为的语言、思想、价值观，以及法律、规则和惯例等维持了帝国的稳定和延续。在19世纪，英帝国将文化概念引入意识形态，包含英语、文学和现代体育等文化载体。作为显性的文化形式，英语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小说不仅使读者从中获得乐趣与教益，而且是殖民进程的组成部分，对于形成帝国主义观念具有重要作用。文学对于帝国的文化观念就好比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居于中心地位。此外，现代体育也是英帝国文化治理策略的有效载体。

在近代早期，传统体育流行于英国社会。上层阶级因财富和权力关系，不惜每年花费千磅资金租借场地，占据庞大活动空间，进行彰显特权阶层独特气质的活动。狩猎延续着中世纪的观念，具有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又与土地和经济地位密切相关，是英国精英群体中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即使在维多利亚时代，以狩猎为代表的传统体育依然受到新兴中产阶级的欢迎。普通民众则钟爱节日狂欢，每一个城镇或村庄都有固定的球类游戏、田径赛跑及各类斗兽运动（斗鸡和斗公牛运动较为活跃）。传统体育依附于旧有的农耕生产、季节性庆祝及宗教庆典，种类丰富且形式多样，广泛分布于英国。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传统体育的转型。赛马、拳击和板球最先发生质变，它们在贵族赞助下与商业相结合。例如，1725年《日报》刊载的一场板球赛事，由里士满公爵和威廉·盖奇爵士带队进行，其投注金额巨大，展现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在此过程中，板球等体育项目的运动规则日渐透明，赛事组织不断完善，现代体育雏形开始显现。

在英国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间并无绝对“真空期”，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前者逐渐式微而后者慢慢兴起，各类残酷的斗兽活动在法律施压下日趋衰落，混乱的木球、足球等球类运动不断规范；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力日益渗透并控制现代体育领域。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公学及牛津、剑桥等大学，板球和足球等部分传统运动项目第一次发生了本质转变。在中产阶级领导下，人们制定现代体育的运动规则，增加新式体育项目，成立运动协会，并组织全国性竞争比赛。英国足球协会（1863年）、伦敦业余田径俱乐部（1866年）和英式橄榄球联盟（1871年）等相继成立，举办了一系列比赛。此外，依托于日益成熟的工业技术与科学方法，现代体育运动不断被量化和规范化，辅之以具有科层化性质的组织机构与管理形式，确保规章制度的普遍适用和各级联赛的顺利进行。

英国现代体育包括由传统运动转变而来的赛马、拳击、板球和足球等，此外还有新式的橄榄球、槌球、羽毛球和乒乓球运动，水上的划船与赛艇，以及各类田径项目等。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出现前，报纸与期刊是将各类新闻传播到人们手中的最便捷的载体。英国报纸发展初期就与体育运动联系在一起，在1750年以前，板球已成为伦敦诸多报纸的主要内容之一，常被作为头版头条，并往往与精英群体的城市活动相联系。在此期间，英国社会还创办了很多专业性体育报刊，如1792年于伦敦创办的《体育杂志》（The Sport Magazine，or Monthly Calendar of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Turf，the Chase and Every Other Diversion Interesting to the Man of Pleasure，Enterprize，and Spirit，1792）所刊载文章涉及拳击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规划；《贝尔的伦敦生活》（Bell’s Life in London，and Sporting Chronicle，1822）从一份针对伦敦工人阶级犯罪现象的周刊，转变为报道体育运动的报纸；《运动场》（The Field，1853）关心赛马和诸多户外运动。媒体不仅宣传体育项目、报道最新体育赛事，而且助推了体育组织的创办，以及地区乃至全国联赛的举行。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英国传统体育多有式微，现代体育迅速崛起。有学者总结说，站在1880年时间点上，回看百年以前的体育运动，1780年似乎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非常遥远的世界。

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式新型体育并不止于娱乐、保健等体育运动本身的价值，中产阶级试图发明“业余主义”（amateurism）概念，以“公平竞争”和不求回报的原则塑造现代体育的道德规范。“从更广的层面来说，业余主义反映了英国中产阶级的态度，他们希望同时拥有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换言之，他们想要一场保证胜利的比赛”。在英帝国范围内，现代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则是强调服从权威、进行社会控制与隔离，其蕴涵着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即限制与社会底层阶级的接触。特别是板球运动，被英国人视为国家的一个象征，板球的重要性及其蕴含的价值观被19世纪的政治家、哲学家、传教士和诗人自由表达，在诗歌、小说甚至流行音乐中频繁出现，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宣称文化至上的表现。当然，新式体育运动并非完全表现为精英性质，它最初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随着工业化持续深入，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工人阶级工资收入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他们既成为体育的参与者，又成为观看竞技比赛的主要群体，大众体育市场的形成使英式体育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英语国家体育的巨变几乎如工业革命一般，从消遣娱乐发展到专业运动员和创办人的边缘性商业活动，再成为极为流行、观众人数众多、经济规模达数百万的娱乐行业。橄榄球、棒球和板球已不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区域的兴趣，而是整个国家和所有人口的兴趣”。现代体育被英国人看做“世俗的宗教”，是其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