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性”的思想谱系

摘 要：思想家如何组织文本，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的重要内容。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撰写《论自由》时，便借用和转换了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资源，来组织自己的文本。凭借这些思想资源，《论自由》文本才得以写就，并充满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借鉴中，密尔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和思想谱系。通过系统考察密尔所提及的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内容，梳理这些思想谱系，将有助于把握《论自由》这一文本的组织方式，明晓文本产生的思想渊源，以及理解其思想的意义指向。

关键词：约翰·密尔；《论自由》；个体性；思想谱系

1859年，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出版了《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在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上，这本书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巨大转向，因为其不再论述政治的自由，而着重于探讨社会的自由。的确，作为一个力主实现个人自由、确立个体性的思想家，密尔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期待人的个体性能够得到尊重与切实保护，反对社会“习俗的专制”（the despotism of custom）。^①

通观密尔《论自由》的文本，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批评，以及对确立起人的个体性的期待，这也体现了密尔作为思想家的先见之明。学界以往仅从《论自由》的单一文本来思考人的个体性这一主题，但若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密尔的这一观念不仅是他个人的自我表达，而且也承续了先前的思想传统，吸纳了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资源。正如密尔文集的编者所言，“毫无疑问，不能够脱离密尔的其他著作而孤立地看待《论自由》这一文本，他对其早期的著作进行了选择、修正和发展，这些著作包括论宗教宽容、言论自由、报刊自由和促进大众启蒙、责任政府等内容。此外，他早年与友人的交往，特别是与托马斯·卡莱尔、托克维尔、圣西门及泰勒夫人等人的交流影响了他的自由概念的形成”。^②

实际上，密尔在其自传中也坦言，《论自由》这本书受到了威廉·冯·洪堡、威廉·麦考尔等人的影响。^③可以说，他在进行创造性的思想阐释时，无疑接受了前人或同时代其他人的思想。对密尔受到其他思想家影响的相关问题，学界也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还不够系统，对密尔所提到的威廉·麦克尔、乔塞亚·沃伦等人研究得还不够充分。【代表性研究成果有H.O.Pappe，“Mill and Tocquevil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25，No.2 （Apr.-Jun.，1964）; I.W.Mueller，John Stuart MIll and French Thought，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6; Philippe Lege，“History，Utility and Liberty： John Stuart Mill’s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uguste Cmmte，”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25，No.2（2018）; F.A.Hayek，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密尔研究指南》第二部分专门考察了密尔受到何种思想的影响，详见Christopher Macleod and Dale E.Miller，eds.，A Campanion to Mill，Part II，Influence on Mill’s Thought，Hoboken： Wiley Blackwell，2017.】 沿着这一学术路径，本文着力考察密尔受到了哪些思想家的影响，探析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内涵。通过对密尔思想来源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密尔吸收与借用了很多学者的思想，并在加以转换后精妙地嵌入《论自由》的文本之中，形成了一种有机关联和思想谱系。捕捉这一思想联结，梳理其形成的谱系性关系，并加以“思想史的考古”，可以更加深化对《论自由》文本的形成及其思想性的理解，进而展现密尔的思想内涵及其贡献。

一

在《论自由》一书的扉页上，约翰·密尔特意引用了德意志思想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一段话：“展现在本书中每一页的，并有着基本论据支撑的最为伟大和基本的原则直接汇聚为一点，那就是，在最为丰富的多样性中使人得到发展，这是绝对的和最为重要的。”【Stefan Collini，ed.，J.S.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p.3.】在书中，密尔还多次引用洪堡的观点来加强自己的论证，由此可以看出密尔和洪堡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具体而言，密尔在写作《论自由》时，深受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原书名为Ideen zu einem Versuch，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可直译为《试论国家作用范围之界定》）一书的影响。此书于1854年被翻译成英文，密尔阅读后觉得其内容与自己的思考完全契合。在谈到这位思想家前辈时，密尔曾这样写道：“我唯一想与之交谈的作者就是洪堡。”【Paul R.Sweet，“Young Wilhelm von Humboldt’s Writings（1789-93） Reconsidered，”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4，No.3（1973），p.469.】

威廉·冯·洪堡往往被称为“现代德国教育制度的奠基人”“古典文化及语言哲学大师”。但应切记，他也是18世纪德意志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博尔舍在其专著《威廉·冯·洪堡》的导论中，开篇即提出“谁是威廉·冯·洪堡”这一问题，描绘了洪堡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洪堡以评论家、语言学家、翻译和诗人为人所知，而又因其语言学研究者与政治家的身份闻名”。参见Tilman Borsche，Wilhelm von Humboldt，München： Verlag C.H.Beck，1990，S.12.】 在其重要著作《论国家的作用》中，洪堡所表述的关于自由、人性、教育和国家限制的理念在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这本著作又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大宪章”（Magna Charta），尽管在最初出版时这部著作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由于当时普鲁士的报刊检查制度，这部作品在洪堡生前并未全文发表，直至作者去世后的1852年才全文刊行，但并不如他的另一部作品《致女友的书信集》（Freundin，1847）那样受到关注。后者曾被誉为“每位年轻女士的梳妆台上都有一本”。参见Paul R.Sweet，“Young Wilhelm von Humboldt’s Writings （1789-93） Reconsidered，”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4，No.3（1973）.《论国家的作用》一书直到二战后人们对极权主义进行反思时才获得推崇。】《论国家的作用》一书写于1792年，首先以章节形式分篇刊载于《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与《塔利亚》（Thalia），【以《国家许可在多大程度上关怀公民的福利？》为题，发表于《塔利亚》1792年第5期；以《关于国家关心抵御外侮、维护安全的责任》《关于通过国家机构改善社会习俗》为名，分别在1792年10月与11月刊印于《柏林月刊》。】直至作者去世16年后才得以完整面世。洪堡写作这部作品时年仅25岁，因而称其为洪堡的早期作品并不为过。然而作者的年轻并不意味着作品的肤浅，《论国家的作用》的思想性与理论价值毋庸置疑。

如果了解了洪堡写作本书的背景，就能更好地理解他在书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从时代特性来说，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引发的思想激荡，无疑是作者萌发写作热情的直接动因。随着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人类理性的高扬及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传播至德意志，德意志思想家也在呼应着法国启蒙思想家对“旧制度”的批判，掀起了一场关于启蒙思想的讨论热潮。【关于这场讨论的情况，参见[美]詹姆斯·施密特主编，徐向东、卢华萍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在这一讨论中，最为核心的主题就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思考如何使人得到解放，获得独立和自主性地位。例如思想家康德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指出，“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要“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待人”。【[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31页。】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也在《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一直假定，人的命运是我们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的尺度和目标，是我们的眼睛必须瞄准的那个点——如果我们不想迷失方向的话”。【[美]詹姆斯·施密特主编，徐向东、卢华萍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57页。】德意志神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巴尔特（Karl Friedrich Bahrdt）疾呼人的独立和自主，“人啊！独立于权威，独立于牧师、僧侣、教皇、教会和教廷的宣告，去思想和判断的自由，就是最神圣、最重要和最不可侵犯的人的权利。人们有理由珍惜这个权利，把它看得高于其他自由和权利，因为它的丧失不止是削弱幸福，而是将幸福完全摧毁；因为没有这个自由，人的不朽的灵魂就不可能完善；因为人的美德、和平和安慰都依赖于这个权利；因为没有这个权利及其行使，人就会变成苦难的奴隶，而他们灵魂的拯救，倘若被留给他们在盲目的模仿中向之弃让自己理性的那些人（不管这些人想要把他们引向真理还是谬误，引向天堂还是地狱），就会冒着风险”。他甚至直接将思想的自由称为“人的一个普遍权利”。【[美]詹姆斯·施密特主编，徐向东、卢华萍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101页。】 著名的德意志哲学家弗里德里希·亨得利·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也说，“人自己决定自己，即人能够自由地行动，就此而论，人是通过理性来激发的，是一个充分意义上的人。在没有自由，没有自我决定的地方，就没有人性”。【[美]詹姆斯·施密特主编，徐向东、卢华萍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199页。】正是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对人的自由、独立与自主性的张扬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甚至也成为一种修辞范式。生活在启蒙运动时代的洪堡，自然受到这些思想的熏陶和启迪，追随着先辈的足迹，也展开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甚至也使用了相同的语言表达样式。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只是那个时期许多同类书的翻版，就不免抹杀了它的特性及其贡献。他深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也曾为法国革命所鼓舞，但1789年7月的法国之行，却使他改变了对国家与法治的看法。虽然法国制定的新宪法铲除了过往的专制统治，但国家的权力却日益增大，洪堡担心一种新形式的专制主义会取代以前的专制。出于对流血暴力的疑惧，他倾向于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所想的不是颠覆而是改革，不是共和国而是承认分权和通过立宪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张载扬等译：《德意志史 第三卷 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89—1914）》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页。】

相较于法国，此时的德意志依然处于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中。尽管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个人的专制统治之中加入了“国家利益”这一新的成分，鼓励工业发展，促进商业流通，但在“国家利益至上”的旗帜下，国家的职责范围不断扩展，并且无所不能地掌控一切，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如此，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这样。整个国家的教育目标不是培养人的独立性与多样性，而是试图要将所有人都塑造成为一种样式。正如当时的思想家莫泽尔（Moser）在1773年所写的《当前对普遍规则的爱好是对普遍自由的威胁》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确是脱离了大自然的真正蓝图，却为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自然界的丰富在于多样性之中，而专制主义则想按少数几条规矩控制一切，使一切失去丰采。人们之所以赞美希腊的艺术家，是因为他们按照自然界各种美好的东西创作作品，而未敢制定一条美的普遍规律，并按照这一规律来使用他们的凿子”。【[德]莱奥·巴莱特、[德]埃·格哈德著，王昭仁、曹其宁译：《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5-96页。】在这一体制下，“人们不无道理地试图让一切事情都尽可能地有很多人经手，让自己尽可能少冒犯错误和疏忽的危险；但是这样一来，各种事务几乎都变成机械的了，而人们几乎都变为机器”，【［德］威廉·冯·洪堡著，林荣远、冯兴元译：《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人们“等待国家的帮助，缺乏独立自主，错误地追求虚荣，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甚至会产生贫穷匮乏”。【[德]威廉·冯·洪堡著，林荣远、冯兴元译：《论国家的作用》，第51页。】 由此，不仅人的多样性和专制统治所要求的同一性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就连成为“人”本身也将变得不再可能。与洪堡同一时期的作家维兰德就曾鲜明地指出，“无论在什么政府的统治下，人们首先应当要求的是‘做人’（只有那种自认不讳的暴君才不让人‘做人’），而当人们是奴隶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做人的”。【[德]莱奥·巴莱特、［德］埃·格哈德著，王昭仁、曹其宁译：《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第103页。】

正是在这一思想氛围和历史语境下，洪堡提笔写作了《论国家的作用》一书，希冀为当时社会提供一种祛除病垢与实现人的自由的方案。1792年，洪堡在《柏林月刊》《塔利亚》上陆续发表《论国家的作用》的部分章节，集中阐述了一个鲜明的主题：最大限度地限制国家的作用。在他看来，国家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除了公民们仅靠自己无法办到的事情即促进安全之外，国家永远不许把任何其他的事情拿来作为它发挥作用的对象；这是唯一真正而可靠的手段，能把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事物，即国家整体的目的和公民个人所有目的的总和，通过一条牢固和持久的纽带紧密地相互结合在一起”。【[德]威廉·冯·洪堡著，林荣远、冯兴元译：《论国家的作用》，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