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永嘉学派的经世思想与批判意识

摘 要：永嘉学派作为锐意事功的学术流派，以务实黜虚为治学特点，侧重经制之学，尤其注重探讨宋代社会经济制度。他们重视研究货币流通思想、专卖政策、财税政策和会计制衡作用等，批判两宋王朝对百姓肆意盘剥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旨在不断完善国家的治理政策和措施。这充分体现出他们密切关注现实的经世旨趣。随着研究兴趣的不断拓展，永嘉学人愈发密切关注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把对历史的借鉴继承与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有机结合起来，将历史考察与现实探究并重，最终奠定了永嘉学派在两宋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永嘉学派；经世思想；货币流通；叶适；周行己；郑伯熊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在浙东出现的重要学术门派，与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构成了影响深远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与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和湖湘学派并峙，由此确立了永嘉学派在两宋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永嘉学派发端于北宋末年，周行己被视作永嘉学派的先驱，后经过郑伯熊、郑伯谦、薛季宣和陈傅良的传承发展，基本确立了永嘉学派学术研究的主要范畴，至集大成者叶适时发展至巅峰。永嘉学者以经世为目标，“本诸圣贤之经，考求汉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庙之礼乐、朝廷之官仪，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沿袭，究其异同，参谬误以质诸文，观会通以措诸用”。^①其鲜明的治学特点就是务实黜虚，侧重经制之学，尤其关注对宋代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旨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政策与措施。目前学界虽然对永嘉学派有所涉及，^②但是缺乏贯通研究和专门研究，因而本文拟从货币流通思想和专卖政策、财税政策、会计制衡作用，以及对统治阶级肆意盘剥行径进行批判等方面入手，对永嘉学派在探讨社会经济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经世思想与批判意识作全面、深入的剖析，以期从一个侧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

一、对宋代货币流通与专卖政策的批判与反思

宋人称“永嘉学派”为浙学之宗，而永嘉之学被称为“功利之学”的关键在于它比较关注财政和经济等现实问题，诸人重视实用之学的风气由永嘉学派先驱——周行己于北宋末年开其先河。^③这里“功利”一词的使用远不如“事功”为好，因为后者更强调“经世”。周行己以经世为目的，力图改变传统士人不愿多谈财货的习惯，就国家经费开支提出6项建议，其中第一项建议涉及货币政策。他建议对原先在某些地区发行特定货币的做法做一定程度的修改，比如国家因铜钱供应不足而在边地广泛推行的当十、夹锡和铁钱等货币，给当地百姓带来诸多不便，以至影响货物流通，为此他提出“当十必至于当三，然后可平。夹锡必并之，然后可行。陕西铁钱必通之，然后可重”【（宋）周行己著，周梦江笺校：《周行己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的建议，具体方法是“若自便于榷货务、算请诸路盐钞，以一季为限，于是悉以所得当十，桩管逐路，或上供京师，随其所用，改为当三，通于天下。国家无所费，而坐收数百万缗之用，其利一也。公私无所损而物价可平，其利二也。盗铸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宋）周行己著，周梦江笺校：《周行己集》，第8页。】即国家在回笼当十钱的基础之上，以某个时段各路上供的盐钞作为储备金，将面值当十的钱改作当三钱使用，使之通行天下，从而使充当等价物的货币与实物交换比例更趋合理。这样做，国家既不用另铸货币，同时又掌握了平抑物价的主动权。另外，由于铸造高面值货币当三钱的成本升高，私自盗铸的驱动力因此不足，惩处盗铸的法令也没必要颁行，社会矛盾亦将得以平息。至于改进陕西铁钱和夹锡钱流通的办法也值得关注，周行己从币值的相对性角度谈论各种货币的使用价值，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改善北宋初年以来铜钱满足不了交易需求的实际状况。他主张“在行使铁钱和夹锡钱地区，发行以不在当地流通的铜钱为准备金的交子，并在其他各路设置铜钱准备金来保证交子的兑换。借交子的流通以补救铁钱携带不便和流通地区有限制的缺点，从而间接地巩固铁钱的购买力。……这是使交子在陕西等三路充当货币符号，而在外路主要作为汇票行使”，【周梦江：《前言》，（宋）周行己著，周梦江笺校：《周行己集》，第9页。】也就是扩大非铜质货币流通的区域并严禁铜钱在这些地方流通，同时仿照部分地区使用交子并以各地桩库作为准备金来支撑交子的发行与兑换，这样就能解决铁钱沉重妨碍流通以及在与其他地区交易时不方便兑换的问题。【（宋）周行己著，周梦江笺校：《周行己集》，第8-9页。】可见，此办法得当且考虑周全，由此可以看出周行己货币流通思想的进步性，恰如学者所论：“北宋时代沈括和周行己的货币观点，虽然都只接触到有限的几个问题，但在当时条件下，确是很值得称述的。他们既丰富了中国货币思想的内容，也在世界货币思想史上领先了四五个世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第159页。】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与周行己一样，也认识到货币的铸造和流通不符合当时社会实际需求的现状，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叶适在《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中讨论了当地铁钱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开民间行使之路、责州县关防之要、审朝廷称提之政、谨诸监铸造之法和详冶司废置之宜。叶适强调禁断淮西地区私铸铁钱流通的前提是官铸铁钱要能得到百姓的信任，“待官钱流通，物价复旧，方见禁断私钱之利”，【（宋）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1页。】同时建议设立铜钱和铁钱的兑换机构以方便百姓兑换，使铁钱流入江南，亦如铜钱流入江北般容易，“如此称提，虽行铁钱，可以经久无弊”。【（宋）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22页。】

关于专卖政策，周行己主张将榷酒与茶盐专卖等措施进行通盘考虑，将盐税、酒税、茶税和市场税一并计算，核计出总数，由全体百姓分摊，大体分成五等，每一等内又分为上中下三等，总共十五等，每一等级应交的钱数类似于加权平均数，每家每户划分的等级则根据每个家庭财产进行确认。这些措施实行后，原有的专卖制度“一切弛其禁令，使民自便”。【（宋）周行己著，周梦江笺校：《周行己集》，第9页。】这样国家在保证每年的正常收入的同时，民户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币就可以自由买卖，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薛季宣在永嘉学派发展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同样重视对专卖制度的考察。他在给执政王炎的信中，指出了永嘉太守试图将闽中万户酒法推行于当地可能带来的后果。闽中万户酒法主要措施就是官府不再实行酒的专卖，允许民间自行酿造，但要把原先收缴的酒税摊派到百姓各家各户。薛季宣认为，这个措施一旦推行，上等户必然因其雄厚的资产而垄断卖酒的收益，中等户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而下等户即便也有酿酒售卖的想法，但终会因受制于有限的财力而无法在制售中与上等户和中等户竞争；加上当地原先糯米种植并不普遍，主要依赖外地输入，为了降低酿酒成本必然会扩大糯米的种植范围，如此一来，日常粮食供应势必因耕种作物的改变而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薛季宣还注意到，饮酒之风盛行可能是实行万户酒法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此外，晚唐曾实行博征之科，允许百姓制盐但要以帛作为贡纳之税上缴，后来官府榷盐，原先变相缴纳的盐捐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让百姓继续承担，他担心万户酒法施行之后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宋）薛季宣撰，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陈傅良对永嘉学派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朱晓鹏：《从陈傅良的思想特质看永嘉学派的思想史地位和学派归属》，《浙江学刊》，2011年第5期。】他对专卖问题的讨论更加全面。陈傅良首先回顾了食盐专卖之利由地方转归中央的过程，指出宋初盐的专卖是由州县掌握的，每年各州县只要向中央申报所获之利即可，转运司用此项盈利来资助本路的财政开支。宋太宗雍熙年间，朝廷下令河东北商人如要折博茶盐（缴纳盐税申请贩盐），就向所在地区缴纳银钱，然后前往京城申领“交引”（交易凭证）；端拱年间，朝廷又设置“折中仓”，令商人入中（即商人以刍粟等物质输纳于官府）后取得茶盐钞，才能获得贩卖茶盐的资格。宋仁宗天圣年间，宋朝下令商人给在京“榷货务”入纳钱银算请（即盐税）后，就能获得贩卖末盐或解盐的资格。景祐年间，宋朝又规定要获得贩卖福建、广东盐的资格，也同样需要入纳钱银算请。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朝在河北恢复食盐的官卖，另外在江湖路设置了仓储配套机构——“便籴司”，以所封桩的“增剩盐利钱”充当“便籴司”的籴本。宋徽宗崇宁年间，国家于盐钞每百贯之中仅抽一贯划拨给转运司使用，“于是东南官卖与西北折博之利，尽归京师，而州县之横敛起矣”。【（宋）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5页。】陈傅良指出，地方经费来源枯竭是地方政府另辟蹊径进行盘剥的内在因素，通过分析盐的专卖进而发掘出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转化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

陈傅良对茶叶的专卖问题也做了深层次的探讨。他认为宋太祖乾德年间设置专卖场经营茶叶买卖，将大江以北划为禁地，禁止私人在此销售茶叶。在此基础上，陈傅良肯定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中樊若水对茶叶专卖收益的看法，即售茶之利可以用来充实州县，同时沿边入中粮草算请可以使粮食转运的费用得到减省，通过向“榷货务”入纳金银钱帛算请使京师仓库得以充盈。陈傅良提出，在保证边防刍粮供给和政府茶盐课利的收入以及保障京师供给的前提下，中央与地方以及官与商经济利益的关系才能保持协调一致。此外，边防置军至关重要，“既可屏蔽内地，维护自身安全，亦可伺机主动出击，对敌对方构成压力”，【王孝华、刘晓东：《渤海德里府、德里镇与边州军镇设防问题考》，《中州学刊》，2022年第7期。】陈傅良认为，“以西北宿兵，供亿之费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贾而虚估加抬以利之”【（宋）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文集》，第667页。】的做法，中央能有效地利用茶叶专卖这样的经济手段所发挥的杠杆作用来满足各地区因条件差异而产生的不同需求。

陈傅良还批评了宋朝的几位理财大臣任意改动茶叶专卖政策的行为，结果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财政大臣李谘和林特推行茶法变革旨在抑制茶商和边民，“以现钱买入，中贱价交钞，而以实钱算茶……始断然罢去买纳茶本，使客自就山园买茶，而官场坐收贴纳之利”，但实行三年后就被废除；仁宗景祐以后，宋朝再次实行加抬法，嘉祐年间又全部放开，无非就是千方百计想在垄断收购中牟利。陈傅良指出，到徽宗时，蔡京恢复榷茶法，“于是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宋）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文集》，第667页。】因此后世学者也认为，“在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过程中，蔡京茶法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黄纯艳：《论蔡京茶法改革——兼论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陈傅良还对酒的专卖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宋初诸路并未完全禁止私人酿酒，酒税缴纳额度实际上是在宋真宗咸平年间确定的，但酒税收入归于地方政府。之后，酒税收入开始收归中央，征收名目也开始变得繁多。宋仁宗庆历年间征收“王福部一文添酒钱”，宋神宗熙宁年间征收酒税的附加税“添酒钱”，宋高宗绍兴年间征收“七色添酒钱”并将其作为经制钱的一部分，“酒政之为民害，至此极矣”。【（宋）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文集》，第666页。】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陈傅良对专卖政策实质的清醒认识，所以叶适在《题陈中书孝庙圣政序稿》中对陈傅良给予了高度评价：“余观公一生苦心穷力，稽事验物，发言成章，其可以缉熙国经，扶补民病者甚众。”【（宋）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600页。】叶适对实行严苛的茶盐专卖也提出批评，他指出在建炎、绍兴以前，茶盐专卖就已存在榷之太甚、利之太深和刑之太重等诸多问题，【（宋）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779页。】这体现出叶适探讨经济问题时的反省意识。永嘉学派对宋代实行的专卖制度进行了系统考察，在肯定某些措施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揭示出封建王朝不断加重人民负担的实质，彰显了永嘉学人对民生的关注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二、关注财税政策和会计的制衡作用

两宋之际的郑伯熊（字景望）和郑伯谦兄弟，起初致力于理学研究。面对南宋的危急局势，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使他们发现“学不适用，用者无学”，平生所学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于是拜师永嘉学派先驱周行己，而后又结交薛季宣，由此转向事功之学。【周梦江：《永嘉之学如何从性理转向事功》，《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清代学者称：“吾乡经制之学实自景望开其涂径”，【（清）孙衣言撰，（清）张如元校笺：《瓯海轶闻》，第121页。】这是对郑伯熊在永嘉学派开创过程中所做贡献的一种肯定。郑伯熊所撰《议财论》系统反映了他的财经思想，核心就是将国家财政事务提升到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提出，“财者，有国之司命；理财者，非可缓之务；议财者，非不急之谈也。……一日非财，百事瓦解，而欲置之度外，亦几于不辨菽麦矣”。【（宋）郑伯熊、（宋）郑伯谦撰，周梦江校注：《二郑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同时，他指出，政权的稳固与否，与其实施的财税政策是否可行息息相关。“予夺敛散，其权在君”，“治乱安危，其权在民”，“自粟米丝麻蔬果鱼肉竹木薪炭，百物有税，而官司之法月较日比，羡则有赏，亏则有诛，上下相蒙，不知其自何而来也。污吏黠胥，又从而私渔之，而民始无以为生矣。……不反其本，方焦心劳思患于无财，族谈群议，以图生财，变法易令，以求丰财，吾恐民之大权有时而或用也”。【（宋）郑伯熊、（宋）郑伯谦撰，周梦江校注：《二郑集》，第51-52页。】在此，郑伯熊强烈批评一些统治者不关心如何减轻百姓负担反而图谋搜刮百姓更多钱财的行径，指出百姓无以为生必然起来反抗，国家就此走向衰亡，二者实乃因果关系，体现出郑伯熊以民为本思想的进步性。另外，郑伯熊的财经思想还表现出不泥古和与时俱进的特点，他强调“时世不同，事变非一，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宋）郑伯熊、（宋）郑伯谦撰，周梦江校注：《二郑集》，第49页。】并指出了开源节流与祛除弊端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夫财出于民，而爱之、厚之、予之、散之，是丰其本之术也。乌有本丰而末不茂者哉”，“夫财安从出哉，弊去矣而不知养其源，吾未观其可也。……方上革其弊，下养其源，譬如疾已去体，而厚加调养，孰能御之”。【（宋）郑伯熊、（宋）郑伯谦撰，周梦江校注：《二郑集》，第49-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