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演变（1919—1945）

摘 要：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及国际法、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和原则，民族自决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印度置于国际社会的背景下，考察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能动性与国际社会中主导大国间的互动，可以发现印度的民族自决观念是国际社会合法性危机及其国内民族运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演变经历了本土化和国际化两个阶段：一战爆发、巴黎和会召开和印度加入国际联盟，推动了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本土化，出现了从追求自治到追求独立的转变；以1929年为分界点，印度的民族自觉观念开始走向国际化，表现为印度对全球范围的反殖民网络的呼吁，以及大国对此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努力和大国的推动下，民族自决从一种原则转变为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合法性的塑造。

关键词：民族自决观念；印度；非西方世界；国际社会

21世纪以来，各国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以印度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及其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民族自决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理解印度国家独立进程的重要切入点。现有关于印度民族自决的研究，多分布于对民族主义概念的探讨及印度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考察之中。民族主义研究者多关注民族主义的理论及分类：一方面对民族主义的产生、演变和类别进行梳理，通过对民族主义进行定性分析，聚焦于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及“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特殊身份；^①另一方面，有学者关注民族主义的传播和影响，强调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塑造作用。如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在《民族国家与民族自决》一书中，对民族自决的概念、演变及其对民族国家的作用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民族自决的典型案例。^② 艾雷兹·马内拉（Erez Manela）和克努森（Rita Augestad Knudsen）等学者则提供了民族自决的案例分析，前者聚焦于威尔逊式的民族自决同反殖民斗争的关系，后者关注威尔逊与列宁民族自决思想的差异及其在国际法中的演变。【参见E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Rita Augestad Knudsen，The Fight Over Freedom in 20th- and 21st-Century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Moments of ‘Self-Determination’，Cham： Palgrave Macmillan，2020.】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则大多关注印度独立过程中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实践，强调帝国衰落和民族主义发展对印度独立的推动作用，力求还原印度民族国家建立的完整进程。【参见Dietmar Rothermun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ecolonization，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6;Henri Grimal， Decolonization： The British，French，Dutch and Belgian Empires，1919-1963，Boulder： Westview Press，1978;Ronald Hyam，Britain’s Declining Empire： The Road to Decolonisation，1918-196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Martin Shipway，Decolonization and its Impac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Empires，Malde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8;Martin Shipway，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Empires，Volume IV，Reactions to Coloniali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3;John Darwin，Britain and Decolonisation：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war World，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8;John Darwin，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1830-197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国内相关论述常见于世界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多关注印度非殖民化的历史即民族主义的实践和英帝国衰退的进程，认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浪潮推动了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参见张顺洪等：《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潘兴明：《丘吉尔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论述了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演变与特征，强调印度多族群特征对印度国家及历史的影响。但已有研究较少从内外部相结合的视角对印度的民族自决观念进行分析，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难以为理解印度同国际秩序的互动提供历史与理论支撑。

基于此，本文引入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作为理论工具。英国学派语境中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多维度的术语：作为概念，它指的是由一组国家基于共同认可的规则展开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参见[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作为分析工具，“国际社会”是解释现代国际秩序形成的重要理论工具。它认为现代国际秩序是基于共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欧洲国际社会在全球扩展的结果，在扩展的过程中欧洲国际社会将其所认同的规则和规范应用到非西方国家，并使其进一步扩大和制度化，这些制度包括主权、领土权、均势、战争、外交、国际法和大国管理等首要制度，也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次要制度。【英国学派认为首要制度是演化而来，而非人为设计，是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实践，反映了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同。它们是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构成要素，界定了国家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社会成员资格条件做了界定。古典威斯特伐利亚首要制度包括：主权、领土权、均势、外交、国际法和大国管理等，也包括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次要制度则是国家为特定功能和目的而有意设计的政府间安排及组织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参见[英]巴里·布赞著，颜震译：《英国学派理论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7页。】在这一过程中，非西方国家通过接受西方所谓的“文明标准”而被纳入国际社会，【江文汉指出，“文明标准”是一种假设性的表达。根据其定义，那些满足特定标准要求的对象被归入“文明”成员范畴，而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则被归入“不文明”或“非文明”范畴。它适用于个别国家或个别社会，也适用于国家体系或国际社会。参见Gerri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4，p.3.】国际社会的范围由此得以扩大。这种扩展方式和社会属性，使规则和制度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规则或制度的集体认同与对国际社会内部成员的认同，构成了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参见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Issue.1（1972），p.1;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8.】规范、制度和大国被认为在塑造国际社会秩序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叙事方式忽视了国际社会扩展过程中的暴力、殖民主义及非西方世界的施动性，【参见Barry Buzan，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103;[加]阿米塔·阿查亚著，姚远、叶晓静译：《建构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施动性与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因而没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本文借鉴国际社会的理论工具，如国家间的结构状态、共同认可的规范制度构建的合法性，强调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关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施动性：首先，论述国际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及合法性危机，为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外部来源提供宏观背景分析；其次，考察在一战、巴黎和会召开及印度加入国际联盟等事件的影响下，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演变进程；最后，对印度民族自决观念演变及大国对其认知的转变进行论述，梳理印度民族自决观念演变的特征并总结其影响。

一、一战后的国际社会合法性危机与民族自决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19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原则。一方面，英、法、奥、俄等帝国力量的变化，导致大国间的均势体系瓦解，无法就战后秩序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和帝国废墟上出现的新国家，激发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抗斗争，使18世纪晚期在法国和美国革命中流行的民族自决观日渐普遍化。【Paul Keal，European Conquest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Moral Backwardn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27.】国联的成立和委任统治制度的出台，将民族自决作为一项权利加以正式确认。中心国家间和中心—边缘国家间，在战后秩序安排和民族自决权的适用对象及范围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使国际社会欠缺合法性。【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109.】一战后国际社会合法性构建的失败，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因素造成。

首先，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大国在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初衷上存在差异，无法就战后安排达成一致意见。“在1919年，聚集在巴黎的调停人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各自持着根本不同的观念，他们对大战根源有着迥然有别的诊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议程、理论、优先权利、构想以及处方”。【[加]卡列维·霍尔斯蒂著，王浦劬译：《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作为欧洲传统强国，英法两国希望在战后恢复旧的秩序，以维系其强国地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认为战后的秩序需要重新调整，但不应是颠覆性的。他强调实现和平的条件包括确立条约的神圣性、民族自决及建立国际组织。【“Address of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Lloyd George） before the Trade Union Conference at London，January 5，1918，”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8，Volume 1，Supplement 1，The World War，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8，p.107.】法国总统克列孟梭公开表达对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均势体系的维护，强调恢复均势是战后和平会议的指导思想。【Charles T.Thompson，The Peace Conference Day by Day： A Presidential Pilgrimage Leading to the Discovery of Europe，New York： Brentano’s Publishers，1920，p.58.】与二者不同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设想更为激进，他强调战后秩序需要基于对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公正原则，关注各国和各民族的权利。这也是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主要原则，对道德和正义的强调，使其“成为某种理想主义外交的象征”。【Arnold Wolfers，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 in Foreign Affair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6，p.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