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文献口述与古史重建问题

整个古代尤其是上古时代民众识字率较低，口述是一种重要的文献传播途径，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所关注。 参见［美］夏含夷：《先秦时代“书”之传授》，《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178页；杨翼骧：《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徐中舒编注：《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5-359页；阎步克：《乐师、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意义》，《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1-93页；于溯：《行走的书簏：中古时期的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文史哲》，2020年第1期，第154-164页。】但关于上古时期口述形式如何传达真实性内容等问题，学界尚缺乏专题探讨，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吕思勉就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老子》的质疑指出：“传者乃以战国时之名易之，此如今译书者，于书中外国名物，易之以中国名物耳，虽不免失真，固与伪造有别也。”【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9页。】“译书”的比喻非常形象，试图突破古史辨学者简单化的逻辑思维，从所谓“伪造”著作中寻求合理性因素。吕氏进一步解释说：

古人之传一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兼传其词者，则其学本有口诀可诵：师以是传之徒，徒又以是传之其徒，如今瞽人业算命者，以命理之书，口授其徒然。此等传之千百年，词句仍无大变。但传其意者，则如今教师之讲授，听者但求明其意即止，迨传之其徒，则出以自己之言，如是三四传后，其说虽古，其词则新矣。【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9-20页。】

师徒之间的传书过程，即使有文本作为传播媒介，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口述，因为付诸文字则受制于竹、帛、笔、墨等物质条件。吕思勉所说的“传意”和“传词”两种方式，是口述的两种主要类型。我们可以把吕思勉所说的适用范围予以扩大，古人口述的内容未必只是《老子》一类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著作，也包括简短的单篇文本、谚语、诗歌民谣，以及其他流行的文句段落。梳理“传词”与“传意”这两个类型，钩沉口述背后的文化信息，或有助于古史重建问题讨论的深入。

一、传词

“传词” 即古人针对某些话语或者文本，逐字逐句背诵，使之尽可能忠于原意，吕思勉言“此等传之千百年，词句仍无大变”。在文字记录不发达的时期，古人记忆工作的强度，很可能超出了今天人的想象力。传世的《诗经》《周易》《老子》等众多典籍，和出土文献相比，虽有一些文字差别，但内容相当一致。它们的流传方式有传抄，也有口传。柯马丁基于文献“同音异文”的现象，判定人们凭借记忆传抄文本是传播的可能环节，【［美］柯马丁：《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76页。】这一推论和上述“传词”说是一致的。《周礼·春官·瞽矇》就说瞽矇有“讽诵《诗》，世奠系”【（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21页。】之责。“讽诵”即古人背诵“传词”。《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说：“倍（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00页。】《周礼》说瞽矇擅长讽诵《诗》，说明这一工作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周礼》也说大司乐要教给“国子”的若干本领中有“讽”与“诵”，则“讽诵”是很多贵族都具备的本领。

古人把“讽诵”看作一种学习方法。《吕氏春秋·博志》言：“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53页。】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90页。】“默”是不出声的“讽”，可见默而识记信息是掌握知识的重要手段。孔子老而好《易》，仔细玩味“古之遗言”，并探索其中的“德义”。【廖名春：《帛书〈要〉试释》，《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8-99页。】《吕氏春秋·尊师》言：“凡学，务必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94页。】《周易·大畜·象》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颖达正义：“多记识前代之言往贤之行，使多闻多见，以畜积己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1页。】此亦包括“讽诵”典籍的行为。

除以记忆强化理解之外，“讽诵”还有礼仪或宗教用途。比如《左传》《国语》中常见的宴会赋诗，说明当时贵族对《诗经》的文本烂熟于心，可依据不同情境进行新的诠释。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三《子路》，（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46页。】“诵《诗》”是为了“使于四方”之时的“专对”，不是显示学问。又如《左传》中有相当数量的占卜记录，卜人对《易》等占书脱口而出；《论语》记孔子入太庙“每事问”，【（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三《八佾》，（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58页。】太庙的令长会针对孔子的疑惑，依据典章予以回答。

“讽诵”好即可“强记（志、识）”。不少“强记”的人成为君主的智囊与知识库，使君主摆脱人工调阅文献卷宗的麻烦。《大戴礼记·保傅》说：“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史佚是周成王时期的史官。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而且对曾子解答“礼”的问题时提及“老聃”“老聃云”。【（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八《曾子问》、卷一九《曾子问》，（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016、3033页。】汉代张安世能记住汉武帝遗失三箧书的内容，并将之默写出来，“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汉书》卷五九《张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47页。】典籍中关于贵族博闻强志的记载屡见不鲜，例如《史记》言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1页。】言淳于髡“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7页。】

人们“讽诵”的内容，可以归纳成几个方面：第一类是经典文献。《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也”。【《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08页。】《汉书·儒林传》说：“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592页。】“讲诵”与“弦歌”的对象应是经典。第二类是谱牒世系，即《周礼·春官·瞽矇》所说的“世奠系”，内容类似于《世本》，需要专人记忆。第三类是嘉言善语，《左传》《国语》以及诸子大量引用前人的嘉言善语，包括谚语，以“闻之”“有言”等为领起的有精警特色或训诫作用的话，以及“宪言”“法言”“建言”之类。【参见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建言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这三类内容即便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更改，也不大可能推倒原文本进行杜撰，更可能用当时人们熟悉的语言与社会现象进行“今译”。比如顾颉刚、刘起釪推论《商书》中《汤誓》《盘庚》等篇系殷商文献，“由于时间已在周代，所以会运用周代通用的文句去写它，等于也是当时的一篇‘今译’。到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文献散布到士大夫手中，在传抄中显然更会有当时文字的影响”，“因此它才成了比殷代后半期即武丁以后的甲骨文浅近平易得多的文献”。【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89页。】郭沫若在其名文《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指出以“天”为天神的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今文《尚书》中《微子》《西伯戡黎》等篇以及《礼记》与诸子引《商书》皆非殷人原作，都经过周人的改写，【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323页。】也明显经过“今译”。这样经过“今译”的文本，其主干内容与中心思想渊源有自，就不应当视为“伪作”。

二、传意

“传词”费时费力，古人会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传意”，即在遵从大体意思的前提下复述出来，并带有一定的解读，“听者但求明其意即止”。传意较之传词更为便捷。《论语·八佾》记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三《八佾》，（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57页。】孔子以杞、宋的 “文献”佐证、解读自己眼中的“夏礼”“殷礼”，此举当属“传意”。《尚书·洪范》中武王访于箕子，《国语·郑语》中伯阳父分析“三川皆震”以及史伯对郑桓公问，《左传》昭公元年（前541）中叔向问晋平公疾于子产，《国语·鲁语》中吴子问防风氏大骨于孔子等典故，皆是此类。

上引《周礼·春官》中的“瞽矇”，其职责为“讽诵《诗》，世奠系”。吕思勉进一步指出，“窃疑《大戴记》之《帝系姓》乃故之《系》《世》之遗，《五帝德》则瞽矇所讽诵者也”，【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这一意见值得注意。在《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孔子和宰我围绕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帝王的事迹展开问答，采用了一些韵文，可以看出“讽诵”的痕迹。其中有孔子的按语，如孔子言说黄帝功绩后，归纳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又如宰我问帝颛顼，孔子说：“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89-735页。】这表明儒者在“讽诵”世系的同时也有解读，乃至对弟子的教诲。《五帝德》可当作“传意”之例。

抽绎典籍精髓加以阐释，也称为“抽”“籀”或“纟由”，在很大程度上亦属“传意”。段玉裁指出：“毛传曰：读，抽也。《方言》曰：抽，读也。抽皆籀之假借。籀者抽也，读者，续也。抽引其绪，相续而不穷也，亦假紬字为之。”【（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此非一般的背诵，而是从复杂内容中乱中抽丝，即“抽引其绪”的同时还要“相续而不穷”，讲出前因后果，少不了推演阐释。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即“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也”。【《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16页。颜师古认为“纟由

谓缀集之”，可备一说，但似不如淳之说贴切，因为司马迁的工作不只是“缀集”前说。】“次述之”就有司马迁的理解。段玉裁又云，“抽”亦借“繇”字为之，“《春秋传》卜筮繇辞，今皆作‘繇’……据许则作籀。服虔曰：‘繇、抽也’，抽出吉凶也”，“《叙目》曰：‘尉律：学僮十七已（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讽籀连文，谓讽诵而抽绎之。满九千字皆得六书之旨，乃得为吏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90页。】卜筮繇辞和学僮考试都需要人们依据情况抽取其所需，并绎其义。从《张家山汉简·史律》看，此处记忆若干“千字”并非只是识字，还包含相关的专业知识，【赵平安：《新出〈史律〉与〈史籀篇〉的性质》，《文字·文献·古史——赵平安自选集》，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216-223页。】似也包括了一定的诠释。

人们“传意”会采取对话的方式，即“语”。“语”是一种很古老的文体，先民围绕某些话题进行谈论，就形成了“语”。“语”出于实录，和史官的记言行为相关；诸子皆有“语”，即“百家语”。【王青：《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上博简〈曹沫之陈〉篇的启示》，《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以对话的形式传播信息，就兼赅“传词”与“传意”两者。在诸子中“语”的“传意”色彩浓重，会加入传述者的看法。即便如此，所传内容也不可全视为空穴来风。如上博简第七册的《武王践祚》提供了当时编撰“近古史”的一个实例，它在已有材料的基础上增补情节，丰富内容，落实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经过。然而《武王践阼》叙事的缘起是周武王向太公望（师尚父）垂询“黄帝颛顼之道”，则是可信的。【（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页。】《史记·周本纪》言周王朝开国伊始“师尚父为首封”，太公望“博闻”多识，周文王、武王灭商兴周“师尚父谋居多”。【《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第1480页。】在这个背景下将周武王垂询的对象属之太公望，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参见晁福林：《从上博简〈武王践祚〉看战国时期的古史编撰》，《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又如在清华简《汤在啻门》《汤处于汤丘》等篇中，战国时代君人南面之术的痕迹浓厚，但商汤问政于伊尹的故事却于史有之。问政于老成之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无可怀疑。战国人熔古今史影为一炉，会把情节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但他们所传之“意”总会借助一些真实的历史背景。我们称之为“素地”，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