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晚期战争伦理的“国家转向”

摘 要： 西欧中世纪晚期在战争领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1387年奥诺雷·博内在《战争之树》一书中阐述了新的战争伦理观点。他抛弃了自奥古斯丁以来的“战争性恶说”，宣扬“战争性善说”；贬抑传统封建骑士的战争功绩，突出平民参战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阐明平民的战争责任；主张以胜利为导向，抛弃或弱化战争中的道德限制。究其实质，奥诺雷·博内立足于主权政治的趋势，从国家视角评估战争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颠覆了中世纪传统的战争伦理观。同时，奥诺雷·博内的新学说范式也受到其他理论学说的制约而不至极端化。近代以来，西方战争伦理在关于“博内范式”的正反相持中不断演进。

关键词： 奥诺雷·博内；《战争之树》；中世纪；战争伦理；“国家转向”

战争伦理是关于战争行为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道德认知和判断，其不仅指引和制约战争实践，还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被认为是特定文明形态的重要表征。近几十年来，学术界颇为关注西欧历史演进中的战争伦理问题——特别是古典和现当代的战争伦理。对于中世纪时段，学者们重点关注奥古斯丁（Augustine）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战争伦理观点，而对其他人战争伦理观点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有必要继续挖掘中世纪战争伦理学说谱系的其他节点，而奥诺雷·博内（Honoré Bonet，约1343—1405年）及其著作《战争之树》（The Tree of Battles，1387）无疑具有特殊价值。

事实上，奥诺雷·博内并不是一个“冷门”人物，国内外学界对他均有论及。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见于期刊或论文集的专题论文，①第二种是作为著作的章节内容。②这两种研究成果涉及奥诺雷·博内的生平履历，《战争之树》的版本及其关于骑士规则、战争技艺和国家权力的基本观点。第三种是对于《战争之树》词句的引用或简单评述，这种情况最为常见，但多少有些蜻蜓点水，难免挂一漏万或断章取义。【代表性研究成果有Stephen H.Rigby，Wisdom and Chivalry，Chaucer’s Knight’s Tale and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Leiden：Brill，2009，pp.12，208;Craig Taylor，Chivalry and the Ideals of Knighthood in France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isity Press，2013，pp.117-118，149-150;M.H.Keen，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s，London：Routledge，2016，pp.11，144，190.】国内学者倪世光在他的骑士制度研究中援引过《战争之树》。【倪世光：《骑士制度与西欧中世纪战争》，《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183-184页。】 总的来看，学者们较少系统分析《战争之树》的言说逻辑和框架，也没有充分解释该书在西方战争伦理学说谱系和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另一方面，2006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出版大部头的《战争伦理——古典和现代读本》，其中辑录了从古典时代到当代的数十个文本，却未包括《战争之树》；2016年和2018年出版的两部颇具知名度的战争伦理学说著作也未提到奥诺雷·博内。【参见Gregory M.Reichberg，Henrik Syse and Endre Begby，eds.， The Ethics of War，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Helen Frowe，The Ethic of War and Peace，An Introduction，London：Routledge，2016;Maja Zehfuss，War and the Politics of Eth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这折射出奥诺雷·博内在学界的另一种境遇，虽然相关研究看似可观，但学术界还未充分重视和发掘其学说的重要价值。

作为一个处在中世纪与近代交替时期的思想人物，奥诺雷·博内的学说宣告了以基督教教义和封建主义为基本指向的中世纪战争伦理的没落，代之以国家利益/国家理由为基本指向的战争伦理认知路径。因此，对于奥诺雷·博内学说的深入探究，既有助于把握西欧战争伦理的历史逻辑，了解西欧中世纪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也有助于认识过渡时期西欧政治观念的变化。

一、奥诺雷·博内及其时代

思想家的学说乃是基于时代大势的观察和思考。在奥诺雷·博内生活的年代，西欧发生了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教廷从阿维农迁回罗马（1377年）和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年）等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它们构成了奥诺雷·博内思考战争伦理问题的现实起点。

百年战争的导火线是英法国王在阿奎丹公国问题上的争端。1259年英法签订《巴黎和约》，英国国王以向法国国王宣誓效忠为条件，领有阿奎丹公国，由此形成封建关系。然而后来双方不断指责对方没有尽到相应的封建义务。1337年5月法国国王下令没收阿奎丹公国，10月英国国王正式对法国宣战。从起因上说，百年战争本是中世纪典型的封建战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年战争却朝着“去封建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以封建附庸（骑士）为核心的战争动员形式、军队组织结构和战术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平民步兵的崛起。在战争初期，法国坚守传统的“骑兵决胜论”，以封建军役的形式征召骑士部队，强调骑士在战场上策马冲锋的主导地位。英国则采用下马骑士和平民步兵相配合的战术，后者包括“医生、屠夫、裁缝、染工、皮毛商、小贩、理发师、厨师、铁匠、制桶工、店员、面包师和猎手”。【Mike Loades，The Longbow，Oxford：Osprey，2013，p.37.】1346年8月的克雷西战役，英国以损失两百余人的代价斩杀法国一万多名骑士。1356年9月的普瓦捷战役，英国再次以微小代价杀死法国数千名骑士。是役，法国国王约翰二世（Jean Ⅱ，1350—1364年在位）被俘，其创建的星章骑士团覆灭。星章骑士团的首领之一，被誉为14世纪最具骑士精神，并以一部名著《骑士宝典》 （A Knight’s Own Book of Chivalry）享誉西欧骑士界的夏尔尼的若弗鲁瓦（Geoffroi de Charny）战死。

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证明了平民部队的战斗潜力。英国继续强化了这种趋势。在法国，骑士阶层认为平民根本不配上战场，与平民军队对阵是耻辱，“让自己败于平民，更是双倍的耻辱”。【Matthew Strickland and Robert Hardy，The Great Warbow，Sutton：Sutton Publishing，2011，p.206.】尽管如此，法国也在提升军队中的平民比重，14世纪60年代以后，法军长弓手的数量与日俱增。【Philippe Contamine，Guerre，tat et Société à la fin du Moyen ge，pp.162-173.】简言之，随着战争的推进，英法国王都在不约而同地突破骑士战争的传统，日益重视平民的战争潜力。

其次，中世纪西欧长期遵循“骑士作战、教士祈祷、平民劳作”三等级秩序原则，平民与战争无关且豁免于战争的侵害，但在百年战争中却频繁发生大规模掠夺平民的事件。最典型的是英国军队的“骑行劫掠”，即组织大队人马快速袭击村镇，掠夺农民。早在1339年英国军队就组织了第一次骑行劫掠，烧抢众多富裕乡村，以至于很多军官担忧这种行为是否正当。【Jonathan Sumption，The Hundred Years War，Volume I，Trial by Battle，London：Faber and Faber，1990，p.285.】但是从中获取的利益让他们欲罢不能，“走到哪烧到哪”。【Jean le Bel， The True Chronicles of Jean de Bel，1290-1360，trans.by Nigel Bryannt，Woodbridge：The Boydell Press，2011，p.226.】14世纪60—80年代是骑行劫掠较为频繁的时期，整个法国东部和中部的乡村几乎全部受到侵扰，奥诺雷·博内彼时居住的里昂就位于受害区域。另一方面，法国也劫掠英国平民，从战争初期就派遣舰队侵入英国东南部城市，在14世纪70年代大规模重建海军之后，侵扰的城市数量更多，破坏性也更大，以至于恐慌情绪蔓延到伦敦。【Jean Froissart，Sir John Froissart’s Chronicles，London：Longman，Hurst，Rees，and Orme，1808，p.166;Jean Favier，La Guerra de Cent Ans，Paris：Fayard，1980，pp.284-286.】大规模掠夺平民的目的不仅出于后勤和经济利益，也在于打击敌人士气，“成千上万无家可归、饥饿和愤怒的人民消耗了国王的资源，降低了王室的威信” 。【Jean-Denis and G.G.Lepage，Medieval Armies and Weapons in Western Europe：An Illustrated History，London：McFarland & Company，2005，p.224.】但这也在客观上加深了平民对于侵略者的仇恨，刺激他们保家卫国的意识，战争再也不能被认为与平民无关了。

再次，战争动员范围逐渐涵盖全体民众。除了招募步兵之外，英法国王通过其他方式把更多民众纳入国家的战争机器。一方面，由于国王无法单靠自费武装的骑士部队赢得战争，不得不供养通过契约金招募的平民军队，导致军费不断膨胀，由此国家不断扩张税种和纳税人群，而“民族意识给予征税以合法性”。【Christopher Allmand，The Hundred Years War，England and France at War c.1300-c.14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60.】另一方面，国王以战争为理由扩大社会管制。查理五世要求所有适龄男子练习射箭，战时保卫城镇。他还没收位于前线的封建城堡，将其改造成防御工事。【Christopher Allmand，The Hundred Years War，England and France at War c.1300-c.1450，pp.77-81;Matthew Strickland and Robert Hardy，The Great Warbow，p.255.】而这些都是以往国王们无法干预的领域。结果，“由于纳税和守护城墙，民众的非战斗人员身份就变得非常可疑，随着战争日益变成‘国家间战争’，非战斗人员豁免于战争的理由越来越少”。【David Green，The Hundred Years War：A People’s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51.】

到14世纪下半期，百年战争“去封建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晰。战败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意味着国王丧失一块私人封建采邑，或麾下封建附庸（骑士）的减员，或由此而蒙羞。毋宁说，战败意味着国家的灭亡或被肢解，人民被奴役。因此，国家不能战败，以至于不惜倾尽所有资源，用尽所有手段。在奥诺雷·博内一代人的眼中，英法战争持续时间之长，战争规模和破坏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以往中世纪西欧战争。【与奥诺雷·博内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菲利普·德·梅齐埃在其写于1395年的名作《英法和平的期许》中就对英法战争的持久性和破坏性感到惊愕，参见Philippe de Mézières，Letter to King Richard Ⅱ，a Plea made in 1395 for Peace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75，pp.5-30.对于类似情绪的论述，参见Ben Lowe，Imagining Peace：A History of Early English Pacifist Ideas，1340-1560，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