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建交问题再探讨

摘 要： 中缅建交是当代中缅关系的起点。早在1948年12月，缅甸便初步决定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吴努政府更多考虑的是何时承认的问题。最终，在确定英国和印度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缅甸于1949年12月16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中缅双方彼此猜忌防范，直到1950年6月8日两国才正式建交。历史记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建交前后的中缅关系，压制了两国在经贸关系和政治往来等国家利益层面的互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缅关系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英国、印度和苏联等第三方经常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1953年，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强调和平共处，缅甸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开始奉行中立主义，国家利益在中缅关系中的优先性迅速提高，双方关系明显转暖。

关键词： 中缅建交；革命外交；中立主义外交；外交承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承认问题成为中国独立外交的重要事项。1949年12月16日，缅甸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6月8日，中缅两国建交。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中缅关系总体上处于冷淡和疏离的状态。这段历史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例如，缅甸为什么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半月以后予以承认？中缅建交缘何没有成为两国关系迅速升温的动力？

近二十年来，缅甸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大体上围绕缅甸的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两种视角展开研究：日本学者丸山钢二与中国学者范宏伟、姜帆参考中缅双方的文献，勾勒出缅甸国内围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讨论及其历史进程；①中国学者曹寅利用近年来解密的尼赫鲁文件，探讨了缅甸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机选择的偶然性及其对印缅关系的影响；日本学者三宅康之挖掘了缅甸、中国、英国、美国和印度多方档案文献，以中缅关系长时段发展的视野，更多地从缅甸对中国认知及与英联邦国家协调的角度，讨论了缅甸对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机选择。由于利用了多国档案，后者的史实描述更为详尽，并解释了缅甸为何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却并未很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参见Yin Cao，“India，Burma，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zing the New China，”China and Asia： A Journal in Historical Studies，Vol.5，No.1 （2023），pp.82-89;［日］

三宅康之著，邵天泽译：《论缅甸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过程》，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33-51页。】

既有研究揭示出了中缅建交的大体历史过程，并对其中的重要史实予以阐释。但由于对缅甸档案和英国档案的利用并不充分，同时没有挖掘相关的苏联档案，上述研究未能深入细致地讨论缅甸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过程中的各种利弊考量，对中缅未能迅速建交的原因仅止于推测，亦未能阐明第三方（英国、印度、美国和苏联等国家）对中缅建交的不同影响。

本文深入挖掘了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并辅之以中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和印度等多个国家的官方文献，在中缅两国对外战略的大背景下，讨论缅甸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缅建交谈判过程中双方的政策考量及应对策略，进而从历史记忆、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等多个层面，分析1949—1954年间中缅关系由相互猜疑到明显改善的转变过程。

一、中缅两国的外交方略与彼此认知

中缅建交的大背景基于两国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与初步实践，以及双方对彼此的认识与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推行革命外交，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看待世界的方式和革命斗争的经验密切相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受苏联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便认为当今世界已分化为截然对立的两部分，即“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并自然而然地选择站在苏俄和共产国际一边，反对帝国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将外交视为中国共产党国际统战政策的一部分，即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参见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这时，他们最关心的并非是如何争取外交承认，而是在保证国家独立和政权安全与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影响的基础上，推广中国的革命经验，发扬国际主义义务，帮助兄弟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取得解放斗争的胜利。【《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恰恰是基于以上认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外交方针。这三条方针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总框架，而与之相关的建交原则就是在这一外交框架下逐步形成的。

1949年初，中共中央确定了未来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建交问题上，中共中央认为，为了获得主动地位，摆脱过去屈辱外交的束缚，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外交机构和人员均不予承认。【《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月—9月）》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5页。】这就是“另起炉灶”外交方针的重要体现。至于谈判建交的基本原则，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上予以具体说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主席等七人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词》，《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第1版。】

另一方面，随着政权建立的时间越来越近，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细致地考虑与帝国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并出现了一些担忧和犹豫，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在承认之前提出一些前提条件。一旦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便会面对合法性危机。因此，中共中央在是否需要积极推动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迟疑不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很快获得苏东国家的承认。1949年7月初，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想法和疑问。斯大林的答复是，最好不要急于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苏东国家会尽快承认中国新政府。【沈志华、丁明译：《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中央采纳了苏联的意见，并没有积极推动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形式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第1版。】10月3日，南京市外事处处长黄华口头提请缅甸大使馆注意毛泽东两天前表达的建交意愿与原则。10月5日，中方交给缅方一份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署名的公函。周恩来在信中表示，中国认为有必要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随信附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Telegram From Burmese Embassy in Nanking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7，1949，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21）-57，p.132；刘文冬：《当代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2页。】就这样，中缅两国就建交问题开始进行正式沟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向缅方正式传递建交信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此前中方也向留在北京的各国领事馆递交了同样内容的信函。【参见金光耀：《1949—1950年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李瑞居：《加拿大承认新中国问题探析（1949—1950）》，《历史教学》，2016年第11期。】

中国政府在当时并不急于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仅仅是出于毛泽东等领导人确定的总的建交原则，还源自他们对缅甸吴努政权的认知。1948年1月4日，缅甸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缅甸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仍旧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吴努政权是帝国主义的“仆从”，是“实施法西斯统治的反动当局”。【《缅共领袖抨击反动政府，仰光工人群众联合示威，反动当局竟实行法西斯恐怖镇压》，《人民日报》，1948年4月3日，第2版；《缅甸人民的抗争》，《人民日报》，1948年5月10日，第4版；《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二）》，《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第2版。】中国共产党主张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以各种方式支持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吴努政权的缅甸民族解放运动。【《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50-53页；《在北京各界庆祝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成功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75-180页。】或者说，至少在1952年之前，对于缅甸这样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亚洲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重视的是与这些国家的党际关系而非国家间关系。正因如此，主要负责与东方各国兄弟党派联络并给予帮助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于1951年正式成立。【参见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反观缅甸，对吴努政权来说，独立后仍面临内忧外患：全球范围内美苏冷战已然打响，缅甸紧邻中国和印度两大强国，内部又面对共产党和少数民族势力的反政府运动，政府有效管理的国土刚刚超过30%，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前景堪忧。在此种形势下，缅甸当政者十分担心国家和政权安全，认为缅甸是“置身于仙人掌当中的稚嫩的葫芦”（hemmed in like a tender gourd among the cactus）。【Jovan Cavoski，“Arming Nonalignment： Yugoslavia’s Relations with Burma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1950-1955） ，”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Vol.61 （2010），pp.16-17; Renaud Egreteau and Larry Jagan，Soldiers and Diplomacy in Burma： Understanding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Burmese Praetorian State， Singapore： NUS Press，2013，pp.72-73.】1948年5月25日，在谈及对外政策问题时，吴努总理提出了包含十五点内容的“左翼团结纲领”（Programme of Leftist Unity），宣布“同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建立与英美国家一样的政治经济关系”，拒绝接受任何“有损缅甸政治、经济和战略独立”的外部援助。1949年9月28日，吴努在国会演讲中进一步阐释外交立场：缅甸无意反左翼或反右翼，只对反侵略条约感兴趣。仰光的外交不会受到英美或苏联的左右，希望同英美和苏联保持相同的友好关系。同年12月11日，吴努正式宣布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Liang Chi-shad，Burma’s Foreign Relations： 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90，pp.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