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拜占庭莫里斯时代的军队结构改革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4.0042

收稿日期：2023－07－2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希腊通史（从爱琴文明至今）”（19VJX06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苏聪，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拜占庭史；武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拜占庭史。

①  Warren Treadgold， Byzantium and Its Army，284-1081，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87.

②  Maurice，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trans.by George T.Denni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4.

③  参见Warren Treadgold， Byzantium and Its Army，284-1081，pp.87-117.

摘  要： 莫里斯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着“查士丁尼瘟疫”与连年战争所带来的人口短缺和财政空虚等问题，同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构成的威胁持续增强。严峻的形势促使莫里斯锐意改革以应对危机，并探索转型之路。莫里斯军事改革的核心为变革军队结构，将传统的罗马军团结构调整为“营—团—师”结构，以“营”作为基础战术单位。这一举措缓解了人口与财政危机，使军队战斗力得以提升，在拜占庭帝国东部和巴尔干战线均取得明显的效果。改革同时也为此后帝国新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实施做了铺垫，为拜占庭帝国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拜占庭；莫里斯；军队结构改革；《职官录》

对于古代国家而言，军队结构包含编制层级、基础战术单位、每一层级士兵数量和总体规模等方面。军队结构影响军队训练与作战中的阵型编排和战术运用，对军队的战斗力与作战效果产生重要影响。①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军队结构基本沿袭了罗马军团结构，以“军团”作为基础战术单位。至莫里斯时代，军队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营（bandon）—团（chilias）—师（moria）”军队结构得以建立，军队人数虽有减少，但战斗力反而得到提升。新的军队结构适应了中世纪欧亚大陆以骑兵为主导的军事发展趋势，且延续数个世纪，对于拜占庭军队屡次成功扼守东南欧大门意义深远。

《莫里斯的战略》详尽记述了通行于拜占庭早期和中期的军事战略、战术、战法与将道，体现了莫里斯军事改革的意图。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是以骑兵为主导的战术训练体系，以及基于周边民族战术特点而制定的“避免消耗”战术，成为此后拜占庭君主和将军进行军事谋略与战术演练的指导手册。②沃伦·特里高德（Warren Treadgold）在《拜占庭及其军队，284—1081年》一书中阐述了拜占庭军队演变的历程，对军队结构的变革着重加以论述，认为莫里斯时期的军队结构改革是使帝国军队从晚期罗马军团形态转向拜占庭军区制形态的关键举措。③约翰·哈尔顿（John Haldon）在《拜占庭战争》中分析了拜占庭各个时期的战争形态、军队的战略战术应用，将莫里斯推行的战术改革与586年的索拉丛战役结合起来分析，认为莫里斯战术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平时的训练与战术执行的有效性。参见John F.Haldon，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Charleston：Tempus Publishing Inc.，2001.迈克尔·怀特比（Michael Whitby）在《莫里斯皇帝和他的历史学家》中详细分析了莫里斯时期帝国对波斯与巴尔干的军事行动，运用《莫里斯的战略》论证这一时期莫里斯对斯拉夫人冬季出兵及采取伏击战术的合理性。参见Michael Whitby，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 W.E.Kaegi，Byzantine Military Unrest，471-843：An Interpretation，Amsterdam：Adolf M.Hakkert，1981.迈克尔·德克（Michael J.Decker）在《拜占庭兵法》中探究了拜占庭军队的组织、招募与训练，对莫里斯时期的军事序列编制改革，以及“营”作为基础战术单位的确立进行了细致考察。参见Michael J.Decker，The Byzantine Art of War，Yardley：Westholme Publishing，2013.国内学界对拜占庭军事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早期军政分权、中期军区制改革和晚期雇佣兵等问题上，参见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237页；苏聪：《从军政分权到合权：拜占庭总督制探究》，《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5期；陈志强：《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陈志强：《拜占庭军区制的主要历史作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陈志强：《晚期拜占庭帝国雇佣兵控制权的丧失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21年第3期，等等。而有关拜占庭军事改革的研究较为匮乏，仅马锋在《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军事变革》一文有所论及，认为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的军事变革解决了近卫军、蛮族雇佣军、军队重组和军事战略调整等问题，实现了以骑兵为核心军事体制的构建。参见马锋：《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军事变革》，《古代文明》，2012年第6期。

本文结合文献史料与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对莫里斯时代的军队结构改革及其影响做深入探究，以期抛砖引玉，求证于方家。

一、6世纪中后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内外部危机

查士丁尼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版图的“大征服运动”尽管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连年战争及持续近半世纪之久的“查士丁尼瘟疫”造成了人口短缺与国库空虚等严峻问题，使查士丁尼继任者们的治国理政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人口减少、财政空虚、征兵困难，以及斯拉夫人、阿瓦尔人的大规模侵袭。形势迫切要求拜占庭统治者改革军队结构，在人口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建立灵活高效的军队体制，以适应骑兵为主导的新型战争模式。当时的学者们大多关注到了这一时期的危机局面，例如查士丁二世时期的史学家以弗所的约翰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John of Ephesus，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Bishop of Ephesus，trans.by R.Payne Smi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60，p.236.布瑞（J.B.Bury）评论道：“查士丁尼去世后，各种传闻不断出现，分裂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人为制造的体系崩溃了，帝国的性质发生了迅速且明显的变化。”J.B.Bury，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395-800），Vol.2，London：Macmillan，1889，p.67.瓦西列夫（A.A.Vasiliev）认为查士丁尼统治结束之后的半个世纪是拜占庭历史上“最灰暗无华的时期，混乱、贫穷和瘟疫席卷了整个帝国”。［美］A.A.瓦西列夫著，徐家玲译：《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63页。然而部分学者也注意到，危机中酝酿着以改革促转型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态势，如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Ι.Ε.Καραγιαννóπουλο）认为，查士丁尼的继任者并没有立即面临经济崩溃的压力。Ι.Ε.Καραγιαννóπουλο，Ιστορíα Βυζαντινου Κρατου，Τóμο Α，Θεσσαλονíκη：Εκδοτικó Οíκο Βανια，1995，p.604.而以南斯拉夫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eorge Ostroyorsky）和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为代表，将后查士丁尼时代帝国的军事胜利归功于莫里斯，认为他的改革突破了旧有制度的窠臼，将国家带向崭新的、富有活力的新方向。［南斯拉夫］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庭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Charles Diehl，Byzantium：Greatness and Decline，trans.by Naomi Walford，New Brunswick：University of Rutgers Press，1957，p.221.

6世纪中后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口严重减少。这一方面源自常年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战争减员，另一方面也与瘟疫和地震造成的破坏密切相关。6世纪中期以来，帝国境内多次发生灾害，主要以瘟疫和地震为主。“查士丁尼瘟疫”使帝国损失惨重，极高的死亡率不仅使人口数量下降明显，劳动力和兵力锐减，而且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受到严重扰乱，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具体情况，参见陈志强：《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陈志强：《现代拜占庭史家的“失忆”现象——以“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 年第 2 期；陈志强：《公元6世纪地中海大瘟疫的应对策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据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 Scholasticus）所述，瘟疫在542年传入安条克，一直到594年仍在肆虐，他在瘟疫中先后失去了第一任妻子、几个儿女、一个外孙和一些仆人。Evagrius Scholasticus，Ecclesiastical History.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from AD 431 to AD 594，trans.by E.Walford，London：Samuel Bagster & Sons，1846，p.409.当代学者阿伦（P.Allen）估算，地中海世界在此次瘟疫中损失了近33%的人口。P.Allen，“The ‘Justinian’ Plague，” Byzantion，Vol.49 （1979），pp.11-13.地震对民众的生命与财产也构成巨大的威胁。以弗所主教约翰描绘了582年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城市发生地震后许多民众惊恐的情景，连皇帝莫里斯也受到影响：“他受到极大的困扰，唯恐这座城市（阿尔比苏斯）被地震毁灭是上帝的旨意。”John of Ephesus，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Bishop of Ephesus，p.237.由于阿尔比苏斯在地震中受损严重，莫里斯决定从国库中专门设立重建基金，对受到地震破坏的城墙进行修缮。John of Ephesus，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Bishop of Ephesus，p.236.此后地震时有发生，一直持续到588年，东部城市安条克在588年地震中损毁严重。Evagrius Scholasticus，Ecclesiastical History.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from AD 431 to AD 594，pp.227-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