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落论的兴衰

对大国衰落的讨论同大国崛起一样，是历史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的永恒课题。自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以来，以“衰落”为主题的思考是所有关注大国命运的学者的共同偏好。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公认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区域国别与大国政治研究领域中一直处于“超然”的位置，而其自身又是一个极为复杂而特殊的国家。自20世纪中期以降，其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与同时期国际秩序的变迁紧密关联，有关其衰落的研究——即美国衰落论——也往往横跨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等多个领域。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之中，俄乌冲突与中东乱局等诸多危机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大国政治的本质，反思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关口，有必要倾听美国衰落论的声音并考察其演进，从历史与理论的多层维度展开相关思考。

一、美国衰落论的缘起与演进

诞生于独立战争的美国从来不缺乏危机感，对衰落的担忧与恐惧始终伴随着美国的国家构建与发展历程。美国衰落论的声音在美国乃至西方向来都是一种常态，尤其出现在美国发生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等特殊时期。随着20世纪美国的国力陡增并卷入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美国的国家危机感有了更为清晰的指向和参照——内有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使命，外有应对来自苏联、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萨缪尔·亨廷顿归纳总结了冷战爆发以来出现的五次“美国衰落论”：第一次出现于1957—1958年苏联战略导弹试验及其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的冲击，第二次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和欧洲的崛起，第三次出现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第四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扩张引发的恐慌，第五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财政与贸易赤字的攀升。【

参见Samuel P.Huntington， “The U.S.-Decline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Vol.67， No.2 （Winter  1988）， pp.94-95.】围绕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的辩论使第五次美国衰落论达到高潮，【 参见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Vintage， 1989.】学术界开始热议大国由于过度扩张而转向衰落的经典论题，从国内发展的局限与维系国际联盟体系的困境等多个角度批判冷战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不过，这一轮有关美国衰落的讨论戏剧性地终结于苏联的崩溃。

冷战的结束似乎为美国衰落论画上了休止符：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爆发，美国国内经济呈现欣欣向荣之势；苏联解体带来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使美国人从现实到心理上都感到更加安全了；国防开支的减缩有效节约了财政支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赤字情况大为好转，甚至创造了少量盈余。然而，随着“9·11”事件的冲击、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相继爆发，以及全球反美主义浪潮的兴起，学界与社会的讨论呈现出“美国帝国论”与“美国衰落论”并行的奇特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中国国力的稳步上升与美国全球战略资源日趋捉襟见肘，美国衰落论的声音再次出现。2008年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后美国世界》与2014年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系列第二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发表，【 参见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8;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标志着美国主流学界从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变化两大维度，对美国衰落论开始进行新的深刻反思。2016年，有着浓厚保守与民粹色彩的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使美国主流社会陷入更深层次的忧虑，不少学者表达对美国创新能力及国际影响力下降的隐忧。在这一时期，美国衰落论更是以所谓“终结论”的形态出现，诸多学者以“美国世纪、美国秩序、美国时代的终结”为题，【 参见［美］查尔斯·库普乾著，潘忠岐译：《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美］约瑟夫·奈著，邵杜罔译：《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加］阿米塔·阿查亚著，袁正清、肖莹莹译：《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讨论多极化趋势下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与国际主导地位的丧失。

中国国内学界和出版界对美国衰落论这一话题较为关注，文章著述与图书译介多见于经济学、国际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前沿研究领域。在过去三十余年时间里，中国学界对美国衰落论相关研究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过渡到专业性学理批判，对美国学界的自我反思保持关注，往往在第一时间翻译乃至同步出版知名学者的中文版译著。1989年，储玉坤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围绕美国衰落与否的辩论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述论。【 储玉坤：《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一场大辩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3期，第50-57页。】2010年，刘建华做了类似的工作，将冷战爆发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美国衰落论整理归纳为五波，并从硬实力、软实力和国际领导力等角度对美国霸权的延续做出肯定性的判断。【 刘建华、邓彪：《美国霸权：衰落还是延续》，《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期，第26-35页。】2011年，李承红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美国国内有关美国衰落的辩论进行了详述，并对其中所涉及的理论性话题进行了归纳整理。【 李承红：《重温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界有关“美国衰落论”的争论》，《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91-106页。】总的来看，国内多数学者对于“美国衰落”持较为肯定的看法，但并未失去清醒理性的分析，将重点放在观察美国综合实力的相对下降及其国际霸权所面临的挑战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美国衰落论的论文更多地发表于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2014年之间。随着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重返亚太与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结构性对抗的态势日趋明显，国内学界对美国衰落论的关注度及认可度皆有所下降。这与特朗普上台后，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国内网络媒体所热议的美国衰落（崩溃）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综上，20世纪中叶以来的美国衰落论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中，并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呈现集中性的辩论，从而为国内学界所注意，并成为研究美国的重要材料。美国衰落论的“周期性兴衰”本身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美国人对自身国家所存在之问题的反思和总结。需要注意的是，鉴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特殊属性，有关其衰落的讨论必然是多维度的，有学者将其分为经济衰落论、文明衰落论、战略衰落论、综合衰落论与他国崛起论等不同观点。【 张东冬：《美国国家实力衰落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国际展望》，2018年第2期，第35页。】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美国衰落论划分为国家治理（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衰落和霸权体系的衰落两大维度，以便分头进行讨论。

二、美国国家治理衰落论

冷战给美国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体现在意识形态对抗在学术界所折射的制度优越论与在现实中必须保持实力优势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对自身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优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始终保持自信态度，但在诸如核武器、太空科技与地缘政治等具体的竞争领域，美国人必须论证自身的制度优势能够有效转化为现实的实力优势，同时必须防范敌对意识形态的扩张。这也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中所表现出来的“衰落焦虑”心态的主要来源。这种外界压力所造成的焦虑感，似乎与内生于美国本土治理实践的衰落论有非直接关系，而且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焦虑感也随之淡化。从根源上看，冷战时期的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并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美国“例外论”始终未受到真正的挑战，反而在冷战结束前夕被“历史终结论”所大大强化。对这种意识形态自满的真正挑战，应来自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9·11”事件所带来的心态转变。

美国内生的衰落论主要是学界从美国国家治理不当的表象，延伸到对美国国家构建缺陷与国家未来前景的忧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衰落发生于美国自身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活力与生活方式的衰败。美国政治学者戴维·S.梅森（David S.Mason）在其2008年出版的《美国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一书中，较为全面且集中地呈现了危机时期美国的自我反思：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如西欧和日本相比，美国在教育、医疗、金融和制造业等诸多领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全球影响力与财富走向全面衰落。【 参见［美］戴维·S.梅森著，倪乐雄、孙运峰译：《美国世纪的终结》，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此类观点是《大国的兴衰》一书在20余年后的回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大国衰落的某种集体共识，即一个内政不修的超级大国无法维系其国际主导地位。

如果说民主、自由与法治是美国优越论的根源，那么美国人更为深层的衰落焦虑来自政治体制的衰朽。美国政治学者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在其《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一书的导言中，明确区分了衰落叙事需要区分“共和国”和“帝国”。阿克曼认为：“共和国的衰落可以容纳美利坚帝国的延续——帝国一词是指美国世界霸权的地位。”【 ［美］布鲁斯·阿克曼著，田雷译：《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作为对美国政治体制研究造诣颇深的学者，阿克曼在其研究目标的选择和界定上极为严谨，延续了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帝王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的研究思路，将所谓的衰落严格限定在美国总统制的变革之上，同时避免触及对于民主制的敏感探讨。在他看来，20世纪以来总统行政权的急速扩大是美国共和制衰落的重要表现，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最终将会伤害作为美国立国基础的宪法及其法治精神。

近年来，经济危机、新冠疫情与国际冲突的叠加凸显了美国政治制度应对危机的力不从心。“特朗普冲击”，尤其是2021年初的国会山骚乱让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惊呼“美国的宪政危机已经到来”。【 Robert Kagan， “Our Constitutional Crisis is Already Her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3，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9/23/robert-kagan-constitutional-crisis/， 2024-03-02.】学界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反思重燃热度，普遍关注如政府信任度屡创新低、老年政治、政治献金腐败、选票造假、“通俄门”与政党极化等“民主倒退”议题。在诸多研究中，如何改造病入腠理的民主制是美国学人普遍关注的新方向。【近期有关美国民主制危机的代表性著作包括：Jeanne Sheehan， American Democracy in Crisis： The Case for Rethinking Madisonian Government， Cham：Palgrave MacMillan， 2021; Leland Harper， e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Democracy： Essays on a Failing Institution， Wilmington： Vernon Press， 2022; Benjamin Studebaker， The Chronic Crisis of American Democracy： The Way Is Shut，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3.】在福山指出美国衰败的症结后，【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3， No.5（Sept.-Oct.， 2014）， pp.5-12， 13-17， 18-26.】学者们逐渐突破传统的民主与分权制政府的研究路径，将民主、国家能力与法治相结合，关注美国国家能力衰败和国家角色缺失等根本性问题。在新冠疫情危机中，制度僵化所导致的国家治理失灵被进一步放大，让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迅速转变为一场政治危机。【 参见Robert O.Schneider， An Unmitigated Disaster： America’s Response to COVID-19，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22， Prologue.】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多重维度的危机叠加进一步助长了美国衰落论的发酵。早在十年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前会长理查德·哈斯就急迫呼吁“外交政策始于国内”。【 参见Richard N.Haass，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The Case for Putting America’s House in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哈斯的反思揭示了一条简单而深刻的原则，即不管存在怎样的对手，美国唯有处理好国内事务、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并解决治理赤字，才有可能从容应对各类挑战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