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的人生路径与生活空间

摘 要： 刘贺经历了王—帝—平民—侯的身份转换。身份地位的变化也导致了其居所空间位置的改换。在两汉执政集团上层同等级的政治人物中，刘贺的行旅人生所涉及地理区域的幅面仅次于汉高祖刘邦及汉武帝刘彻。刘贺的人生轨迹涉及地域之广，无论对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还是对于国家各区域间的文化联络和经济沟通都是有意义的。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对于全面认识刘贺个人的政治史表现无疑会有帮助，对于真切理解西汉历史演变的进程也应当有积极的作用。与汉文帝刘恒同样，刘贺也是以地方藩王身份入主长安的。由原先封地前往都城的交通实践，二者明显不同。刘贺的生活轨迹覆盖司马迁所划分四个基本经济区中的三个。而与他同时的汉宣帝刘询在襁褓中被收狱，大赦后经历平民生活，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最高层，其生活空间接触不同阶层，与刘贺生活空间幅面之广，也形成一纵向一横向的对照。关键词： 刘贺；人生路径；生活空间；海昏侯国；经济开发

作为人生境遇复杂、政治路径曲折的执政集团成员，刘贺由王而帝，随即被废黜为平民，后又被封侯，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刘贺的行旅人生所涉及地理区域的幅面，仅次于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孙毓棠曾经论说汉代的交通条件：“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全国文化的统一性，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代交通的发达了。”①刘贺是高等级政治人物中汉代便利交通条件的优先应用者之一，亦超越一般“走过很多的地方”的“官吏士大夫阶级”。他对汉代“天下”所涉之广，不仅在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中增益了动荡波折的情节，而且对国家各区域间的文化联络和经济沟通也都有值得史家重视的意义。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应当有助于全面认识刘贺个人的政治史表现，也有助于真切理解西汉历史演变的进程。

与汉文帝刘恒相同，刘贺也以地方藩王身份入主长安。刘恒由代至长安，刘贺由昌邑至长安，二者行程节奏不同，表现出性格与资质的差异。刘贺的生活轨迹覆盖了司马迁划分四个基本经济区中的三个。而与刘贺同时的汉宣帝刘询于襁褓中被收狱，大赦后经历平民生活，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最高层。其生活实践接触了不同社会阶层，与刘贺生活空间幅面之广，形成了对照。两相比较，也是有意义的。

一、刘贺昌邑至长安行程：文化性格与节奏特征

刘贺自昌邑封国奔赴长安即位的行程，是他人生轨迹中保留信息最为丰富的行旅实践。《汉书·武五子传》记载了刘贺受诏急切奔赴长安的情节。其行进速度所体现的交通效率，行途言行所透露的个人性情，都值得研究者注意。在“昭帝崩”后，霍光等决策迎昌邑王刘贺即位。“玺书曰：‘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64页。】由“乘七乘传诣长安邸”可知朝廷为刘贺前往长安提供了最高等级的交通条件保障。《资治通鉴》写道：“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胡三省注：“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传；今乘七乘传。”【《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四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76页。王先谦《汉书补注》引胡注，体现出对这一意见的重视。参见（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50页。】所谓“乘七乘传”，是史籍所见规格最高的交通等级，应当体现出“征”“迎”行为的隆重以及对“征”“迎”对象的尊崇，也反映了对“征”“迎”行速的要求。

刘贺前往长安所行经路线为：昌邑—定陶—济阳—弘农—湖。而第一段行程自昌邑至定陶，刘贺的交通速度有比较特别的表现：“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64页。】“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具体记述了玺书传达到昌邑国之后刘贺反应的紧迫。而“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亦体现刘贺的急切心情。这与代王刘恒前往长安时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刘恒对于是否前往长安曾经犹疑再三，而自代出发前往长安时一路特别谨慎，然而在匈奴入侵时他又曾经有“之代，欲往击胡”这样的军事交通实践。【《史记》卷一○《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5页。】类似的在抗击北边军事压力时表现出积极强硬态度的行为，在刘贺的人生中没有或者可以说没有来得及发生。

昌邑在今山东金乡西，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北。据现今公路营运线路里程计，两者相距约67公里。如此计算，刘贺行进的时速为22.3公里至33.5公里。据《汉书·食货志》所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19页。】一里为300步、1800尺。以西汉一尺23.1厘米计，【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一里应为415.8米。则刘贺“行百三十五里”为56.1公里，时速应为18.7公里至28.1公里。

关于刘贺“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的记述，见于昌邑都尉王吉对刘贺的谏言：“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58页。】王吉批评刘贺喜好驰骋的情形，又如：“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棰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59页。】王吉对刘贺行为的否定，包括“不好书术”，“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又强调这样会导致百姓辛苦以及对“耕桑”生产秩序的破坏。刘贺这种高速驰骋的交通实践值得我们重视。【参见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南都学坛》，2018年第1期。】关于其交通形式与“仁义”“书术”存在距离的批评所体现的文化态度，也应有所注意。

二、昌邑—长安—昌邑—海昏：政治地理坐标与文化地理坐标

刘贺生涯中由昌邑到长安再到昌邑以及海昏等地方，这些地方在当时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理坐标与文化地理坐标的意义。刘贺从昌邑往长安的行速体现出主动性，但其行程方向却是被动的。如果画出刘贺的行旅路线图，可以看到从昌邑至长安，再由长安回归昌邑，又从昌邑前往海昏侯国封地即“就国豫章”【《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69页。】的行迹。昌邑与长安，一属于西汉时称“山东”或“关东”的文化中心地带，一则在“山西”“关西”，是帝国的都城，在当时是东方世界的中心。而“海昏”是位处江南的新的居民点。

刘贺从昌邑国出发前往长安，所经行线路大致应为：昌邑国—定陶国—陈留郡—河内郡—河南郡—弘农郡—京兆尹。以《禹贡》“九州”格局考虑，他行历了兖州—冀州—豫州—雍州。从昌邑前往海昏侯国最便捷的路线，可能经由梁国—沛郡—九江郡—六安国—庐江郡，抵达豫章郡，这样则又经行了扬州。如果由楚国—临淮国—广陵郡南下，则又经行徐州。如此则刘贺行迹涉及先秦文献所言“九州”中的五个“州”或者六个“州”。

李学勤曾经把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和秦文化圈。他谈到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文化趋势时指出：

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

随之而来的，是秦文化的传布。秦的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我们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其他几种文化圈对汉代文化没有作用。我们曾经指出，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其他文化的作用同样不可抹杀。中国的古代文明，本来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看清当时文化史的全貌。【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版，第13页。】

刘贺的人生经历，涉及李学勤所划分的七个文化圈中的四个文化圈，即齐鲁文化圈、中原文化圈、秦文化圈和楚文化圈。与楚文化向北延伸“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和“秦文化的传布”的同时，齐鲁文化西渐。【王子今：《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风格与儒学的西渐》，《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区域文化分别发育与相互交流的共同的历史作用，在汉武帝时代融并为“一天下”“天下一”的汉文化。【王子今：《“一天下”与“天下一”：秦汉社会正统政治意识》，《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而刘贺行旅所及，涉及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的原生区域，也就是当时汉文化形成的重心区域。在西汉帝王群体中，只有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曾经实践过这样的行旅经历。在东汉帝王中只有汉光武帝刘秀曾经行历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三个文化区域的重心地带。应当说，刘贺在交通实践方面的资质在汉代执政阶层中是位于前列的。

对刘贺行迹，有学者进行过其他视角的考察。例如有论文关注刘贺的待遇和宣帝的地位：“从长安、昌邑再到海昏，刘贺的政治待遇发生了多次变化，反映出宣帝地位趋于稳固，其政治上的合法性不断增强。”【华迪威：《海昏侯研究三题》，徐卫民、王永飞主编：《秦汉研究》第1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如从刘贺交通实践涉及的区域文化和经济地理意义分析，可能会获得新的发现。

三、刘贺未成行的旅程：汉中房陵和长安宗庙

刘贺人生轨迹中还有极可能成行却最终未能成行的旅程。未成行的旅程之一即汉中房陵。西汉房陵在今湖北房县。刘贺被废黜，“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6页。】由于太后的诏令，刘贺回到了昌邑。如果依“群臣”所奏请，则应当徙至汉中房陵县。“房陵”之“徙”以处罚罪人，在战国秦至西汉时期已成惯例。秦王政处死嫪毐，并清洗其集团成员，“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理志》云房陵县属汉中郡，在益州部，接东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7、229页。】《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张守节《正义》：“若是秦人哭临者，夺其官爵，迁移于房陵”，“若是秦人不哭临不韦者，不夺官爵，亦迁移于房陵”。【《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1页。】秦灭六国，亡国之君或迁至房陵，“（秦王政）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张守节《正义》：“赵幽缪王迁八年，秦取赵地至平阳。平阳在贝州历亭县界。迁王于房陵。”【《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3页。《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幽缪王迁）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李牧诛，司马尚免，赵怱及齐将颜聚代之。赵怱军破，颜聚亡去。以王迁降。”裴骃《集解》：“《淮南子》云：‘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之者莫不流涕。’”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赵王迁墓在房州房陵县西九里也。’”（第1832-1833页）】

西汉诸侯王有罪“迁房陵”者可见多例。例如《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8页。】《史记·五宗世家》载：“（常山）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者。有司请诛宪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无行，使棁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第2103页。】《汉书·文三王传》记载地节年间，“有司奏年淫乱，年坐废为庶人，徙房陵，与汤沐邑百户”。【《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12页。】《汉书·宣帝纪》：“清河王年有罪，废迁房陵”，“广川王海阳有罪，废迁房陵”。【《汉书》卷六《宣帝纪》，第253、272页。】后又有东平炀王云故事，《汉书·宣元六王传》：“建平三年，息夫躬、孙宠等共因幸臣董贤告之。是时，哀帝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欢等祠祭诅祝上，为云求为天子。云又与知灾异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云当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云自杀，谒弃市。”【《汉书》卷八○《宣元六王传》，第3325页。】《汉书·元帝纪》：“冬，河间王元有罪，废迁房陵。”【《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4页。】《汉书·诸侯王表》：“地节元年，王年嗣，四年，坐与同产妹奸，废迁房陵，与邑百家”，“五凤四年，王元嗣，十七年，建昭元年，坐杀人，废迁房陵”，“元康二年，王汝阳嗣，十五年，甘露四年，杀人，废徙房陵”，“元鼎三年，王勃嗣，坐宪王丧服奸，废徙房陵”。【《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409、415-416、417页。】如果不是有太后诏令，刘贺势必会有“徙”“汉中房陵县”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