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时期美国对法政策中的联盟孤立策略（1958—1969）

关键词： 联盟孤立；戴高乐主义；美国外交；大西洋联盟

1958年6月，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第二次上台执政，直到1969年4月他辞去法国总统职务，美法两国一直纠纷不断，双方分歧的实质是法国追求战略自主、提升联盟主导权的意图与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形成对立，其核心在于美国是否承认法国的大国地位，以及在美苏对抗中欧洲扮演何种角色。分析戴高乐时期美国对法政策的具体策略，有助于理解冷战时期大西洋联盟与美欧关系的特性，深化对西方国家内部关系实质的认识。关于戴高乐时期的美法关系及美国的对法政策，国内外学术界从多个研究视角出发，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①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有些研究比较粗略，侧重于描述美法关系演进的过程，对美国的策略选择提炼得不够；二是缺乏对美国对法政策的纵向考察，以往研究通常将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肯尼迪（John FKennedy）与约翰逊（Lyndon BJohnson）三位总统的对法政策割裂开来，忽视了这一时期美国对法政策的连贯性；三是对美国对法政策中的联盟因素缺乏足够重视，有的研究指出孤立处境将制约戴高乐外交目标的实现，Geir Lundestad，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From “Empire” by Invitation to Transatlantic Drift，p123但没有在联盟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专门探讨，有的研究则认为美国孤立戴高乐的手段颇为有限，Sebastian Reyn，Atlantis Lost：The American Experience with De Gaulle，1958-1969，p367而通过对档案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有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揭示戴高乐时期美国对法政策的总体思路及其内在机理。在应对戴高乐主义的过程中，美国实施的最为有效的策略不是从双边关系出发的，而是在大西洋联盟框架下运用的联盟孤立策略。所谓联盟孤立策略，指的是联盟主导国不与挑战其主导权的联盟次强国正面对抗，而是依托于联盟框架，通过利诱、施压、恐吓、追加联盟投入等手段，分化、控制与联合关键盟国，在联盟内孤立联盟次强国，以遏制联盟次强国对联盟主导国的挑战。通过采取对法克制政策、分化盟国关系和强化联盟控制的策略组合，美国有效控制了戴高乐主义对大西洋联盟与美国欧洲主导地位的挑战。本文基于以美国外交档案为主的原始文献，本文使用的原始文献主要有三类，一是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hereafter cited as USDDO）、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hereafter cited as DNSA）和历史档案数据库（ProQuest History Vault，hereafter cited as PHV）等网络数据库收录的档案；二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cited as FRUS）等已刊档案；三是当事人回忆录和日记等史料。将戴高乐时期美国对法政策的总体思路概括为联盟孤立策略，并以此为核心，对戴高乐时期的美国对法政策进行系统考察，进一步理解冷战时期美国控制其盟国行为的方式。

一、戴高乐主义的兴起与美法关系分期

由于技术扩散与科技中心转移、人口增速放缓、国土面积与资源禀赋限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烈消耗等因素，最终造成欧洲整体国际地位在20世纪中叶大幅滑落，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171页。而世界殖民体系走向瓦解进一步削弱了英法等国实力，欧洲地缘政治结构与世界政治格局出现剧烈重组，西欧被整合进美国的全球战略，丧失了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中心位置。面对这一历史性变化，欧洲诸强国经历了国际地位与外交战略重新校准的过程。两次武力崛起失败后的德国，本文中的“德国”，涉及两德分裂时期的，均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得不接受边缘国家的地位；英国从试图维持帝国秩序，最终转向追随美国霸权、强化英美特殊关系的外交战略；在从战后初期的危局中恢复过来后，尤其是在戴高乐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法国就着力追求独立自主与大国地位，挑战美国的欧洲战略。进入20世纪60年代，“战后以来第一次，对美国设想的公开挑战不仅限于技术实施层面，而是从根本上质疑美国构想的正当性，我们的战略谋划不再是理所应当的了，在如何组织欧洲以及发挥大西洋关系方面，我们的偏好也面临着争议”。Henry AKissinger，The Troubled Partnership：A Re-appraisal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New York：Mcgraw-Hill，1965，pp4-5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初萌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戴高乐主义得以兴起，并付诸实践。

戴高乐主义的持久生命力源于欧洲地缘政治结构。虽然在地理上距离苏联更近，但法国对苏联的认知及其对冷战的态度与美国大为不同。戴高乐不重视东西方意识形态分歧，认为“只有历史上的民族进取心和实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才起作用”。＼[美＼]布赖恩·克罗泽著，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等译：《戴高乐传》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76页。在戴高乐看来，德国和俄国是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博弈的天然参与者，美国和英国是影响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外部力量，“战争一结束，美国就要回到它的西半球，英国将回到它的岛上，只有法国仍然屹立在旧大陆上”。＼[法＼]戴高乐著，北京编译社译：《战争回忆录》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法国并不准备为美国的欧洲利益和对苏政策火中取栗。在冷战酝酿过程中及美苏对抗初期，法国的态度一直比较犹豫，在伊朗危机和希土危机中，法国都尽量避免介入，直到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才被迫卷入美苏冷战对峙中。参见金重远：《法国和冷战的爆发》，《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

对法国而言，追求战略自主与大国地位是历史的回潮，Jacques Fontanel，Jean-Paul Hébert，“The end of the ‘French Grandeur Policy’，”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Vol8，Issue 1（1997），pp37-38“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是影响戴高乐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De Gaulle and French Foreign Policy，”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May 18，1961，PHV，Document Number：002869_001_0221，p6苏联实力的大幅跃升，在短时间内会对欧洲国家决策者产生冲击，但当法德等国领导人回到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就会重新思考对苏政策，反思美欧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美法分歧并非始于1958年，也不会止于1969年，有观点认为，戴高乐追求法国大国地位的尝试从1944年就已经开始了，Serge Berstein，transby Peter Morris，The Republic of de Gaulle，1958-1969，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53戴高乐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自1940年以来就没有改变过。“Research Memorandum from Thomas LHughes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4，1965，PHV，Document Number：002871_002_0584，p34在1953年7月的美英法三边外长会议与同年12月的美英法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上，法国就提出组建三边常设政治小组以应对全球问题的建议。“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October 8，1958，FRUS，1958-1960，Vol7，Part 2，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3，p90二战后，法国的外交诉求主要有三点，一是控制德国，确保国家安全；二是维持其海外殖民地；三是确立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1949年4月鲁尔国际共管的形成与1954年10月《巴黎协定》允许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宣告法国削弱德国的政策彻底失败。1954年5月奠边府战役与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1956年11月法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狼狈退却，以及1962年3月《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昭示着法国维持其海外殖民统治的意图破灭。在削弱德国与维持法国海外殖民统治这两个问题上，美国都是重要的外部阻碍力量，德国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也认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与北约驻法军队核力量问题上，美国应当迁就戴高乐，以维护联盟的团结。“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il 14，1961，PHV，Document Number：016548_009_0434，p34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成为美英和美法关系的转折点，英国进一步强化英美同盟关系，同时加快将外交重心从英联邦转向欧洲的步伐，法国则更加注重追求独立自主与大国地位。Constantine APagedas，Angl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French Problem，1960-1963：A Troubled Partnership，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3，p12; GCPenden，“Suez and Britains Decline as a World Power，”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5，No4（2012），pp1073-1087; Geir Lundestad，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From “Empire” by Invitation to Transatlantic Drift，pp114-115戴高乐强烈的历史感，使得冷战叙事在他的外交思维中从属于欧洲国际关系史与法国霸权史的大框架，从二战爆发到苏伊士运河危机，法国的国际地位与民族自尊频繁遭受考验，成为戴高乐主义长期延续的历史动因。

美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为戴高乐主义兴起提供了契机。战后初期的美欧关系是一种霸权结构，美国眼中的“平等伙伴关系”是以美国的优先地位为前提的，用艾奇逊（Dean GAcheson）形容英国人的话来说，“他们是我们的跟班（lieutenant），流行的说法叫伙伴（partner）”。“Dean Acheson to Robert JSchaetzel，” April 1，1963，Box 28，Dean Acheson Papers，Yale University Library，In Thomas GPaterson，ed，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1-196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7到20世纪60年代，西欧国家政局较为稳定、经济获得恢复、外部威胁减弱，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更加果断和独立，Dean Rusk，Richard Rusk and Daniel SPapp，As I Saw it，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0，p261指责“肯尼迪政府嘴上说着共同体，实际做出的却是霸权行为”。Thomas GPaterson，ed，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1-1963，p25由此美欧关系开始从霸权结构向伙伴关系结构转型，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欧洲的绝对支配地位已经无法再现，“只要华盛顿当局将盟国的反对列入考虑，并于必要时调整政策以符合盟国之愿望，则美国的主张便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美＼]约翰·史斑尼尔著，方海莺译：《当代美国外交史》，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