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西域水上交通管窥

摘 要： 汉唐时期西域的交通，除了陆路外，还有水上交通，且其历史源远流长。当地生活在河湖水资源丰富区域的居民利用舟船类浮运工具出行，或捕捞鱼类以获取生活资料，或赖之展开对外交往。汉唐时期在水量较大而无法直接涉过的河流设有渡口，以舟船摆渡两岸往来，进而连接陆路交通，这种交通方式在丰水季节尤为重要。此外，汉唐中原政权曾在西域人工凿渠，或利用自然河道，积极发展漕运，以运输粮食和其他物品，为其经略西域及畅通丝绸之路提供物资保障。西域水上交通是汉唐古代丝绸之路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多荒漠且地势相对平缓，河流渠道容易淤塞。地表径流季节性明显，河道多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当地的水上交通具有季节性且规模小、行程相对较短的特点。

关键词：汉唐；西域；水上交通

西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 ①四周高山耸立，远离海洋，降水量稀少，蒸发量却极大，属于极端干旱的温带荒漠性气候。在汉唐文献中，对该地区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也多有描述。提到这一地区的交通，我们不由想起张籍《凉州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②的诗句，脑海中往往浮现出人与骆驼在漫漫黄沙中艰难前行的画面，或人与驴、马、牛车等穿行于陆路上的场景。因此，对于汉唐西域的交通，学界多关注陆上交通，很少考虑到当地水上交通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已有的成果主要限于汉代西域东部的漕运， ③未关注唐代以及西域其他地区，也未见对汉唐时期西域水上交通总体情况加以探讨者。本文力图爬梳文献中的零星记载，综合考古调查资料，从生活在水资源丰富区域的居民生活方式、渡口交通以及中原政权对西域漕运的开发等方面考察汉唐时期的西域水上交通，并分析其特点，以期更为深刻全面地认识汉唐时期西域的交通和丝绸之路。

一、傍水而居行舟楫之利

西域周边的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及阿尔金山山系，在永久积雪线以上有大量冰川和永久积雪，而且山区有较丰富的降水量，其年平均水量相对稳定。春夏季节，高山冰雪融水及山区降水形成径流，向地势低洼的塔里木盆地内部汇集，构成向心水系。其中水量丰富的多条河流，包括今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渭干河、开都河—孔雀河、和田河、克里雅河和车尔臣河等，历史上皆可以汇入塔里木河，并最终东注罗布泊。《汉书·西域传》记载：

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1页。

传文简单勾勒出了汉代西域源出葱岭、南山的河流汇聚东注蒲昌海即今罗布泊的内陆水系的概况。另据《沙州伊州志》记载：“蒲昌海，在石城镇东北三百廿里。其海周广四百里。”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37页。

可知汉唐时期的罗布泊水域广阔，水量稳定，与今罗布泊地区全为雅丹及盐壳的地貌截然不同。塔里木河水系及水域面积广阔的蒲昌海为当地的水上交通提供了条件。那么，傍水而居的汉唐先民是否以及如何开展水上交通？文献中并无相关直接记载。但我们透过相关考古调查资料，即可发现生活在水资源丰富区域的居民行舟楫之利的生活方式源远流长。

20世纪30年代，黄文弼曾在罗布泊湖畔一个三面环水的三角洲上发现Lㄇ古墓。他记录称：“去其沙土，即露以木钉缝合之木板，形如扁叶，以黑牛皮覆之。木板刨制甚光，显为长久工作水中者。长五尺，宽三尺许，缺处另以木片补之，疑为死者之舟。旁树立之木杆，盖为拨船之具也；一段颇尖，形类今之撑篙，死后其亲族即以其具殉焉。”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第99页。

这是将死者葬具判定为生前使用过的船和撑船用的篙。这种船型葬具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古墓沟墓地及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450年的小河墓地都有出土。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西域考古历史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292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398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0期。

小河墓地还有桨形立木，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将之与20世纪初罗布人使用的船桨进行比较，认为“这些桨形物预示着埋葬在这里的人们生前经常划桨”；小河墓地的先民与20世纪初罗布里克人生活环境类似，他们拥有大量牲畜的同时，还在河湖中捕鱼，在芦苇与旷野中狩猎。

［瑞典］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6、104页。

铁板河墓地出土的鱼骨骸、 穆舜英：《楼兰古尸的发现及其研究》，穆舜英、张平主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391页。

古墓沟墓地的残破渔网，以及古墓沟居民骨骼中较高的锌含量，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西域考古历史论集》，第274-292页；张全超、朱泓、金海燕：《新疆罗布淖尔古墓沟青铜时代人骨微量元素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张全超、朱泓：《新疆古墓沟墓地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早期罗布泊先民饮食结构初探》，《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

都进一步佐证了贝格曼的推论。所以目前学界基本认同当时孔雀河下游罗布泊地区的先民曾在河湖中划船捕鱼，砍伐胡杨用来做葬具，也用来做水上交通工具小船。

参见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西域考古历史论集》，第274-292页；穆舜英：《楼兰古尸的发现及其研究》，穆舜英、张平主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第370-391页；张贵林等：《新疆罗布泊古墓沟墓地植物遗存研究》，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5-86页。

考古调查研究还发现，与小河墓地直线相隔近六百公里的克里雅河流域的北方墓地，其墓葬年代大体与小河墓地同期，两地墓葬文化极为相似，存在诸多相同因素，包括船型棺、桨形立木等。

陈一鸣、张迎春：《神秘的北方墓地》，《科学与文化》，2008年第11期；张迎春、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北方墓地：埋藏在大漠腹地的千古之谜》，《新疆人文地理》，2009年第3期；Christoph Baumer，“The Ayala MazarXiaohe Culture： New Archaeo 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Taklamakan Desert，China，”Asian Affairs，Vol42，No1（2011），pp49-70.

因此，其生产生活方式亦当大体相同。甚至有学者推测以小河墓地与克里雅北方墓地为代表的社会组织集团，是罗布泊-塔里木地区小河文化诸多社会群体中非常重要的两支，两地曾借助塔里木河水上交通频繁往来。刘学堂、李文瑛：《新疆史前考古研究的新进展》，《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由此可知西域史前时期，人们利用舟船出行，或在水上捕鱼是靠近河湖居住的先民们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

文献记载开都河—孔雀河流域的焉耆“近海水多鱼”，“有鱼盐蒲苇之饶”，“颇有鱼盐之利”。

参见《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8页；《魏书》卷一○二《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65页；《旧唐书》卷一四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01页。

另外，卫星分析与实地考古资料显示，距今两千多年的克里雅河流域的圆沙古城附近河网密布；古城内发现大量鱼骸骨，经研究其包括鲤、鲫两科。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张玉忠：《1993年以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述略》，《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马鸣等：《克里雅河下游及圆沙古城脊椎动物考察记录》，《干旱区地理》，2005年第5期。

汉晋时期的楼兰LA遗址出土过“用铅和石做的渔网坠”以及大量鱼骨。唐代米兰戍堡MIiv0027、MIxiv0073出土了麻线织的渔网。

［瑞典］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58页；［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261、286、288页。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有大量鱼骨、渔网和织补渔网的木梭。

胡兴军：《考古展示1200年前唐代戍边生活》，《人民日报》，2022年1月15日，第16版；胡兴军：《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唐代戍边生活的考古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这表明汉唐时期生活在西域水资源丰富区域的居民曾将鱼类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资源。正如前文贝格曼所提到的，20世纪初生活在罗布泊地区的居民经营畜牧业的同时，仍然将捕鱼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考虑到用网捕鱼效率更高，且多在舟船类工具上开展，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汉唐时期，西域傍水而居的民众利用舟船在河湖中获得鱼类的现象依然较为普遍。此外，《西域水道记》中提到吐鲁番郡王派遣下属官吏接受罗布泊人贡物时，“至小淖尔北岸，举火为候。淖尔中回人以木筏来迎”。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2-123页。

清代罗布泊湖区的居民还依赖浮运工具对外交通。湖域面积广阔、水资源丰富的汉唐时期亦应如此。

二、舟船摆渡连接陆路

汉唐时期西域的水上交通不只限于傍水生活的居民舟船出行，其亦存在于西域整体的交通网络中。关于汉代西域的交通路线，《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72页。

对于其中的“波河”，学界一般理解为沿着河流。传文没有明确南北两条交通主干线是否需要渡河。我们再看唐代西域的交通路线，《新唐书》记载了西州以西的道路，在此摘录如下：

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6页。

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经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龟兹）。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第6230页。

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怛逻斯城。自拨换、碎叶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于阗西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渡系馆河……至疏勒镇。……于阗东三百九十里，有建德力河，东七百里有精绝国。……于阗东距且末镇千六百里。……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又西经悉利支井、祅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