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初廉政思想探析
作者: 王万志关键词: 金朝;金太祖;金太宗;廉政思想
廉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廉政思想主要体现于廉政制度建设,包括国家对统治政策的制订与调整,以及对官吏政治行为的控制与管理两个层面。 ①
学界一般认为,古代廉政思想包含民本、法治、德治、节用、尚贤、廉洁、监督等方面。 ②
金朝作为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富有特色的政治文化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但关于其廉政思想的研究却一直为学界忽视。多数学者偏重金代廉政制度的研究,且往往将其视为唐宋余绪,对其评价不高。 ③
学界关于金朝廉政思想的研究则更为少见,相关成果多集中于对金世宗廉政思想,尤其是吏治思想的研究, ④而对金前期的廉政思想颇为忽略。前人研究多认为,金朝廉政思想多来源于对中原政治文化的继承。笔者认为,早在中原文化大规模传入女真社会之前,女真传统文化中就已存在朴素的廉政思想元素,主要反映在仁政、共议、用人和法治四个方面,并随着女真社会向国家形态演进,最终糅合于中原式的廉政思想中。金朝统御中国北方百余年,是中国多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廉政思想的发端演变,既反映了中原文化逐渐成为金朝主流政治文化的时代趋势,又体现了东北民族对于中国廉政文化作出的历史贡献。
一、女真民族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因素
学界多认为金朝廉政思想源于中原文化的输入,其实并不尽然,女真传统民族文化中就蕴含朴素的廉政思想因素。这种原生的廉政思想,是伴随完颜部的发展壮大和生女真社会形态的演进而逐渐滋生的。最先产生的是“法”的思想。生女真旧“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 《金史》卷一《世纪》,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页。
诸部“不相统属,自相残杀,各争长雄”,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
各部落间无纲纪约束。随着女真社会形态的演进,习惯法应运而生。据《金史·世纪》记载:
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它族之人,由是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完颜部人谓始祖曰:“若能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部有贤女,年六十而未嫁,当以相配,仍为同部。”始祖曰:“诺。”乃自往谕之曰:“杀一人而斗不解,损伤益多。曷若止诛首乱者一人,部内以物纳偿汝,可以无斗而且获利焉。”怨家从之。乃为约曰:“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曰:“谨如约。”女直之俗,杀人偿马牛三十自此始。
《金史》卷一《世纪》,第2页。
张博泉认为,该时期生女真社会已进入原始社会末期,而血缘复仇和私斗正是这一历史阶段的普遍现象,随着交换关系的发展,逐渐被赎物和赎金所取代。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女真始祖函普针对血亲仇杀,提出以财物补偿受害之家,此赔偿之制已具有强制性,“女直之俗,杀人偿马牛三十自此始”,成为女真人最早的习惯法,故《大金集礼》称始祖“始以圣意断讼,邦人尊服,至今为法”。
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卷三《追加谥号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4-55页。
函普也因此被推选为本部酋长,之后“女真众酋结盟,推为酋领”,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宣和五年六月九日条,第127页。
成为亲近部落联盟的首领。函普的法制思想顺应了女真社会演进的规律,也促进了女真社会公共权力的孕育,开启了女真社会从氏族部落迈向部族制的步伐。
至献祖绥可时,完颜部终结了迁徙无常的生活,定居于按出虎水,开始由氏族部落向部族制变革。
张博泉等:《金史论稿》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8-59页。
生女真社会开始“以部为氏”, 《金史》卷六六《始祖以下诸子列传下》,第1670页。
血缘关系被打破,地缘关系加强。部族制要求对各部落进行统一领导,要求在各个方面实行统一,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法制”。
张博泉等:《金史论稿》第2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
昭祖继位后,欲向诸部“稍立条教”,此“条教”即改革旧俗后的新法制。昭祖继承并发展了函普的法制思想,新法制不仅内容更为丰富,涉及杀人、强盗、偷窃、婚姻、奴婢、刑狱等方面, 参见张博泉等:《金史论稿》第2卷,第433-435页。
更为重要的是,新法已不局限于本部,而向诸部推广。昭祖的法制思想是女真法制思想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的革新,具有浓烈的强制性和“统一”色彩,因此必然遭受来自本部人和诸部的强大阻力。“条教”甫一推出就引得“诸父、部人皆不悦,欲坑杀”昭祖,幸得叔父谢里忽搭救才得免。此后昭祖继续“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寖强”,由此受辽赐封惕隐。从此昭祖假辽朝之威,在兼并诸部的过程中推广新法,“诸部犹以旧俗,不肯用条教。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金史》卷一《世纪》,第4页。统一的新法也当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为女真社会所接受,因此《金史·世纪》评价昭祖称“生女直之俗,至昭祖时稍用条教,民颇听从”。
随着昭祖征服诸部,推行条教,女真开始由亲近部落联盟向更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发展,“统一”的法制思想也为后来历代联盟长继承和贯彻。景祖继位后,进一步扩大了完颜部的势力范围,“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但对边远地区女真部落的控制还非常疏松。世祖、肃宗、穆宗成功平定联盟内的反叛势力,继续征服边远部落,在巩固生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的过程中,将统一的法制思想践行于更广阔的地域。穆宗下令统门、浑蠢、耶悔、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勿复称都部长”,后又下令诸部“擅置牌号者置于法,自是号令乃一,民听不疑矣”。
《金史》卷一《世纪》,第4、5、14、16页。
《大金集礼》因此称赞穆宗“法令归一,恢大洪业,尽服四十七部之众”。
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卷三《追加谥号上》,第55页。
“统一”的法制思想强化了完颜部在生女真部落大联盟的核心地位,使女真各部在“经济、政治、习俗和意识上一元化,这是女真共同体形成的关键”。
张博泉等:《金史论稿》第2卷,第7页。
故《金史·世纪》称“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荅,金盖盛于此”。
《金史》卷一《世纪》,第16页。
伴随法制思想的萌生发展,生女真社会同时还滋生了“仁”的思想。“仁”“仁政”是中原儒家文化和廉政思想的核心内容。《旧唐书》称生女真先世黑水靺鞨“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8页。
《三朝北盟会编》亦称生女真人素“勇悍不畏死”。
(宋)徐梦莘:《三盟北盟会编》卷三,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条,第17页。
《金史》中也多有关于女真先世“智”“勇”方面事迹的记载,但其实关于“仁”的描写亦有不少。如前文所引,函普针对血亲仇杀习俗提出杀人偿牛马之法,由此可知大约从始祖开始,女真社会已有重视人生命的价值观,这是“仁”的根本内容。此后在“仁”的基础上,渐渐发展出“大度”“仁厚”“慷慨”等符合中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这在景祖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金史》称景祖乌古乃“为人宽恕,能容物,平生不见喜愠。推财与人,分食解衣,无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有叛者讪其为“活罗”。所谓活罗,“汉语慈乌也,北方有之,状如大鸡,善啄物,见马牛橐驼脊间有疮,啄其脊间食之,马牛辄死,若饥不得食,虽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饮啖过人,时人呼曰活罗,故彼以此讪之”。可见“活罗”之称饱含恶意,但景祖“亦不以介意”,甚至后来讪者力屈来降,景祖仍“厚赐遣还”。
《金史》卷一《世纪》,第6页。
体现景祖仁厚品德的事迹还有一则。耶懒路完颜部为始祖弟保活里之后,与函普一系“虽同宗属,不相通问久矣”。景祖时,保活里四世孙直离海派遣部人邈孙来请复通宗系,“景祖留邈孙岁余,厚其饩廪饮食,善遇之。及还,以币帛数篚为赠,结其厚意”。
《金史》卷七○《石土门传》,第1721页。
景祖“仁”思想的突出表现,与该时期完颜部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从始祖函普开始,完颜部逐渐壮大,至景祖最终建立生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虽然完颜部长期处在扩张中,但同时也处于辽朝的防范视野内,因此该时期很少见大规模的战争记载。相较于单纯的武力征服,完颜部首领更需要辅以亲和的手段来笼络被征服的部落。景祖大度、慷慨的品行,使女真各部“益信服之”, 《金史》卷一《世纪》,第6页。
这种仁厚的品质也为后继联盟长和女真将领延续。如肃宗与桓赧、散达战,部人赛罕战死,其弟活罗阴怀愤怨,不仅行刺肃宗,后又投靠盃乃,肃宗大败乌春兵,捉获活罗后并未杀之,而是“释其罪,左右任使之,后竟得其力焉”。
《金史》卷一《世纪》,第12页。
康宗长子宗雄,从太祖射猎,误中流矢,因担心太祖知道后问罪射者,故作神色不变,托病归家。部人也因其“孝敬谦谨,人爱敬之”。
《金史》卷七三《宗雄传》,第1783页。
可见到该时期,在崇尚武力的女真部落中,“仁”已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和推崇的道德品质。随着生女真社会向国家形态演进,“仁”的思想逐渐渗透至政治领域,形成“仁政”,这在女真建国前夕已十分明显。
康宗七年(1109),岁不登,民多流莩,强者转而为盗。欢都等欲重其法,为盗者皆杀之。太祖曰:“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遂减盗贼征偿法为征三倍。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
《金史》卷二《太祖纪》,第24页。
按上述记载,与始祖函普相比,阿骨打的仁政思想显然更加清晰和丰富。对比欢都“为盗者皆杀之”的重法观念,“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充分体现了阿骨打的民本思想,而“骨肉之爱,人心所同”更是其仁爱观念的直接写照。这说明随着女真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至建国前,女真统治集团已发展出与中原文化类似的仁政思想。
金建国前这种与中原相通的价值观,与女真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大金国志》称生女真“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九《初兴风土》,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1页。
其基本经济部门包括农业、畜牧和渔猎业。早在始祖函普以前生女真就已存在原始农业。函普“劈木为克,如文契约,教人举债生息,勤于耕种者遂致巨富”。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宣和五年六月九日条,第127页。
到献祖绥可时,随着农业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女真人开始定居,献祖绥可“耕垦树艺”,
《金史》卷一《世纪》,第3页。
“教人烧炭炼铁,刳木为器,制造舟车,种植五谷,建造屋宇”。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宣和五年六月九日条,第127页。
同时,随着铁制工具的出现和推广,农业经济获得显著发展, 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为完颜部的勃兴奠定了物质基础。农业经济日渐为女真历代首领所重视,重农思想开始成为女真统治者施行仁政的重要内容。在阿骨打加冕称帝的典礼上,“阿离合懑与宗翰以耕具九为献,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