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考察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它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性质、方向和结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宏大时代背景下逐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最初的零星分散传入，之后的初步系统传播，再到广泛加速传播等几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复兴旨趣、深沉的人民自由解放目的和广泛的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引领，并且伴随着持续的思想理论斗争，包含着多重的中外文化互动，带有浓郁的学术活动色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

近代以来，无数爱国志士一直在探寻行之有效的社会变革理论和民族复兴思想，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局面，振兴中华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之后又一次重要的革命思想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中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社会文化和学术理论问题。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一项重大而长期的使命，有助于我们不断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界已有一些研究， ②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时间界定不尽相同，其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细节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化交流印迹也展现出一定的不同特征。本文从1899—1927年这个时间段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总体历程，探寻其基本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准确把握近现代中国文化性质结构的根本转变。如有不当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所蕴含的各类深刻矛盾开始日益激化，促使世界和中国历史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受到严重冲击的现实情况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传播给予了中国社会新的思想方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持续探索中，面对新的社会历史背景，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力量。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使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

人类的思想意识，尤其是那些事关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总是与人类社会的重大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人们选择什么样的主义、理论和信仰指导自己的行动，总是要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世界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社会生产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观念开始广泛影响世界思想文化进程。资本主义是一个深含尖锐的内在矛盾的剥削制度，在不断冲击封建主义和促进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又在用公开的、直接的剥削代替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资本主义所蕴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能化解，由此带来的生产过剩及其经济危机，殖民扩张及其侵略战争不断重演。因帝国主义的多重矛盾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33个国家的15亿人口卷入其中，造成3000多万人伤亡的空前浩劫。经过此次战争，中国先进分子也开始对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李大钊感叹：“大地之上，铁血横飞，苟欲图存，宁容鼾睡？”

李大钊：《北美之风云儿——罗斯福请愿出征》（1917年2月18日），《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页。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主义”。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初，人们对它的质疑和反对之声就不绝于世。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率先将这种批判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形成对美好未来的系统描绘。随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产生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根源及其剩余价值规律，阐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共产主义理想，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给陷入迷茫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民国日报》在1918年元旦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第1版。孙中山也曾对新生的苏俄政府和列宁表示出“极大的敬意”。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0页。

在所有帝国主义都在争夺中国主权与领土之时，苏维埃政权却发表宣言，表示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全部特权，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这些消息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先进知识分子们开始将目光转向苏俄及其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灾难让人类有了新的觉醒，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人类历史转入新纪元。中国的先进分子相信“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

李大钊：《新纪元》（1919年元旦），《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75-376页。

这一“新纪元”，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最为直接的宏观世界背景。

（二）辛亥革命失败与五四运动爆发使中国历史进入转折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强国都插足中国、侵略中国，他们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共同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压迫中国人民。曾经有过长期不懈奋斗和辉煌历史的中华民族，不甘屈辱与落后，不断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断寻求使中国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辛亥革命促使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覆灭。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但北洋军阀以及旧官僚、立宪派共同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军阀的专制、割据、纷争和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人们陷入了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由于中国国民性不足所致，他们要发动新的启蒙运动，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岀来。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他们主张“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目的仍是为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理论新途径。大国巨轮的转向需要契机，需要强大的推动力，五四运动完成了这一历史重任。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主权的恶劣行为，使工农学商各界一致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在最广泛意义上使中国人民加速放弃向西方学习的理想，将学习苏俄迅速地从理念变为政治实践。“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4月30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力量，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开始以新的风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最为现实的国内社会历史背景。

（三）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迭代更替使中国思想界加速转变

在近代社会历史转型中，中国传统士大夫也在加速转化，新生的文化力量在加速成长，并成为新旧思想转换的重要主体。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传统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即所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是随着清末国内学习西学与出洋留学热潮的勃兴而形成的。群体的主要来源，一是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与教职员，二是出国学习的留学生，三是由有传统功名的士人转化而来的趋新人士。新型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忧患意识、爱国救亡思想和社会变革精神，他们是中国社会文化理论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力量。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中，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演进中大体上形成了三重力量，一是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他们多为青年学生，较多地接触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对世界大势与国内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在民族危难加深之际，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也是不断接受新观念的重要力量。二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群体，他们尽管在思想文化上主张革命变革，但反对社会领域的革命斗争，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他们认为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会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和立宪。三是在革命与改良之外，还有一些文化人，他们掌握了部分新思想、新技术，但尚未深入参与激烈的社会变革领域。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到广泛传播。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持续的观察与思考，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的知识群体，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们经历了一个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界限的过程。二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他们以高昂的爱国激情“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

周恩来：《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致谌小岑、李毅韬》（1922年3月），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迅速地确立起共产主义的目标。三是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他们主动放弃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而转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阵营中来。在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性质和结构加速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十分重要的文化主体背景和主观条件。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更替，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广阔而又清晰，宏大而又具体，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目标执着而坚定。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是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和精神价值体系的伟大民族，既有不断吸纳各种外来思想以丰富自己的历史传统，又有坚守自己的文化精神不随波逐流的重要品格。对于一切新思想新观念，中国的先进分子总是采取积极而审慎的态度。基于时代的需要和历史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迅捷的，也是理性的，呈现出不断加速的历史趋势，也蕴含高度的文化自觉。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自身文化理论运行的清晰轨迹，遵循文化理论发展变化的秩序和规则。

（一）马克思主义的零星分散传入（1899—1917）

1840年的鸦片战争虽然使“闭关锁国”的旧中国被迫打开了门户，但文化领域的革新思潮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加速推进的，它促成了中华民族思想认识的亟变，正如梁启超感叹：“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在甲午一役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