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使行看朝鲜王朝对日观的流变（1763—1882）

关键词： 朝鲜王朝；日本；通信使；修信使；对日观

朝鲜王朝派往日本的通信使和修信使在朝日两国邦交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朝日两国均在不同时期实行过较为封闭的对外政策，出身于士人阶层且能够到达日本本土的朝鲜王朝使者对日本的评价，实质上集中体现了朝鲜王朝对日本的认识。既往借助朝鲜王朝使者行记研究朝鲜王朝对日认知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①但其史料选取多局限于特定的某篇行记，抑或从通信使和修信使的整体角度进行考察，其中也存在着将通信使与修信使分开探讨的状况。本文选取最后一次到达日本本岛的通信使赵曮所著的《赵济谷海槎日记》、第一次修信使金绮秀的《日东记游》，以及第三次修信使朴泳孝的《使和记略》， ②在将通信使与修信使加以整体探讨的同时，注重其使行的接续，以期阐明近代朝鲜王朝对日认知的流变脉络，探寻朝鲜王朝对日认识变化的原因，并洞悉彼时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动。

一、以日为夷：《赵济谷海槎日记》所见朝鲜王朝对日观

1763年，朝鲜任命赵曮为通信使团正使赴日，是为“癸未通信使”。此时距离“壬辰倭乱”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经历“壬辰倭乱”后的三次“回答兼刷还”任务后，通信使行的主要任务转向维护与日本之间的和平外交关系。然而这一阶段的和平局面并未抹去朝鲜王朝对日本的仇视，这种仇视与“小中华意识”相结合，并随着历代通信使对日本的批判层层累积，使得“久沐王化”的朝鲜王朝将游离于儒家文化圈边缘的日本看作“化外蛮夷”。在对日本已经抱有“蛮夷”的偏见下，赵曮行前辞陛时已经给此次使行定下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的基调， ＼[朝鲜王朝＼]赵曮：《赵济谷海槎日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页。其使行中对所见的日本风俗和文化也多持批判态度。

在滞留佐贺浦时，赵曮评价日本妇女婚嫁后漆齿的习俗“淫渎之风无异禽兽云，极可丑也”，评价日本丧葬习俗“可谓无识之甚矣”。 ＼[朝鲜王朝＼]赵曮：《赵济谷海槎日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4页。然而此时使节团刚刚离开釜山，因海风不顺滞留佐贺浦，赵曮尚未实地感受到日本风俗即做出评价，其根据应来源于徐命膺在洪启禧《海行总载》基础上翻誊而来的《息波录》，即历代通信使的行记合集。由此可见，赵曮此行从一开始就带有朝鲜王朝对日本长久以来的批判和丑化态度，加之赵曮对日本风俗的评价带有朱子学的“有色眼镜”，在这样的眼光之下，日本真可谓“禽兽之域”。

日本风俗崇尚神道和佛教，这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朱子学框架下是难以理解的，赵曮认为这正是日本难以摆脱禽兽之属的根源所在：“暨夫园林之修妆，花卉之贲饰，几皆是佛宇神堂，日本名区可谓尽归于寂灭之地矣。且见其风俗法制衣服饮食，一是从佛教中出来，其安得免夷狄禽兽之归耶？”日本的丧葬祭祀习俗也与佛教紧密相连，“所谓‘神牌’藏于寺刹，祭时则仍行于寺刹云，可谓无识之甚矣”。即使是关白之母的祭祀，也“既不行三年之制，六日致斋于忌祭者，已失轻重之分，且将祀母忌而先行法事于佛宇者，尤是蛮夷之风也”。在赵曮眼中，日本人的装束是“赤脚无襦绳束发，三分象鬼七分人”；日本人的社会秩序是“三纲五品都无识”；日本饮食“专取工巧，涂金雕刻，无一可食矣”；日本人热衷培植的花草“奇巧百状，殆无全其本性者，其可谓浪用力于无用之处也”；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则是“睚眦之怨，以剑刺人，或自首或自裁者，比比有之”。 ＼[朝鲜王朝＼]赵曮：《赵济谷海槎日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97、34、103、211、210、31、265、150页。纵观《赵济谷海槎日记》通篇，对于日本人社会风俗的评价皆是“蛮夷”和“禽兽”。

对于通信使来说，使行除睦邻交好任务之外，还兼具宣扬文教的使命。“天下相谓曰，朝鲜小中华。为其礼义在，故此美名加”， ＼[朝鲜王朝＼]赵曮：《赵济谷海槎日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201页。“小中华”意识下的朝鲜认为自身是自明清鼎革后朱子学的海东遗珠，而日本之所以为蛮夷，则是因为缺少朱子学的熏染：

只缘教养之失宜，以致华夷之有别，苟能教之以伦纲，导之以礼义，则亦可以移风易俗，变夷导华，以复天性之固有者，其何间于啼笑之同然于一天之下者耶？ ＼[朝鲜王朝＼]赵曮：《赵济谷海槎日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4页。

赵曮的言论表现出彼时朝鲜对日本的态度是站在朱子学的高地上进行批判，并将自身视为教化者。事实上，日本将儒学、汉文与汉诗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其发展相较朝鲜有自身独到之处。

长久以来文化交流是通信使在日活动中重要的一环，通信使团中设置制述官一名、书记官三名，合称“四文士”，其任务就是与日本知识阶层进行“文化间的比赛”，所谓“蛮邦专对须才彦”，朝鲜王朝精心挑选知识阶层中的佼佼者赴日，以维护自身在文化上的教化地位。朝鲜使者抵达日本后，前来求书者络绎不绝，“而彼人如得我国人笔迹，则毋论楷草优劣，举皆喜踊”， ＼[朝鲜王朝＼]赵曮：《赵济谷海槎日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201、76页。日本的知识分子听闻朝鲜使团到来的消息后也从全国各地赶来进行文化交流，但赵曮对日本文化的评价并未因日本人积极的态度而有所改观，在接触了后者的文章后仍对其多加批判：

岛主手传东武书一封，而文理不成，且多语录，若我国吏吐者然。

寺僧来献所谓德谈纸书，语不过数句绝而文理未成，良可笑也。

阳明之术泛滥天下，而朱子之学独行于朝鲜，群阴剥尽之余，一脉扶阳之责，岂不专在于吾东多士耶？日本学术则谓之长夜可也，文章则谓之瞽蒙可也。 ＼[朝鲜王朝＼]赵曮：《赵济谷海槎日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41、77、168页。

在赵曮眼中，日本的风俗类似于“蛮夷禽兽”，日本的文化懵懂未开，这样的评价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政治文化倾向。首先，壬辰倭乱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之久，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朝鲜保存着对日本的“九世之仇”和对倭寇“妖魔化”形象的记述。“这种形象在日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被掌握着思想控制权的朝鲜文人逐渐加以‘文本化’，与此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朝鲜人的‘社会总体想象’，这使得两者在反复交锋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描述日本人的固定模式”，在两国间和平的外交环境之下，“日本人的形象由政治、军事意义上的‘野蛮’‘残暴’‘丧失天伦’的形象转变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丑陋’‘淫乱’‘顽劣’的形象”。 徐东日、金禹彤：《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总载〉为中心》，第205-209页。其次，在壬辰倭乱前期，久不知兵的朝鲜王朝一度溃败，以至于王业偏安于义州，虽最后借助明朝的帮助得以留存国祚，但军事溃败带来的巨大落差是难以弥补的，朝鲜王朝为了实现与日本的平等外交，则必须从其他方面出发，“在礼仪、服饰、儒学、诗文、书法、医学等方面的文化优越感，使其在两国外交中取得了某种平衡，实现了与日本分庭抗礼的对等外交，其决定因素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石的外交博弈，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力贯穿始终”。王连旺：《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在国际环境较为和平的背景下，文化竞赛上的优势地位让朝鲜王朝极大地获得了“小中华”的自豪感，朱子学的强烈排他性也让通信使难以客观看待日本的风俗和文化。最后，对日本的文化优越感和对日本人形象的丑化在历代通信使行记中形成了固定模式，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朝鲜通信使秉承这样的写作思路来描述日本，其对日本的记录也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书写模式。作为最后一任到达日本本土的通信使，赵曮在前往日本之前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这一点在上文中赵曮对日本“淫渎之风”和丧葬习俗的批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赵曮对日本的评价并非完全是其个人的直接经验所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前十次通信使记录层垒叠加而来。

二、以日为邻：《日东记游》所见朝鲜王朝对日观

自赵曮之后，直到1876年《江华岛条约》签订前，朝鲜王朝再未派遣使节去往日本本土。《江华岛条约》签订后，应黑田清隆的要求，朝鲜派出以金绮秀为首的丙子赴日使团。两次使行虽然在次序上一前一后，但实际上已经间隔一个世纪之久，不仅使团的名号由“通信使”改为“修信使”，而且其主要任务也由维护两国关系转向“详探彼中之物情”。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点校：《承政院日记》卷一三，高宗十三年四月四日条，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0-1977年版，第26页A面。

在金绮秀行前，通信使时期留下的诸多对日本的丑化和批评依然甚嚣尘上，如日本人口蜜腹剑，“其言甘如饴，其貌欣欣如曩日之识，而其情则叵测也”；日本人淫风盛行，“彼之妇女亦甘心我丈夫，白昼大涂，解胸相招”；日本人倾慕朝鲜衣冠，“故森山茂之与我人言，绝绝然自愧其衣冠”。 ＼[朝鲜王朝＼]金绮秀：《日东记游》，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史文献选编》第5册，第337-338页。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金绮秀行前，朝鲜内部的声音不仅聚焦于日本，而且更注重西方势力。当时朝鲜国内业已知晓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后大幅西化的消息，并通过宗主国清朝或多或少地了解了“西势东渐”的大潮，更亲身经历了“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加之1875年“云扬号事件”的阴影并未随着《江华岛条约》的签订而散去，朝鲜在亲眼见识了近代化舰炮的力量后，对日本这个往日熟悉的邻国重新有了陌生感。朝鲜国内迫切地希望了解日本的近代化情况，但同时担心过度调查会给日本留下日后窥探朝鲜国情的借口。与赵曮“宣化交邻”的文化上位心态不同，金绮秀此行以“庄慎自持”为基调，怀揣着探寻异域和小心谨慎的心态，并由此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近代化程度走在东亚前列的明治日本。

在金绮秀眼中，往日日本所崇尚的神佛信仰已经衰落，更遑论儒学。近代日本的求富思想盛行，“自通西人以来，神堂鞠为茂草，僧徒颠连沟壑，则遑遑焉富强之术，实无暇念及于此，而亦以此皆虚文，无益于实事云。则其俗旧尚先神而后佛，先佛而后儒者，神佛如此，儒复何论”。近代日本仍然娼妓盛行，但已经配置了相应的医疗体系，“而官医必月三点阅，先诊表脉，终验阴沟，以视其恶疾有无”。与赵曮的评价不同，金绮秀对日本社会多有赞美之词，他评价日本的女子“自有一副女子相也”，看日本的木桥皆新则称赞“其俗勤于事”， ＼[朝鲜王朝＼]金绮秀：《日东记游》，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史文献选编》第5册，第381-382、379-380页。日本街道环境的整洁也远胜于清朝。总体来讲，金绮秀对日本风俗的评价虽不免受到朱子学的束缚，但整体秉承着较为客观中肯的态度。

与赵曮将日本视作“蛮夷之地”、将日本人称呼为“倭”不同，金绮秀行记中将日本人称作“彼人”，将日本视作邻国：

休道烟波千里阔，天涯亦作比邻人。

交邻有道今惟古，相好无犹弟及兄。

一人知己平生乐，两国交邻不世缘。

＼[朝鲜王朝＼]金绮秀：《日东记游》，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史文献选编》第5册，第402、406页。

从中可以看出，金绮秀对日本的评价并非是以朱子学为最高标准，对于日本朱子学衰落的现象也并未做出明确的批判。相较于通信使时代的“文化比赛”，金绮秀在与日本人的往来中，儒学文章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朝鲜王朝秉承的朱子学“重农抑末”思想和日本近代化“奇技淫巧”之间的争锋，这样的对话在金绮秀访日期间频频出现，下面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一则：

（井上馨）露西亚之有动兵之渐……贵国须事先而备，缮器械、练兵卒，以为防御之策可也。

（金绮秀）……但御彼之道，必利其器而便其服，武灵之变其衣，工倕之巧其制，未始不可学。而鄙国素规，非先王之言则不言，非先王之服则不服，一副传守且五百年，今虽死耳亡耳，不愿为奇技淫巧，与人争长，公亦庶几知之矣。 ＼[朝鲜王朝＼]金绮秀：《日东记游》，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史文献选编》第5册，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