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若干思考

摘 要： 连绵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相沿构成与其他古老文明距离甚远的独立地理单元，其接受域外文明营养并不十分“幸运”。我们高度崇敬先民艰难的远程中西交往，更珍视借陆、海“丝绸之路”东来的域外文明精华及影响。夏、商、周以青铜冶造和井田制贵族家系共同体为社会经济特色。战国到中唐，国家分授或规制土地，口赋劳役重于田税，豪强士族颇盛。中唐到清，“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和“两税法”等面世，农商并重明显，缙绅与富民支配乡里。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改变这一屈辱地位的民族自强，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文明的成长。先秦贵族政治盛行，王（天子）为共主与诸侯方国藩屏四方，属于较松散的大一统。皇权官僚政治，亦即皇帝专制中央集权，是战国以降的基本政治制度，郡县职业官僚充任其运作工具。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埋葬延续两千载的皇帝专制。南京国民政府终结军阀混战，但推行独裁“党国体制”，又与现代民主制度相去甚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全新的国体和政体制度的建设与不断完善的历史由此展开。五千年来，无论中华民族抑或中华文明，都呈现“多元一体格局”。各兄弟民族及地域子文明的汇聚滚动，血脉交融，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持续辉煌。时至近代，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各兄弟民族最终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现代中华民族。五千年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先后有百家争鸣、三教交汇、理学复兴和“五四”新文化等四次繁荣高潮，尤其是诸子百家争鸣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具有划时代意义。

关键词： 地理环境及远程交往；社会经济演进；政治体制轨迹；民族多元融汇；思想文化四次高潮

自《史记》开创“通古今之变”和通史体例，有关中国史的贯通性著述，陆续已有数百种之多。撰写“通史”或“全史”为国民教育提供具有时代价值的史学读本，是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章太炎于1902年致函梁启超，“表示欲根据新历史观，撰著一部《中国通史》”。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②

20世纪50年代，南开大学曾在编写断代史和通史方面开风气之先，出版过《中国上古史纲》《秦汉史纲要》《隋唐五代史纲要》《明史》《中国古代史》《简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稿》等优秀著作。近年来问世的白寿彝《中国通史》、张岂之《中国历史》和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当是国内最新的通史著作代表或楷模。8卷本《中国史系列》，欲承袭国内外前贤成果，弘扬“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南开大学史学传统，尽可能荟萃吸纳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精华，企盼在断代史为基础和古今贯通的道路上有所探索，有所前进。这里谈谈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若干宏观性思考，权作为本书编撰的理论框架与共识。

一、国土地理环境及远程交往

中华民族世代生息在幅员辽阔的东亚大陆。东西走向的山脉主要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阴山、秦岭、南岭等。南北延绵的山脉，则又以横断山、大兴安岭、太行山、长白山最为著名。大江大河主要是长江、黄河、黑龙江、松花江、辽河、海河、淮河、珠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还有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太湖、青海湖等大小湖泊，18 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诸多岛屿。中国国土北边是西伯利亚，西面为帕米尔高原，西南横亘着“世界屋脊”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面是太平洋。因崇山峻岭、戈壁沙漠和第一大海洋的四面围隔，中国的国土疆域遂构成与大多数亚洲、欧洲及美洲古老文明距离甚远的独立地理单元。

在广袤陆地内，中国的国土疆域依海拔地貌划分为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地势：第一级“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第二级云贵、四川、黄土、新疆和蒙古等高原，第三级东部平原和丘陵。若是依气候和自然环境，又可分为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者在植被、水资源等自然赐予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反差和不平衡。在东部季风区，风向与降水均随季节而呈现变化交替，夏季受海洋季风影响普遍高温多雨，冬季受北方冷气流影响大多寒冷干燥。该区域北半部冬季万木凋零，夏季植物葱茏，南半部常年郁郁葱葱。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至100毫米，湿润程度低，植被由东向西依次为森林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荒漠。青藏高寒区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阳光辐射强，气温低，风力大，降水稀少，植被呈现森林→草甸→草原→荒原的带状更迭。（ 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16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因地理环境的复杂和经济生存条件的差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大体步入种植族群和游牧族群的长期并存，后又依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及传统而呈现生活空间上的分离。“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3-376页。）大致以长城走向相近的东北向西南十五英寸等雨线（年降雨量381毫米）为界限，以南以东适合农耕，人口较稠密；以北以西属干燥地带，不适宜农耕种植，系游牧天地。（［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9页。）《大戴礼记·用兵》言，夏商所辖“粒食之民”。（（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汉书·匈奴传》亦云，北部游牧民“肉食”。（《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43页。）长城内外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也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特色之一。（参见李治安：《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此外，在沿海及河湖岛屿还有少数赖渔业为生者。早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版图内业已形成关中、巴蜀、三河、燕赵、齐鲁、西楚、东楚、南楚等地缘经济区，经历近两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自中原向边地的递次开发，又逐渐整合演化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大漠草原、东北、西北、西南等较大的经济地带。

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存在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和玛雅等六大古典文明。前四者最为久远，分别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号称东方四大文明古国。希腊文明始于公元前800年，是欧洲文明的开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巨大。玛雅文化始于公元前2500年，系美洲古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在六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虽不算最悠久，但其他五个古文明均发生较长时间的中断，某种意义上属于失落的文明。中华文明则连绵五千年，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即自古以来按照自身逻辑演进、发展，一直延续至今，虽不时吸纳新的文明因素丰富完善自身，却未见分离异化为另一种独立文明。这种不间断的历程，带来中华文明与同时代的西方文明的交相辉映。譬如，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北纬30度左右的地区，曾诞生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老子等先哲，人类精神文明获得了重大突破，部分学者称其为至今几乎无法超越的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英]凯伦·阿姆斯特朗撰，孙艳燕、白彦兵译：《轴心时代——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2页。）公元1—3世纪，罗马帝国与东汉王朝大致同时雄踞于欧亚大陆。公元476年以后的近千年间，欧洲处于社会发展缓慢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中国却出现隋唐大统一和唐宋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两相对照，大致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辉煌及其对世界古文明系列的贡献。

人类文明无不植根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同时，文明或文化往往又跨越民族、国界，具有开放性和辐射力，归属于全人类和全世界。文明的价值和生命力不仅在于本体，更来自与其他文明间的交流和互动影响。埃及、巴比伦和希腊三个古文明，隔地中海相望，彼此间的交流影响最为频繁，尤其是希腊，地处东方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汇点，其令人惊叹的文化成就，就包含着来自埃及宗教、波斯哲学、腓尼基文字、巴比伦天文等域外文化元素。即使在希腊衰落后的公元前3—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因受希腊文明辐射，又形成所谓“希腊化时代”。在亚洲，中华文明也曾从儒学、佛道、历法、律令、货币、诗歌、文字等方面向东、向南影响和辐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形成了所谓“汉字文化圈”。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更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给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变革发展带去了有益的助力。“陆上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因最初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和丝织品而得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形成其基本干道，即以长安为起点（后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至疏勒，穿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形成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转变于明清。宋代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红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其对外贸易功能又后来居上。比较起来，中华文明在对外交往，特别是接受域外文明先进营养方面，并不十分“幸运”。中国距离其他古代文明几乎都是万里之遥。中国与印度、埃及、巴比伦、希腊等相互交往沟通，不得不依赖“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得不穿越万里戈壁荒漠，或跨越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艰难的远程交往。唯一与中国不十分遥远的印度文明，也有喜马拉雅山脉的天然阻隔，在航空器未发明之前，法显、玄奘等赴南亚印度求法取经，只能绕道今中亚阿富汗等处，再进入恒河流域。应当正视中华文明与其他主要古代文明交往中的这种相对欠缺：在“大航海”到来之前向域外（尤其是亚洲）输出的文化元素较多，输入的文化元素偏少，外向辐射大于外来获取，最主要的文化输入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且造成对传统文化的首次冲击（详后），以及近代西方文明随殖民者的东来。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东亚自成独立地理单元和自古以来按照自身逻辑演进、发展的客观背景之一。我们在高度崇敬借丝绸之路进行远程艰难交往的先民的同时，更需珍视中西交通，更需珍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一系列域外文明的精华及其影响。

二、社会经济的阶段性演进

五千年来的社会经济，大致历经夏商周、战国到明清、现代文明成长三个阶段的递次演进。

（一）夏、商、周社会经济

夏、商、周三代的经济状况及经济体制大体是：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具的制造使用，代表着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孟子》卷三《滕文公上》，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3页a。）井田制等贵族家系共同体所有，大体是此阶段土地占有及劳役地租的基本形态。手工业和商业初步发展，然“工商食官”，（ 《国语·晋语第十》，《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1948年版，第18页a。）“百工”商贾多半隶属于官府和贵族。社会的基本细胞长期为氏族或宗族的血缘共同体。宗族又是政治实体，族长为首领，负责管领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子侄和族众等。长子传承，嫡长房之族为大宗，分族为小宗。国家开始以分封制自上而下地进行地缘行政规范，而西周宗法制又重在维护上述氏族或宗族的血缘共同体。王室、其他氏族和受封诸侯、卿大夫、士秩序之下呈现贵族、平民及依附民、奴隶排列，居支配地位的是贵族。西周封邦建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室，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贵族领主身兼宗族、行政、军事、经济诸权，“其富者必其贵者也”，领主的地位及支配力显赫。

（二）战国至明清的社会经济

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约为2000年，即战国到清前期。一般认为，以中唐为界，战国以降社会经济大致可分为战国到中唐、中唐到清前期两个发展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嬗变交替，就是所谓的“唐宋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