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与国家建构之关联

摘 要： 中国自从脱离帝制走上共和道路后，就面临着如何调整好民族群体与国家对应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族群众多，且关系复杂交织，使得这种调整的难度远超一般性国家的常规建设，但终以“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塑形，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其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再强化，乃是国家建设内在诉求与因应世界局势发展的合力所为。以民族群体之间的“共通性”为追求目标进而达到“共同”之境界，促使国家进入文明的高度发展，应当是二者对应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积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强调民族群体共通性的一种思想理念。民族群体之所以能汇聚，就在于群体中内存的共同性（或共通性），但它却以“差异性”为前提。①就当下的中国现实而言，它尤其关注确定下来的56个民族彼此共处的思想意识及其形塑的整体观念，突出的特点就是整合性诉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整的表述，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的，②这意味着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当下中国族群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奋进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强调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③为什么会有这种“意识”的升华和强化呢？它的意涵何在？这是本文试图要解释的问题。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依托

如上所言，“意识”是人的理念，属于精神思维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这个族群群体的思维活动，它立足于“人们共同体”这一维度，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前提。然而我们称之的“民族”这类群体，在现今的世界中都与“国家”政治体连在一起，倘若缺少“国家”这种介质，民族群体便无从着落。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就是在“国家”“政权”组织框架下实现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这表明，人类群体的过渡伴随着部落向国家组织的演进，进而脱离了野蛮时代。国家的出场乃是阶级对立的促成，阶级对立则是社会分层之结果，分层又建基于社会分工，这些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和协调的反映。说到底，国家的实质就是调整人群关系，人群的聚集及其互动构成了社会，“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6页。）到了近代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密切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 参见[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人群（共同体）与国家的关系既已明了，这里要解释的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出现，究竟有什么现实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这样表述的：“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17年10月27日。）这就是说“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她的政策与国家合为一体，最终落实在国家的行动之中。换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与中国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对应，这才是民族群体意识强化的基本动因。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自从20世纪90年代美苏对峙的二极格局解体之后，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障碍。它表明经济建设带动社会财富和物质的增加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导趋势。在此形势下，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她的能量获得空前的释放，以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快速的发展跻身世界前列，尤其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量使得其后续发展的劲头大增。这一切均证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关系密切，从中国自身角度考量则叫作获益于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虽然表现在方方面面，但不同时期都有其特定和具体指向；反过来说，当中国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连为一体之时，世界各国如何因应并与中国打交道，也有他们各自的考虑和需求。正是出自多维角度的交往互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日趋密切，40年来中国的发展与迅速崛起，证明交往的重要与不可或缺。

然而经济贸易的一体化趋势也对民族国家的格局造成冲击。不论以农业和制造业为标志的实体经济还是以金融、信息为代表的数据经济，其发展均以质量和规模为主导且不以特定地区为限制，全球化走向与现存国家框限之张力遽尔凸显，不同文化塑造的人群差异亦从隐性转为显性，龃龉和矛盾随之上升，表现在国家层面则是对包括主权在内的利益造成冲击，民族国家的诉求被弱化。事实上，中国应是这一波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但她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在这种趋势中，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关系的协调，就成为中国面对并亟须解决的紧迫问题。上面事实表明，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密切结合是中国作为国家主体得以发展的一条必备之路，然而作为全球的一员，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1年第1期。）这意味着中国既要完成自身民族国家的建构，也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和壮大，进而为世界文明做贡献。如何协调二者的复杂关系，就成为当下中国的重大要务。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依托。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承接

如上所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思想和观念，它的强化基于现实之需，但作为理念自身，它亦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其继承的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论是费孝通先生于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中首次提出，他从历史视角出发，着眼中华民族的各层次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揭示出这个兴衰分合、彼此共处、个性而多元的统一体从“自在”到“自觉”的衍化进程，呈现出汉民族凝聚之核心、各民族经济类型之多样、各种语言之并存、融合条件之复杂、民族多元结构与一体进程之递进等诸多特点。（ 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6页。）该文发表后，费先生以此为基调并与其他学者的论文合成一部著作，又通过召开各种学术会议等方式，遂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阐述的主体看法。（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论文最核心的思想，按照费先生的解释，就在于“中华民族整体”的观察，（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49页。）它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包含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实体，且各有不同的认同，然而他们也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结合的过程，“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同属一个层次，他们互相结合而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11页。）具体民族的实体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是费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贡献。那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创新呢？

就费先生自身而言，这是他20世纪30年代接触民族问题并开展社会实践直至20世纪80年代再度聚焦这一问题前后认识的理论升华，（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1-14、47-50页。）然而费先生的一生恰与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道路相伴随，所以费先生的个人思考也是那个时代国人普遍性思考的反映。（ 参见马戎：《费孝通先生的民族问题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这个思考的出发点就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与国家如何转向以及转向中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它成为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主旨动向，（ 参见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励轩：《超越民族国家：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思想战线》，2022年第4期。）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新阶段的必然诉求。1648年，欧洲各国经过30年战争的磨难，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国家建设的新模式。（ 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91页。）它以调动大规模军队，聚合农村人口、资本势力和商业化经济为一体的优势，在日趋频繁的商业、军事和外交的争衡交织中，将国家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进而取代了城邦国家、帝国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体。（ 参见[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4页。）与此前任何政治体不同的是，这种模式将特定的民族群体与特定的国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使国家这种政治体发挥出最大的效能以获得最大的效益。这种模式历经随后的不断衍化而形塑了基本特性：民众以公民的身份成为国家主人，其权利与义务受宪法承认并赋予行使的职责；国家以保护公民为要务，建立的政权依托特定的地域而存在；国家之间通过契约的订立和遵守，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并由国际公法和组织认可。这就将民族（公民）、国家、地域这三者密切地联为一体，（ 参见[西]胡安·诺格著，徐鹤林、朱伦译：《民族主义与领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5页。）其能量高度浓缩，一旦加以释放，效率之大可想而知。（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0-147页。）清朝解体之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建立政权，族群问题如何解决？成为20世纪初期国人的重大任务，孙中山等人以共和制方式立国，就是民族国家这种模式于中国的再现。但建立民族国家就意味着要化解王朝遗留的各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各民族如何与共和制政权的建设相适应。从革命党、保皇派的争论到“五族共和”，从“宗族论”再到抗战蜂起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族群、国家及其交互关系的激烈辩论，伴随着社会转变的现实，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主旋律。（ 参见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119页；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55页。）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关注少数民族的确认和界定，通过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以宪法颁布的民族平等、区域自治等制度性的建设，使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达到与汉族共同发展和提高的目标。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的历程，就是将众多的民族在什么层次和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和手段整合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因情况复杂多变，每个时代的倾向和特点各有不同，国家在整合过程中颁布的方针和政策也多有倾重，但无论怎么做，其基本走势即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密切对应的方向始终如一，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变迁做出的概括。时至今日，民族共同体的演进与国家的对应又迈向了新的阶段，“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体”及其蕴含的“共同性”成为时代的新诉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顺时而生，所以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继承和直接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