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古埃及新王国的帝国性质

主持人语（金寿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学界逐渐重视对帝国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称“帝国学”（imperiology）。把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出现的帝国进行比较研究，则被称为“比较帝国学”（comparative imperiology）。然而，长期从事文明史的著名社会学家阿纳森（Johann P.Arnason）在《剑桥世界史》第5卷中曾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所面对的帝国种类繁多，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尚未确立，甚至在如何定义“帝国”这个概念上还不能达成一致。近年来对于帝国的研究成果可谓非常丰厚，但有的著作没有对帝国的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反而将所有大的政治体都当作同质的帝国，这种情况对真正理解帝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事实上，15世纪以来西方通过殖民扩张建立的帝国与之前的帝国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且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延续至今。特别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帝国的扩张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帝国的形态、扩张、治理、遗产等无疑都是非常复杂而重要的历史问题，而帝国的“历史书写”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宣传和塑造，是揭示帝国本质的重要切入点。《史学集刊》在本期设立“帝国与历史书写”专栏，刊载涉及帝国的五篇文章。刘文明教授对真正意义上的帝国概念的兴起做了时间上的界定，强调了西方“帝国年代”历史书写的帝国主义倾向，其他四位学者则从具体案例出发，探讨所涉及的帝国的性质或者它们究竟能否称得上是帝国。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对国内学者研究和讨论帝国问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 英国考古学家霍格思就在一篇谈论古埃及帝国的文章中指出，帝国最核心的要素是对领土的诉求，借助武力强行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管理机构，管控被征服的土地。根据帝国对其征服地所实施的管控程度的高低，霍格思把帝国划分为三种形态。在第一层次的帝国里，被征服地的臣民与帝国核心居民拥有相同的权利，有资格进入帝国的军队和管理阶层。不过，霍格思承认，在发动征讨波斯的军事行动初期，亚历山大曾经设想过这一步，但未能付诸实施，罗马帝国也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在第二层次帝国里，被征服地必须定期如数缴纳贡品，帝国对被征服土地并非完全军事占领，而是在关键地点和交通要害驻军；在当地挑选代理人之后，一边进行武力干涉的威胁，另一边强化代理人的权威和利益。在第三层次帝国里，帝国的统治者对边缘区域只是拥有暂时的排他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一般借助定期的军事远征和突袭来维持，一旦它的影响力减弱或者遭到其他大国的威胁，原有的从属关系也迅速终结。（D.G.Hogarth， “Egyptian Empire in Asia，”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1（1914）， pp.9-10.）根据霍格思的上述划分，学界通常所说的古埃及帝国究竟属于哪个层次呢？

古埃及帝国的所指

在马涅托的王表中，以底比斯为都城的第十七王朝与以阿瓦利斯为都城的第十五王朝大致处于同一时期。根据古埃及文献，第十五王朝是由入侵埃及的喜克索斯人建立的。这些来自迦南的外族统治者不仅控制了尼罗河三角洲和孟菲斯以南的许多土地，而且与埃及传统的敌人努比亚人相互勾结。作为第十七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卡莫斯无法忍受外族在埃及行使统治权。在一段号召埃及人向喜克索斯人发动进攻的话语中，卡莫斯宣称，不能再让喜克索斯人占领埃及北部，让努比亚人蚕食埃及南部，而他只能控制埃及中部的土地。（W.K.Simpso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thir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46.）他首先率军南下，在布亨捣毁了努比亚人的权力中心，不仅消除了他们对埃及南部的威胁，而且扫清了埃及人通往努比亚东部金矿的道路。不久之后，卡莫斯准备与喜克索斯人决战。

根据属于阿赫摩斯——第十八王朝的创建者——的铭文，这位国王攻陷了阿瓦利斯，不仅把喜克索斯人驱逐出埃及，而且追赶他们直至迦南，在今加沙附近的沙如罕围困喜克索斯人最后的堡垒达三年之久。关于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他们被埃及人驱逐出境，然后又在迦南遭受最后的打击，均来自古埃及王室铭文，考古发掘材料并不能证实古埃及人的说法。根据犹太作家约瑟夫斯的记述，阿赫摩斯率领人数多达480 000人的军队围困阿瓦利斯，最终无果，不得不与喜克索斯人达成和解，允许他们自动离开埃及。根据对阿瓦利斯遗址的发掘，奥地利考古队认为，约瑟夫斯的描写比古埃及文献中有关阿瓦利斯被攻陷、喜克索斯人被杀戮的说法更加可信。（J.Bourriau，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c.1650-1550 B.C.），” in I.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98-202.如今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所谓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并建立王朝，完全是底比斯地方权贵们为了使自己凌驾于埃及全境的霸主地位合法化而编造的神话。）长期研究埃及与迦南关系的著名学者雷德福早就断定，新王国时期埃及在迦南的军事行动，尤其是初期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征战，具有明显的宣示埃及权威的色彩，因而具有掠夺性，也属于短期行为。（D.B.Redford， “A Gate Inscription from Karnak and Egyptian Involvement in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Early Eighteenth Dynasty，”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99（1979）， pp.273-274.）尽管如此，不少学者依然单纯依据来自古埃及的文献，认为古埃及人在新王国初期确立了北抵今叙利亚、南达尼罗河第四瀑布努比亚腹地的帝国。问题在于，埃及军队攻克喜克索斯人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都城阿瓦利斯以后，果真出于斩草除根的目的一直打到巴勒斯坦了吗？公元前16世纪中叶在巴勒斯坦地区许多地方遭受的破坏确实是由追击喜克索斯人的埃及军队造成的吗？

埃及对迦南的军事行动

埃及在迦南的所谓帝国是时断时续的，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比伦、亚述、赫梯等大国国力的兴衰。图特摩斯三世向迦南征战的时候，西亚地区尚无能与埃及抗衡的大国。正如雷德福所言，埃及新王国时期对迦南的军事行动具有季节性突袭的性质，这些远征主要起到震慑作用，同时也是为镇压反叛的部落和村镇。大约一个世纪以后，赫梯逐渐崛起并向迦南扩张，开始挑战埃及在迦南的势力范围。从地理方面说，巴比伦、亚述和赫梯都比埃及更加靠近迦南。总的来说，图特摩斯三世之后，埃及在这一地区的势力逐渐萎缩。（D.G.Hogarth， “Egyptian Empire in Asia，” pp.10-12.）学者们从前认为，因为阿肯那顿热衷宗教改革，埃及对迦南的控制减弱，埃及帝国的很多领土逐渐丢失。他们做出如此解释的主要依据是《阿玛纳书信》（Amarna Letters）的记载。以意大利著名学者利韦拉尼（M.Liverani）为代表的许多学者近来对《阿玛纳书信》做了全新的解读。按照这些学者的理解，迦南地区从未完全归属埃及，也没有完全被赫梯、巴比伦和亚述控制。迦南众多小国的君主们想尽办法且善于在周边几个大国之间寻找平衡，随着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适时调整策略，从它们所依赖的强势国家那里获取最大的利益。特别是当赫梯与埃及形成对峙状态的时候，他们在中间摇摆，从两边获得好处。在《阿玛纳书信》第147号中，提尔的首领称埃及法老为主子，谦卑地说自己是对方的仆人。透过这些故意强调二者之间地位差距的套话，能够看出写信人的真实意图在于信的最后几句甚至一句话上，那就是，希望埃及法老提供人力和物力上的援助。他宣称，如果埃及法老坐视不管，提尔就会落入别人的手中；事实上，提尔从来没有完全被埃及控制。（B.J.Kemp， “Imperialism and Empire in New Kingdom Egypt （c.1575-1087 B.C.），” in P.D.A.Garnsey and C.R.Whittaker， eds.， 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6-17.）有的学者曾经相信，阿肯那顿宗教改革被终止以后，荷勒姆赫布（Horemheb）首先在埃及境内恢复秩序，然后便着手重建埃及在西亚的霸主地位。这些学者主要是依据这位国王墓室墙壁上的浮雕和壁画，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荷勒姆赫布提到的被埃及军队征服的迦南族群的许多名字与当时居住在那里的族群名不相符，有不少年代误植现象。显然，这位国王所谓重新征服迦南，完全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并非基于史实。（A.Spalinger， “Review of The Architecture of Imperialism： Military Bases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Egypts New Kingdom by Ellen Fowles Morr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26 （2006）， p.446.）莫里斯于2005年出版了名为《帝国主义的建筑：军事基地与新王国时期埃及外交政策的演变》的专著，（ E.F.Morris， The Architecture of Imperialism： Military Bases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Egypts New Kingdom， Leiden and Boston：Brill， 2005.）她试图把埃及人在迦南设立的若干军事堡垒解读为埃及帝国最重要的基石。在评述莫里斯论著的时候，长期研究古埃及军事和外交的埃及学家施帕林格认为，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从考古发掘材料判断，与其说埃及在迦南扮演的是一个“管家”（homeowner），不如说是“缺位的地主”（absentee landlord）。（A.Spalinger， “Review of The Architecture of Imperialism： Military Bases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Egypts New Kingdom by Ellen Fowles Morris，” p.446.）施帕林格的论断虽有些尖锐，但符合当时埃及的国情。埃及人到达迦南需要穿过西奈半岛，后勤补给不仅艰难，而且从经济成本上说也非常巨大。在谈论埃及在迦南的帝国时，我们必须要问，埃及人在迦南建立和维护庞大的帝国究竟出于什么目的？不少学者只是简单地相信甚至坚信，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迦南完全被埃及控制。这种倾向一个很好的证明便是，芬克尔斯坦等人在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几处收集花粉等古代遗物，根据分析结果可知，面对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日益干旱的气候，上述几个地方的居民发展了旱地农业。

芬克尔斯坦等人为相关研究论文确定的题目为《埃及帝国在迦南的农业：青铜时期末对气候危机的应对》。（I.Finkelstein et al.， “Egyptian Imperial Economy in Canaan： Reaction to the Climate Crisis at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gypten und Levante/Egypt and the Levant， Vol.27（2017）， p.249.）在雅法（Jaffa）进行长时期考古发掘以后，相关人员得出结论，雅法这座古代城市是埃及在巴勒斯坦地区最为重要的据点。根据其城墙被毁的事实和其他遗迹与痕迹，考古人员认为，驻扎在雅法的埃及守军面临巨大的压力。（A.A.Burke et al.， “Excavations of the New Kingdom Fortress in Jaffa， 2011-2014：Traces of Resistance to Egyptian Rule in Canaa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121（2017）， p.85.）这一点从反面证明，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驻扎军队，主要是为了保证贸易线路的安全，埃及人并未有效地控制整个区域。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埃及对迦南的控制甚至连上文提到的霍格思设定的第三层次帝国都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