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俄兴起与历史书写的转型

彼得一世即位以前，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欧一些国家。17世纪末，尼德兰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而俄国还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为改变俄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彼得大帝广泛吸纳国外先进技术，除派大批人员到英、法、德等国留学之外，还聘请数百名外国工程师来俄工作。此后，俄瑞战争爆发，彼得大帝锐意改革，推动俄国全面发展，由此促进了俄罗斯帝国（简称帝俄）的兴起。

18世纪俄国史学受到帝国兴起及社会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德国学者提出俄国起源的诺曼说（俄国由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建立），促使俄国史学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即传统史学的编年史以年代为序，以神学为中心，宗教和官方为修史主体，转变为现代史学以事件发展为序，以国家和人为中心，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为修史主体，主要代表有В.Н.塔吉舍夫（1686—1750）、М.В.罗蒙诺索夫（1711—1765）、Н.М.卡拉姆津（1766—1826）等人。

一、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帝俄史学家批判编年史的编纂形式和史料来源的单一性。早在17世纪，编年史的编纂形式就遇到了挑战。Д.С.利哈乔夫认为，17世纪，编年史不再由国家编纂而成为历史写作者的个人行为。（Лихачев Д.С.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и их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М.-Л.，1947.С.375.）М.Н.季霍米罗夫也认为，17世纪的编年史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实质上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编年史。（Тихомиров М.Н.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науки в СССР.М.，1955.С.161.）С.Н.阿兹别列夫通过对17世纪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汇编的研究得出结论：编年史的官方特征已经被各种形式史料的应用打破了。（Азбелев С.Н.Новгородское летописание XVII века.Л.，1958.С.19.）当时的俄国历史编写有两种表现形式：编年史和表达独特历史经验的非编年史。编年史编写者遵守传统，按照编年史的习惯写作。在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编写的全罗斯编年史汇编在体例上都属于编年史。非编年史按照历史编写者自主创造的顺序安排章节。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帝俄史学家从中世纪史学中解放出来，不再使用编年史这种单一的史学编纂形式，也不再将大洪水及诺亚方舟作为历史记述的开端。俄国历史写作逐渐摆脱远古传说、圣经纪年、编年史的编纂模式和方法。当时的历史编写者认为，编年史在彼得大帝眼中没有任何意义，彼得大帝个人的年谱必须由钦定的年谱编纂者编写完成。（Новосельский А.А.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Т.4， М.，1955.С.281.）历史著作力求摆脱一些编年史作者的功利主义和颂词般的浮夸。

当时的历史编纂者在记录过去的事件时已经开始采用多种形式。正如塔吉舍夫认为编年史只是历史书写顺序的一种，历史书写顺序可以按领域和时间来安排。按照时间顺序的纪年或编年史必将打破事件和领域的顺序。（Татищев В.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Кн.1， М.，2005.С.11.）因此，塔吉舍夫反对简单的编年史记录，尝试用务实的叙事进行历史写作。他摒弃传统的编年史写作形式，忽略圣经传说，凸显人的成就。他拒绝将神话和圣经传说纳入其作品中。他认为编年史描述诺夫哥罗德的开端具有神话性质。（Татищев В.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Кн.1， С.487.）罗斯派人物И.Н.博尔京（1735—1792）对冗长乏味的编年史叙述也不感兴趣。他认为“在编年史中提及的琐事都是和历史毫不相干的”。（Anatole G.Mazour，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5，p.52.） 他对历史和考古问题特别感兴趣，并关注现实生活，如地主庄园的状况、贵族和农民的地位等。他试图找出决定历史进程的客观因素，强调气候、教育和政府形式等因素。博尔京远没有科学地理解社会发展，但他寻求理解历史过程的方法，并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认可俄国和西欧历史的相似性，承认各族人民历史发展道路的共性。同时，他发现每个具体民族历史发展的个性。

塔吉舍夫采用批判法对待史料，综合编年史资料，做地理、民族志等方面的注释，为俄国历史研究指明了路径和方法。（Соловьев С.М.Сочинения.М.，1988.С.1346-1347.）史学家Г.Ф.米勒（1705—1783）特别关注文献，致力于收集和发表历史文献，认为不仔细研究文献就无法写出俄国的历史。1733—1743年他在考察旅行中收集的文献，对研究西伯利亚的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主张写历史著作不能“道听途说”，而应以批判整理的史料为依据。奥古斯特·施莱策尔（1735—1809）作为诺曼派理论的支持者，受到持不同观点的历史学家的批评，但他认为历史批判方法对史料具有积极意义。博尔京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有很好的了解，其《注释考证》一书的出版，足以证实他对史料的求真态度。

塔吉舍夫开始意识到应该从总体上利用史料。他在研究国家经济资源的时候，对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数量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印象深刻，随即开始收集这些文献资料，后来他的搜索扩展到国外，为此他在国外雇用了特殊的抄写人员整理资料。他利用的史料特别浩繁，查阅了当时可得到的所有资料：编年史、外交信函、库尔布斯基和伊凡四世之间的信件以及在莫斯科、彼尔姆、阿斯特拉罕、喀山和在俄国的其他地方可以找到的档案资料，他还多次在外国档案馆获得与俄国历史相关文件的副本。1725年他给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写信，寻求所有“有用的书”和原始资料。（Anatole G.Mazour，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p.29.）塔吉舍夫的作品不仅展示了他对16—17世纪文献资料的熟练掌握，而且也体现了其对未来史学思想的把握。他继承传统，从编年史中摘录资料，从古代和近代作家关于俄国建国之后的著作中收集资料。塔吉舍夫肯定涅斯托尔的成就，认为他是俄国历史的奠基人。塔吉舍夫广泛使用民族志、语言学和其他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旁证材料。（Татищев В.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Кн.1， С.13.）

塔吉舍夫同时代的人和后继者，对《往年纪事》的看法及其史料进行了补充和扩展。罗蒙诺索夫阅读了希腊和拜占庭历史学家的著作，考证了《往年纪事》，收集了大量资料支持他的论点，他收集比较语言学的数据作为反驳诺曼派学者的有力证据。他引用公元4世纪居民定居点的斯拉夫名称并且寻找在瓦良格人（Варяги）之前的早期文明的证据。М.М.谢尔巴托夫（1733—1790）广泛接触俄国原始文献，他通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帮助接触了一些教会的档案材料和国家档案，极大地扩展了其历史写作的范围。可惜的是，谢尔巴托夫缺乏处理史料方面的训练，在使用史料上出现许多错误；在写作方法和组织材料方面也没有创新，不加甄别地套用编年史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谢尔巴托夫著作暴露出的不足是18世纪业余史家的通病，表明他们尚未达到专业史家的水准。

И.И.戈里科夫（1735—1801）在收集史料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特别是与彼得一世统治相关的资料，他成功地收购了许多原始文献、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民间故事等，最终出版了30卷本著作《俄罗斯英明改革者彼得大帝行传》，包括12卷关于彼得大帝统治的历史事件和18卷的附录。这部著作涵盖了有关彼得一世生活的叙述和众多罕见的文献，包括彼得一世的约2000封信件。作者也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劳动和财力。他的功绩在于收集了大量关于彼得大帝活动的资料，并将其系统化。卡拉姆津著有《俄国国家史》，他所引用的大部分史料都是以前没有公布的。他首次使用拉夫连季编年史和特洛伊编年史的内容，从圣主教公会和圣谢尔吉—三一修道院、约瑟夫—沃洛科拉姆修道院图书馆获得珍贵资料，如伊凡四世百章条例及其给基里尔—白湖修道院的圣谕，以及许多外国名人的著述。（Сахаров А.М.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стории СССР.М.，1978.С.92.）二、现代史学的构建帝俄史学家强调国家观念，强调以国家和人为中心，提升民族意识。他们普遍顺应时代的需求，主张国家利益至上，反对德国学者的诺曼说，成为国家的代言人，开始关注民众利益。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历史观念摆脱了基督教史观的宗教束缚，史学作品中的国家和民族意识明显增强。

塔吉舍夫促进了国家史学的发展。18世纪20年代起，历史学的发展与贵族的参与密不可分。塔吉舍夫是俄国第一个以广阔的视角阐释国家生活中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所有的现象，人们才能够理解和重建一个国家的过去。塔吉舍夫敏锐地认识到经济学、地理学、民族志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尽管他的尝试不是完全成功的，但至少给他人提供了借鉴，并推动了历史写作方法的进步。塔吉舍夫的《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价值在于它的全面性，即不仅仅是政治—军事史，还包括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史。他认为历史包括神学的、教会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等内容。“历史需要神学。神学阐释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引领我们。进而历史包含了宗教、国家和军事方面的内容。法律对于历史也是有意义的。人们同样需要防御疾病的医学和保护健康的医生”。（Татищев В.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Кн.1，С.5.）历史的意义在于扬善除恶，（Татищев В.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Кн.1，С.6.）体现了历史著作的道德价值。“所有民族都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和地理”，（Татищев В.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Кн.1， С.8.）肯定了历史的地位，进而区分了编年史、地理和家谱：纪年或编年史的实质是记述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地理说明某地的位置并记录过去和现在的地貌特征；家谱主要记录家族的子嗣繁衍和姻亲关系。（Татищев В.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Кн.1， С.8.）早在1715年，俄国驻瑞典大使馆秘书А.И.曼基耶夫（？—1723）作为彼得大帝改革的支持者之一，试图对俄国历史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他利用俄国编年史、年代纪和斯特雷伊科夫斯基的作品，编写了7卷本的《俄国历史基础》。（Манкиев Алексей Ильич.Ядр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М.，1770，https：//rusneb.ru/catalog/000199_000009_003334967/，2022-10-20.）他的著作完全脱离了编年史形式，每一卷单独讲述一个时期，但整部书贯穿着民族历史周期性观念。第一卷讲述了俄罗斯民族的起源，曼基耶夫虽然并未完全脱离教会传统，但他已经将理性主义的思想引入了人类起源的问题。作者试图解释“斯拉夫人”和“罗斯”这两个词的起源。曼基耶夫认为，留里克在诺夫哥罗德声名鹊起是俄国君主专制的开端。从那时起，俄国建立了王位直系继承的稳定秩序。因此，他得出结论：俄国君主权力起源于留里克王朝，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外甥罗曼诺夫恢复了俄国君主制，即从“来自留里克家族血脉”的君主手中合法继承王位，继而是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彼得一世。他还翻译了许多世界史教科书，出版了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普芬道夫欧洲史概论》。18世纪最初25年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曼基耶夫的著述为综合性历史著作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全新的历史作品反映了彼得大帝时代的主题。彼得大帝组织编纂了《北方战争史》，描述了俄国军队的状况和不同战线上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失败和波尔塔瓦战役中的“士兵的勇敢”，以及彼得大帝军事改革的进步性。

此外，外交衙门副长官沙菲罗夫在《思考》一书中论证了俄国的外交政策，对波罗的海问题进行了历史分析，研究了国际法以及战争起因，对待和平居民和俘虏的态度等问题。该书是俄国依照国际法处理外交事务的蓝本，其出发点是依据国际关系中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原则为俄国谋求外交利益，外交思想秉承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为俄国发动战争进行辩护。沙菲罗夫称赞彼得大帝，强调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君主像彼得大帝那样为俄国做了如此多的事情。他还描述了军事事件、军队改革、经济转型、文化发展、国家机构改革。宗教领袖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的《君主意志的真理》宣扬加强国家政权思想，认为国家政权是“再必要不过的”权力。这个政权应把国家管理的一切职能——行政的、司法的和立法的，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专制国家的最高掌权者是君主。君主最关心的应是捍卫法权，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和普及教育。他赞美彼得一世对旧习俗的斗争。他说，第一位俄国大帝彼得是俄国无数幸福和欢乐的缔造者，是使本国起死回生的恩人。他主张君主有权任命王位继承人。（Прокопович Феофан.Правда воли монаршей.М.， 1726，https：//kp.rusneb.ru/item/reader/pravda-voli-monarshey，2022-10-18.）普罗科波维奇的《从彼得大帝出生到波尔塔瓦战役的历史》在系统地描述事实的同时，强调了正规军的组建、圣彼得堡的建立、查理十二世对俄国的入侵以及波尔塔瓦的胜利。他提出了国家、君主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为彼得的专制主义辩护和赞扬其军事才能的同时，他也清楚地表现出对人民群众起义的阶级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