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和殉道者：查理一世之死与其对立形象的形成

摘 要： 查理一世之死是英国革命的重要节点之一。围绕该事件，借助近代早期广泛流通的廉价印刷品，残缺议会同保王党进行了激烈的舆论宣传战。在此过程中，查理一世的对立形象——暴君和殉道者，得以萌芽、明确和形成。然而，至1649年末，残缺议会的暴君宣传逐渐冷却，保王党的殉道者宣传却愈加高涨。复辟后，殉道者查理更是成为官方钦定形象。短期来看，殉道者查理形象占了上风。但长远来看，经由辉格史学等近代史学的演绎，暴君查理则更广为人知，成为主流形象，具有警示意义。

关键词： 查理一世；暴君；殉道者；君王形象；英国革命

如果将英国革命视作一幕情节跌宕起伏的戏剧，那么“弑君”便是它的第一个高潮。1649年（英国旧历1648年）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国宴厅外，查理一世被公开处决。在革命者和辉格派史学的演绎下，查理一世是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是不折不扣的暴君，故弑君乃人民“诛暴君”之举。但在保王党和托利派史家笔下，内战不过是一场叛乱，议会弑君实乃僭越，故查理一世是殉道者。这种关于查理形象的对立认识，既是划分革命者与保王党的重要标准，也是长期影响英国革命历史书写的辉格派与托利派之争的表征之一，直接造成双方对英国革命的起因和性质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认识。①这不禁引发人们去思考：查理一世的对立形象何时形成？何以形成？

随着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学界对英国革命的研究已跳出辉格派与托利派之争的窠臼，开始从多元的角度解释这场革命。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领域的新文化史研究和记忆研究如火如荼，席卷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英国革命史的相关研究也同样如此。③

从印刷媒介研究及记忆研究的角度来重书英国革命的成果不断涌现，可谓一股新的潮流。这些研究以流通量更大的廉价印刷品为史料，自下而上审视历史，从新闻、谣言、预言、虚假消息、出版审查、舆论宣传、记忆塑造与身份认同等多角度入手，力图呈现英国革命的不同面貌。（相关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2000年以后，从印刷媒介角度切入的有Amos Tubb，Printed Revolutions： Print Culture and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English Republic，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2000;Jason McElligott，Royalism，Print and Censorship in Revolutionary England，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2007;Jason Peacey，Print and Public Politics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Jason Peacey，“Reporting a Revolution： A Failed Propaganda Campaign，” in Jason Peacey，ed.，The Regicides and the Execution of Charles I，New York： Palgrave，2001，pp.161-180;Lloyd Bowen，“The Bedlam Academy： Royalist Oxford in Civil War News Culture，” Media History，Vol.23，No.2（2017），pp.199-217.从记忆研究角度切入的有Imogen Peck，Recollection in the Republics： Memories of the British Civil Wars in England，1649-165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Imogen Peck，“‘A Chronology of Some Memorable Accident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cent Past in English Almanacs，1648-60，” Historical Research，Vol.92，No.255 （February 2019），pp.97-117;Edward Legon，Revolution Remembered： Seditious Memories after the British Civil Wars，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9.）一些学者还将研究继续细化，试图勾连印刷报道与查理一世之死的关联。（其中尤以阿莫斯·塔布（Amos Tubb）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多，他的研究成果有Amos Tubb，“Printing the Regicide of Charles I，” History，Vol.89，No.4（October 2004），pp.500-524;“Mixed Messages： Royalist Newsbook Reports of Charles I’s Execution and of the Leveller Uprising，”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Vol.67，No.1 （March 2004），pp.59-74;“Parliament Intends ‘To Take Away the King’s Life’： Print and the Decision to Execute Charles I，”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41，No.3 （Winter 2006），pp.461-484.）但总体而言，学者们并未将印刷品中呈现的查理一世的对立形象予以提炼，更未梳理其形成过程。查理一世的对立形象，代表着对英国革命截然相反的两种认识，对其溯本求源，有利于加深对英国革命的理解。因此，本文通过17世纪50年代前后英国流通的廉价印刷品，从舆论宣传的角度来考察查理一世之死与其对立形象之间的关联，力图回答暴君和殉道者这一对立形象“何时”及“何以”形成的问题。

一、廉价印刷品的流通与查理对立形象的初构

当印刷品这种足以颠覆君主制的传播媒介出现时，英格兰的君主采取了严厉的审查制度，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君主们皆是如此。查理一世继承了先辈们的政治遗产，他是一位傲慢、冷漠的君主，恪守君权神授理念，对迎合公众舆论漠不关心。（David L.Smith，Constitutional Roy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Settlement，c.1640-16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325.）在其统治期间，他虽曾尝试以王室公告、教士布道等传统方式与臣民沟通，但拒绝以大量流通的新型印刷品为媒介传播王室政策。在他治下，英国的印刷新闻仅限于报道国外事务。（Jason McElligott，Royalism，Print and Censorship in Revolutionary England，pp.13-14.）

1640后，这一状况发生改变。1641年7月，星室法庭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被废除，（废除这两大法庭的两项法案分别为《规范枢密院和撤销通常称为星室法庭的法案》（An Act for the Regulating the Privy Council and for taking away the Court commonly called the Star Chamber）和《废除伊莉莎白一世关于教会事务专员的法令分支的法案》（An Act for the repeal of a branch of a Statute primo Elizabethae，concerning Commissioners for causes ecclesiastical），详见S.R.Gardiner，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1625-1660，Oxford： Clarendon Press，1899，pp.179-189.）专制王权体制下的出版审查制度瓦解。长期议会虽早有意接管审查权力，但短期内却无力控制局面。印刷委员会虽于1641年5月17日成立，但迟至1643年6月才通过规范印刷的法案，在此期间，印刷业处于混乱无序的野蛮发展阶段。（Fredrick Seaton Siebert，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1476-1776，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5，p.173.）有学者统计，在1637年，英国的印刷品不到600多本，到1642年，增至4000多册。（数据由阿莫斯·塔布依据2002年6月更新的ESTC（English Short Title Catalogue）统计，ESTC是大英帝国的联合书目数据库，包含1473-1800年印刷的书籍、期刊、报纸和精选的短命印刷品等，该书目数据库仍处于不断更新中，参见Amos Tubb，“Printing the Regicide of Charles I，”p.503.）在18世纪之前，以1642年的出版数量为最。（Cyndia Susan Clegg，Press Censorship in Caroline Eng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08.）以至于有学者评论：“长期议会召开前几年的印刷爆炸，是英国革命最具革命性的特征之一。”（数据由戴维·克雷西依据2003年9月更新的ESTC统计，David Cressy，England on Edge： Crisis and Revolution，1640-1642，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92.）

此外，长期议会的召开，刺激了民众对议会内部消息的需求，于是首家专门报道议会新闻的周刊应运而生。1641年11月29日，小册子印刷商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制作了一期题为《1641年11月22日至1641年11月29日议会活动纪要》的周刊，先是简短地介绍了爱尔兰事务，后将大部分篇幅用以报道议会内部的演讲和辩论。（John Thomas，ed.，The Heads of Several Proceedings in this Present Parliament，from the 22 of November，to the 29.1641， London，Bibliographic name/number： Thomason / E.201［1］，1641，EEBO.本文中绝大多数17世纪印刷品采用《托马斯小册子集》（Thomason Tracts）的编号，来源于Early English Book Online（EEBO）数据库，伦敦书商乔治·托马森购买并收藏了这些出版物，为避免烦琐，本文后续引用依惯例仅列出编号，省略编号名称（Thomason）及数据库名称（EEBO）。）约翰·托马斯的成功招来大量的模仿、抄袭、盗印和竞争，短时间内英国出现了众多关注时事、刊登新闻的小册子，它们刊名相似、内容同质化严重。由于商业竞争和政治镇压，大部分新闻书只发行了少数几期，成为名副其实的“短命”小册子；少数新闻书存在时间较长，以一周为周期连载数十期甚至上百期，还引入编号系统，颇具现代新闻期刊的雏形。例如塞缪尔·派克（Samuel Pecke）编辑的《一份对议会每日信息的完美记录》，（Samuel Pecke，ed.，A Perfect Diurnall of the Passages in Parliament，London，E.201［12］，1642.在EEBO数据库中现存114期。）由威廉姆·库克（William Cooke）于1642年1月出版，一直连载到1655年9月，其间数次更换出版商，最终因护国公政府取缔所有非官方报刊而寿终正寝。（Joad Raymond，The Invention of the Newspaper： English Newsbooks 1641-1649，Published to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2011，p.24，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282340.001.0001，2021-05-26.）概而言之，在伦敦出版的专门报道议会消息的新闻书，具有明显的亲议会性质，书里往往充斥着诸如天主教阴谋、保王党暴行，以及国王勾结爱尔兰人入侵英格兰等真假难辨的消息，非常具有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