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视域下托勒密埃及王后参政的嬗变

摘 要： 王后参政频现是托勒密埃及政治的重要特征。这一现象的出现尽管与法老时期王后参政的传统密切相关，但王位继承制度由父子共治向国王、王后共治的转变是促使其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因。托勒密埃及的国王、王后共治大致经历了“名义共治”“平等共治”及王后对国王权威的“超越”三个阶段，他们在共治中多表现为夫妻共治，但也存在母子共治和特殊背景下的三人共治。王后获得王位继承权后，其权威虽不断提高，但并非直线上升，这多取决于她们自身的年龄、政治经验等因素。即使王后凌驾于国王之上或暂时独掌政权，但臣民依然坚守的是国王、王后共治，并不认同其长期的单一统治。从文明交往的角度而言，一向反对女性参政的王国统治者希腊—马其顿人对这一统治模式的接受与认同，间接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埃及化。

关键词： 托勒密埃及；王后参政；共治；王位继承

在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史中，王后参政现象频现，尤其在托勒密王国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参与政治的王后，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托勒密埃及的王后参政现象，古典作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狄奥多罗斯（Diodorus of Sicily）、约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等均有相关记载，已发现的铭文、钱币、纸草文献、壁画中也有不少展现。近现代学者更有较多论述，在探讨王后参政的原因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马卡迪（G.H.Macurdy）认为托勒密埃及王后参政盛行缘于王室兄妹婚，兄妹婚不仅使公主直接成为王后，也使她们从小接受政治的熏陶，这为其参政提供了基础与条件；①丹尼尔·奥格登（Daniel Ogden）指出一夫多妻制是促进王后参政的重要因素，每位王后都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促使了她们的参政；②也有学者从个别国王的软弱或年幼，王后拥有较强的政治能力来分析她们参政的原因。③

综上来看，不少学者常常把王后参政的缘由归结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但是上述观点很难具备一种普适性：一方面兄妹婚多出现于王国中后期，有时即使是实行兄妹婚的王后，其参政也并不多见；另一方面托勒密王国一夫多妻制虽经常出现，但为子夺位而使王后参政的现象只是偶尔呈现。然而，若把托勒密埃及的王后参政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考察，可发现促成王后参政的根源在于王位继承制的转变，即由王国前期的父子共治（ 在古埃及中王国时期，国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王位的顺利承继，已创建父子共治的统治模式，参见李晓东：《神王的得意与厄运：古埃及共治传统的诞生》，《读书》，2007年第12期；刘亮：《古埃及父子共治问题探究》，《古代文明》，2019年第1期。对于托勒密王国前期所实行的父子共治是否受到古埃及传统的影响力，我们难以考证，因为这一统治模式在地中海周边文明中经常出现。）逐渐转变为后期的国王、王后共治。本文拟以相关原始文献及研究成果为基础，将“王后参政”现象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进行探讨，从整体上解读从王后与国王“名义共治”到王后权威超越国王并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王的历史进程，并进一步探析托勒密王朝时期王后权力逐渐走向巅峰的动因。

一、王后与国王的“名义共治”

从托勒密王国建立到克莱奥帕特拉一世时期，有重要影响的王后分别为贝勒尼基一世（Berenice Ⅰ）、阿尔茜诺伊二世（Arsinoe Ⅱ）、贝勒尼基二世（Berenice Ⅱ）和阿尔茜诺伊三世（Arsinoe Ⅲ）。虽然在这四位王后之中，除阿尔茜诺伊二世有广泛的政治参与并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外，其他三位王后对政治的介入相对较少，但她们均地位崇高，不仅分享国王的荣誉称号，而且和他们一样被神化与崇拜，并在部分法令中共同被提及，就此而言，这一时期王后已与国王进行“名义共治”。

托勒密一世作为王国的开创者，虽先后拥有四位王后，但在他统治时期王后参政现象并不多见。哈泽德认为：“并没有王后可以控制托勒密一世，其王后也没有什么政治权力。”（ R.A.Hazzard，Imagination of a Monarchy： Studies in Ptolemaic Propaganda，p.106.）然而据普鲁塔克记载，贝勒尼基一世是托勒密一世王后中最有权势的人，（ Plutarch，Pyrrus IV，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355.）尽管这并不能表明她有参政活动，但通过古典文献记载来看，她无疑具有很高的地位与影响力。首先，贝勒尼斯一世的子女都有良好的归宿。她与托勒密一世的儿子虽非长子，但在丈夫去世前已成为王位继承人，即托勒密二世；其女儿阿尔茜诺伊二世被许配给强有力的继业者吕西马库斯，成为王后。不仅如此，贝勒尼斯一世与前夫腓力（Philip）的子女亦有很好的去处。前夫之子马加斯（Magas）被任命为昔兰尼（Cyrene）的总督，前夫之女安提戈涅（Antigone）则嫁给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Pyrrus）为妻。其次，贝勒尼基一世已分享托勒密一世“救主”（Σωτη＇ρ）的称号，其头像出现在罗德岛与科斯岛的钱币上，说明她对周边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 E.D.Carney，Arsinoe of Egypt and Macedon： a Royal Lif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2.）再次，贝勒尼斯一世去世后继续享有很高的荣誉。托勒密二世尊奉逝去的父母为神，在亚历山大里亚为母亲建立名为贝勒尼克乌姆（Bereniceum）的神庙，同时举办托勒密亚节（Ptolemaieia）以示纪念。此外还有两座以贝勒尼基命名的城市，一处在红海地区由托勒密二世所建，另一处在伊庇鲁斯由女婿皮洛士建造。（ G.H.Macurdy，Hellenistic Queens： A Study of Woman-Power in Macedonia，Seleucid Syria，and Ptolemaic Egypt， pp.108-109.）

贝勒尼基一世所拥有的影响和荣誉主要得益于托勒密一世对她的爱慕，正如塞奥克里图斯（Thocritus）所言：“没有其他女人能这样讨丈夫的欢心。”（ Theocritus，The Greek Bucolic Poets，XVII.36-37，trans.by J.M.Edmonds，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9，pp.212-213.）那么，为何贝勒尼基一世深受丈夫的喜爱又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却未直接涉入当时的政治呢？这可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托勒密一世作为亚历山大继承者中最精明、最有政治智慧的人，在原有希腊、马其顿反对女性参政的传统下，他为顾及埃及地区希腊—马其顿人的感受和维护自身的统治，对王后参政进行限制并不难理解；二是虽然在法老时期王后参政现象频繁出现，托勒密一世入主埃及后也尽量尊重当地的宗教与习俗，但他作为初来者，此时受埃及本土传统的影响毕竟有限。总之，在托勒密一世时期王后参政较少，但她们已拥有显著的地位和崇高的荣誉，为将来王后参政奠定了基础。

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王后为阿尔茜诺伊二世。她在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大约于公元前279年返回家乡，与同父同母的弟弟托勒密二世结婚。（ 关于托勒密二世实行兄妹婚的原因，可参见P.McKechnie and P.Guillaume，Ptolemy II Philadelphus and His World，Leiden： Brill，2008，pp.291-302; Sheila L.Ager，“The Power of Excess： Royal Incest and the Ptolemaic Dynasty，” Anthropologica，Vol.48，No.2（2006），pp.165-186; 郭子林、李凤伟：《论托勒密埃及的王室婚姻》，《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阿尔茜诺伊二世从回到托勒密王国直到大约公元前270年去世，虽然在埃及的活动时间不长，却获得了较多的参政机会，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参加第一次叙利亚战争，按照塔恩的观点，在她的帮助下托勒密二世赢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 W.W.Tarn，Hellenistic Civilization，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p.16.）陪同托勒密二世视察苏伊士（Suez）地峡上的赫罗波利斯（Heroopolis）城。此后，托勒密二世亦借助她在马其顿地区的影响，组织希腊城邦掀起克雷摩尼德斯（Chremonides）战争（约公元前268—前261年），反抗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她的名字和托勒密二世一样共同出现于克雷摩尼德斯法令之中，这是具有马其顿血统的女性第一次在公文中被提及。（ G.H.Macurdy，Hellenistic Queens： A Study of Woman-Power in Macedonia，Seleucid Syria，and Ptolemaic Egypt，p.119.克雷摩尼德斯法令的全文可参见Roger S.Bagnall and Peter Derow，The Hellenistic Period：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4，pp.38-41.）由此，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期间阿尔茜诺伊二世获得了较高的政治称号，被称为“上下埃及之王”（nsw-bitj）。（ Julia K.W.Wong，“Cleopatra I，The First Female Ptolemaic Regent： Her Predecessor，Policies，And Precedents”，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98，p.58.）在已发现的有关她形象的艺术品中，她头戴“蛇形”标志，暗示出她所获得的政治权力。阿尔茜诺伊二世死后亦享有很高的荣誉：王国的一些城镇、街道以其名字命名，她被宣布为埃及摩瑞斯湖（Lake Moeris）附近富裕诺姆的保护神，这些诺姆同样以她命名；而且在托勒密二世统治的第23年，规定农产品1/6的税收用于对她的崇拜，托勒密二世去世前还打算为她建造新的庙宇。（ J.P.Mahaffy，A History of Egypt under the Ptolemaic Dynasty，London： Methuen & Co.，1899，pp.80-81.）

阿尔茜诺伊二世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多的参政机会，需从她和托勒密二世两人的具体情况分析：一方面，阿尔茜诺伊二世在嫁于托勒密二世之前已历经血雨腥风的政治历练。她在吕西马库斯王国做了多年王后，由于为其子争夺王位而导致王国的灭亡，最后又陷于与“雷电”托勒密的政治斗争。而反观托勒密二世，虽然在继位后他曾除去幼律狄克二世的两个儿子，以免与自己争夺王位，惩罚法勒隆（Phaleron）的德米特里，重新延续与雅典的友谊，（ R.A.Hazzard，Imagination of a Monarchy： Studies in Ptolemaic Propaganda，p.97.）但与阿尔茜诺伊二世相比，其政治经历并不丰富。另一方面，相比于阿尔茜诺伊二世的“精力无限”，托勒密二世在政治上表现得并不强势。他倾向于借助宣传来证明自己的强大，如公元前262年举办了规模宏大的托勒密亚节，邀请小亚地区的城邦参加，借此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正如威廉·弗格森所言：“托勒密二世绝不是一个好战的国王，终其一生，他从未亲自指挥过舰队或陆军。”（［美］威廉·弗格森著，晏绍祥译：《希腊帝国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5页。）此外，托勒密二世更热心于对文化的支持，继续扩大对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支持，以展示托勒密王国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