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职业转型

摘 要： 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职业发展实现了法兰西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转型，并与法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达成高度契合，犹太人成为法国企业家的重要代表。首先，犹太人在大革命之后即融入法国工业化进程中，其突出表现是犹太人群体的城市化，这是近代法国犹太人融入法兰西民族并实现职业转型的开端和条件；其次，犹太人企业家的经营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传统高利贷及旧货交易经营模式拓展到近代法国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尤其在金融、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具有独特的地位，树立起成功的犹太人企业家群体形象；再次，犹太人企业家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却因为他们的族裔背景受到了类似于“原罪”一般的否定，被作为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象征而备受攻讦，甚至连法国都被种族主义者污蔑为“犹太法国”。

关键词： 近代法国；犹太人企业家；城市化；金融资本家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犹太人政策，在法律上给予犹太人公民权，但同时要求犹太人全方位融入法兰西民族，并要求其放弃传统的高利贷行业并实现职业的本土化。19世纪是法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成型时期，逐步形成了金融资本发达、现代化大企业与小企业共同繁荣的特征，而金融资本家、大企业主等则成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形象代表。其中，犹太金融资本家最能代表法国企业家形象，在19世纪晚期甚至成为法国“资本家”的代名词，并因此遭到种族主义者如德吕蒙等人的猛烈抨击，同时受到对法国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社会主义者如饶勒斯的严厉批评，而法国民众则大多认同对犹太人的批判。①犹太人在19世纪的职业转型及其企业家群体的形成，是其与法国社会发展高度融合的结果，是法国经济现代化的侧影，也是理解现代法国企业或公司制度变迁的重要视角。学术界对于法国犹太人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身份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埃斯特·邦巴萨看来，法国犹太人的历史地位从大革命之前的“地区性”发展到了“全国性”，②这个提升依赖于大革命期间犹太人获得的解放，进而在政治身份与经济地位上为其准入社会提供了法律层面的基本依据。同时，邦巴萨认为，教育特别是世俗化教育为法国犹太人在社会中的进步提供了保障，犹太男女在幼年时均得到适当的教育，以期在日后的职业发展中取得成绩；③米歇尔·维维奥尔卡在论及反犹主义时提到，犹太人在社会上被其他人视作“大恶的化身”，Michel Wieviorka，The Lure of Anti-Semitism： Hatred of Jews in Present-Day France，Leiden： Brill，2007，p.63.因为他们在很多地方掌控着金融、新闻等行业，并且运用强大的经济力量将触手伸向政府机构，但反犹主义的思想来源繁杂，甚至有一部分源自《人权宣言》所崇尚的人人平等的基本信条；罗纳德·舍赫特提到从大革命开始到第三共和国，犹太人被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Ronald Schechter，Obstinate Jews： Representations of Jews in France，1715-181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151.表明他们在获得解放后依然因财产等外在因素受到区别对待。此外，舍赫特也指出，法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同化政策与统一的民族认同政策，“无异于以不流血的刀子灭绝犹太人”。Ronald Schechter，Obstinate Jews，p.150.上述研究成果探讨了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和伴随政治解放而获取的公民权益，以及随后形成的公共形象等，但尚未考察法国19世纪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等社会、经济层面的因素对犹太人世俗转型并获得法兰西身份认同的影响和意义。那么，19世纪的法国犹太人如何加入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犹太企业家在法国现代化的哪些领域取得了成功？法国社会各界为何批判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法国民族政策的进步及其缺陷，同时也可以揭示法国现代经济与政治之间复杂的结合方式。

一、法国犹太人口的迁移与城市化

法国大革命的“犹太人解放法令”和拿破仑政府的犹太人政策，其核心内容有两点：政府要求犹太人放弃传统经济经营方式而融入法兰西民族的经济模式中；责令犹太人放弃犹太民族传统，转而忠诚于法兰西民族。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1 ère Série （1789 à 1800），Tome XI，p.XXX，https：//sulphilologic.stanford.edu/philologic/archparl/navigate/43/2/38/，2020-02-12.大革命法令要求犹太人放弃传统的行业，拿破仑政府则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犹太人加入到法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参见张庆海：《犹太名人会议研究》，《史学集刊》，2006年第3期。法国犹太人拥护上述政策的基本原则，积极投入与法兰西民族融合的潮流中。犹太人要融入法兰西民族并摆脱传统职业，尤其是高利贷行业，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就成为必要的手段和途径。城市化是法国犹太人融入法兰西民族并形成现代企业家群体的正式开端。

首先，城市化是法国犹太人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基本特征。

法国犹太人迁徙的首选目标是法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巴黎、马赛、里昂等大工业城市。大革命时期，法国犹太人共有40 000人左右，其中约35 000人集中在东北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尤其是这两个地区的农村；而经济发达的巴黎只有约500人；在波尔多等传统的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也只有2000多人。到1808年拿破仑统治时期，巴黎的犹太人增至2733人或2908人；1808—1831年，巴黎犹太人的数量几乎翻了两倍，达到8684人；而在1851—1891年间，又增至40 000余人；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3.“巴黎犹太人在1861年的数量已经达到法国犹太人总数的四分之一”；Paula E.Hyman，The Jews of Modern Fra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58.“仅在巴黎一地，犹太人口在1872年就比1851年多了一倍，比1808年多了8倍”。Robert Francis Byrnes，Antisemitism in Modern France，New York： Howard Fertig Publisher，1969，p.95.“到1880年代，巴黎市区和周围有约45 000名犹太人”。Anna Foa，The Jews of Europe after the Black Death，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199.在巴黎的各民族群体中，犹太人的人口增长速度在同期是最快的。诸多学者提供的关于巴黎各个时期犹太人的具体数字有所出入，但总体上差别不大。马赛作为法国工业革命另一个重镇，成为犹太人第二个重要迁移聚居地，据1872年马赛收集的资料显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外国人占总人口的12%），包括2662名犹太人，他们中有80%是本国犹太移民，另有20%是外国移民（包括阿尔萨斯移民——此时阿尔萨斯和洛林已经被德国占领）”。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9.

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犹太人加速向法国其他城市迁移，其目的地依旧以巴黎、马赛和里昂等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为主。贝内（Byrnes）在其著作中不仅列举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犹太人在此时具体的迁移人口数字，还讲述了一个后来震惊全法国的以德雷福斯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是出生在阿尔萨斯的犹太商人后裔。普法战争后，德雷福斯迁居巴黎，并加入了法国军队，担任陆军参谋总部炮兵上尉。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犯有间谍罪而被捕，其后被判有罪。不久，多项证据证明间谍另有其人，而非德雷福斯。但法国社会却因其是犹太人而就案件是否重审进行了长期辩论。1899年，军事法庭重审了德雷福斯案，但依然判处其有罪。该事件引起法国国内种族主义者、右翼天主教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同民主派的尖锐对立。为主人公的故事。他指出，许多犹太人变卖家产举家迁移，“1871—1910年……虽然当地（指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人口增长了21%，增至324 176人，但犹太人口却失去超过25%，达数千人之多。一个反犹主义者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指出，多数在里昂的犹太人都是‘外国人’，这些犹太人是1871年后移居里昂的。里尔及其郊区，在1870年以前几乎没有犹太人，现在却变成了逃离德国统治的‘外国人’的避难所”。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1 ère Série （1789 à 1800），Tome XI，p.95，https：//sulphilologic.stanford.edu/philologic/archparl/navigate/43/2/38/，2020-02-12.福阿提供的数字显示，在法国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后，大约有15 000名犹太人从这两个省迁移到巴黎。Anna Foa，The Jews of Europe after the Black Death，p.199.福阿与贝内所提供的数字差距较大，贝内提供的数字大概是“数千人”，福阿认为有15 000人左右。目前难以考据哪个数字更为准确，都列举出来以供参考。

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犹太人不仅长途跋涉迁徙到巴黎和马赛等发达城市，而且还在本地区内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斯特拉斯堡是19世纪末法国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它在19世纪一直吸引着大量本地农村犹太人，如该地在1808年有1476名犹太人，到1863年增至2820人——占城市总人口的3.4%，拥有除巴黎外最大的犹太社区；到19世纪中期，该城中72%的犹太男子和75%的妇女并非本市出生。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0.洛林地区的其他重要城市如梅兹（Metz）等地，在普法战争前亦是犹太人迁徙并聚居的重要城市。

其次，持续时间长、城市人口比例相对较高是法国犹太人在19世纪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要特征。

到1880年前后，法国本土犹太人的城市化已基本完成。1880年代后，大量外国犹太人涌入法国，如俄国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这一进程持续到在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前往巴黎的外国犹太人是为了改善经济条件，还有来自东欧各地各年龄段的文化界人士、商业精英和劳工到法国寻求政治避难。俄国犹太人经历了1880年代本国的大屠杀，遂有约80 000人向巴黎迁移。Anna Foa，The Jews of Europe after the Black Death，p.199.福阿给出的这一数字的具体来源不明，其著作没有注明原始文献，但该数字应该不会很准确，因为当时法国犹太人的总人口也不过10万人左右，最多不过15万人，且当时巴黎的犹太人口应该在4万～5万人，因此说有8万俄国犹太人向巴黎迁徙应该是夸大的。不过，19世纪中后期，巴黎不仅是犹太人的迁徙目的地，而且是东欧犹太人前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的主要中转站，福阿所指的8万人如果包括转道的犹太人在内，或许能得到合理解释。1872年，巴黎犹太人中有80%出生在法国本土，1905—1907年，这一比例降至54%。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3.在20世纪最初的30年间，法国依然是东欧犹太人的重要移居地，如20世纪最初十年，本土犹太人迁入马赛的浪潮本已出现衰退迹象，但随着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马赛的犹太人口在1923年达到约8500人，在1930年达到12 000～13 000人。这些外来犹太人中有85%是塞法迪犹太人，15%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10.

在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犹太人移民浪潮中，法国犹太人的城市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只有25%的犹太人生活在城镇和城市，东北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犹太人主要是农村居民。犹太人的城市化只是在1841—1860年间才达到较大规模，当时半数犹太人已完成了都市化转型。不过，犹太人的城市化分布并不平衡。1851年，30.2%的犹太人口集中在巴黎、马赛、波尔多等9个城市；1872年，在包含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全境，63.2%的犹太人生活在这几个城市，而其他非高卢少数族群的城市人口只占其总人口的18.2%；1872年，虽然巴黎、波尔多、里昂、马赛和南锡五个城市的人口总和仅占法国总人口的7.5%，但却集中了全国63.6%的犹太人口。Robert Francis Byrnes，Antisemitism in Modern France，p.95.到19世纪末，在巴黎、马赛、波尔多、里昂、南锡等大城市及其周围，犹太人的城市化程度非常高，他们几乎都是城市居民，或从事与城市经济发展有关的职业，且这些城市的犹太人口占法国犹太人总数的70%以上。不过，直到1871年，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人仅有22%生活在10 000人以上的城镇之中；直到1910年，处于德国占领下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才达到45%这一法国城市人口占比平均值。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0.海曼认为，总体来看，犹太人的移民过程及其城市化是同步的，“在19世纪的法国，虽然各族裔群体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城市化，但犹太人城市化的程度却是较高的。在19世纪中期，法国整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8%，而同期的犹太城市人口占犹太人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45%”。Paula E.Hyman，The Jews of Modern France，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