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八站”经略与朝鲜使臣印象演变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时期的周边认知与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16JJD770008）；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1802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晓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日关系史。

摘 要： 辽东八站作为中朝间交通要道，也是明、鲜、女真活动的边疆区，在明前期并未得到有效控御而未被纳入辽东防御体系。事实上，明初太祖皇帝对辽东八站“空其处”的措置方式源于洪武年间对外政策调整和经略辽东的具体实践，进而影响至整个明前期。朝鲜使臣在此使行情境中，衍生出了以辽东八站为“华夷大界”的印象元素，即便是成化以后该区域逐渐建立起完整的边疆防御体系和地方治理系统，并有大量中、朝人口流入，这一印象在思想层面上的影响依然深远，进而塑造了朝鲜使臣在文化认知上的“由夷进华”之路。万历时期镇江城设立后，在明朝对朝鲜“再造之恩”意识的影响下，辽东八站域内人、物在朝鲜使臣印象中“华”“礼”的形象才最终得以确立。

关键词： 辽东八站；连山关；朝鲜（高丽）使臣；镇东堡；镇江城

辽东八站（以下简称“东八站”）是元代辽阳行省于辽阳至鸭绿江所设之甜水、头馆、连山、龙凤、斜烈、开州、汤站、东驿昌等8个驿站。明初并未恢复东八站原有的驿路功能，但其仍是高丽（朝鲜）使臣由陆路入明的必经之路。东八站虽为驿路之名，但在明朝人的地理认知中主要将其视作一个区域。①

成化二十二年（1486），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成伣途经辽东时曾描述东八站：“见自辽东而南，海州、盖州之东，至凤凰山之麓，其地广远不下数百里”，②

基本勾勒出包括太子河上游及叆河河谷两岸的东八站区域。目前中外学界在交通、人口、社会、建置及中朝使臣使行途中活动、心理感观等方面对东八站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③

但在对东八站区域性质的描述上仍相对模糊，基本观点有三，一是如《辽东志》中使用“瓯脱”一词，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第51、136页；李智裕：《明代中朝之间“瓯脱”地带人口变迁考》，《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第54-56页。

一是将其表述为“具有缓冲性质的空白地带”，[韩]宋荣德：《高麗後期邊境地域鴨綠江沿邊認識》，《历史学报》第201辑，2009年，第1-29页。一是将之视为“中立地带”。[韩]柳在春：《15世紀明東八站占據朝鲜の對應》，《朝鲜时代史学报》第18辑，2001年，第146-165页。“瓯脱”一词源于东胡语，最初见于《史记·匈奴传》。

参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89页。通过对此问题的探究，

刘文性《“瓯脱”释》（《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把‘弃地’和‘中间’加在一起，概括为‘中间地带’。这就是匈奴语‘瓯脱’一词的全部实质所在”。张云《“瓯脱”考述》（《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认为“瓯脱”在各自边界一方并有屯守处，其间有弃地。何星亮《匈奴语“瓯脱”再释》（《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瓯脱”词义的演变形式是：边防站、驿站、设防的城堡、宫殿、王庭。[日]白鸟库吉著，何建民译《匈奴民族考》（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5-207页）、陈宗振《古突厥语的otar与“瓯脱”》（《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认为匈奴实际控制的边界及所建“临时住所”的汉语音译为“瓯脱”。今人表述此词时，基本意义为边界弃地、

《辞源》（增修本）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3页。古代部落间的中立地带（或缓冲地带）。[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2页。以上后两种观点虽未直接使用“瓯脱”一词，但所阐释的意义并未超出“瓯脱”词义的涵盖范围。“瓯脱”在《史记》中用于表示是匈奴与东胡之间边界的不确定状态，这与古代世界中边界观念的相对模糊是一致的，但从洪武二十九年（1396）明太祖赐给朝鲜使臣权近御制诗（朝）权近：《阳村集》，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册，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14页。来看，说明明太祖在沿袭“古之君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的传统边疆观念时，又具有明确化的疆界认识。权近在其应制诗中对此的回应，（朝）权近：《阳村集》，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册，第17页。说明其时朝鲜对鸭绿江界亦为明晰。笔者之所以从“瓯脱”一词说起，是因为其被用来描述某一区域时，所体现的要素必然是“边疆地带”，“不毛之地，不足以居人”，（清）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1集，1915年浙江图书馆刻本，第981页。“缓冲”及由此显现的“胡”“夷”等文化形象。东八站与“瓯脱”的部分性质相一致，但其明确的边界又与“瓯脱”的“弃地”“中立地带”等释义存在本质不同。故本文认为，通过追溯洪武时期辽东八站这一形势的成因，并观察其在后世的持续影响，能够成为考察此边疆区域的有效途径。

一、“限山隔海”与“华夷界限”：洪武时期的东八站措置

明太祖在对朝贡国（高丽、安南等）的诏令中数次提及“限山隔海”，这一说法除描述明、丽（鲜）间现实上的地理环境外，更多的是展示明朝在处理朝贡体系内部关系时所持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太祖在华夷秩序建构上的基本立意。东八站的空置状态正是其现实映射，其不仅是人为设定的“限山隔海”之地，也是思想上的“由夷进华”之区。

（一）明太祖对高丽（朝鲜）诏令中的“限山隔海”

“限山隔海”一词又作“限隔山海”“隔山限海”，明太祖以此描述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地理空间距离，较早见于洪武二年（1369）编纂的《祖训录》及同年十二月赐给安南、占城国王的诏书。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重定《皇明祖训》罗列十五“不征之国”时又重申“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以体现“莅中国而抚四夷”的政治理想。其中在《祖训录》之《箴戒》一篇中提出：“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参见 （明）朱元璋：《皇明祖训录》，《明朝开国文献》第3册，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1686-1687页。此外，《皇明祖训》之《祖训首章》中亦规定：“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参见（明）朱元璋：《皇明祖训》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第26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7页。在明太祖向高丽（朝鲜）发布的诏令中，“限山隔海”出现次数较多，兹将其整理如下：

上表中“限山隔海”最早见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遣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护送明升、陈理至高丽的诏书，需要指出的是，此诏是一则由白话书写和宣谕的诏令，应为亲撰或由中书省据口谕誊录，是一份“未经改动的圣旨”，

陈学霖《明太祖致高丽国王的白话圣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认为洪武五年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所赍诏书为白话圣旨，保存了原来面貌。江蓝生《〈皇明诏令〉裏的白话勅令》（《语文研究》1988年第4期）亦认为录皇帝原话的敕令更能直接、鲜明地传达皇上的旨意。

诏书“我这里勤勤的使臣往来呵”中的“呵”为太祖白话诏令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气词，参见［韩］文美珍：《洪武年間白話聖旨語氣助詞考察——〈高麗史〉〈朝鮮王朝實錄〉》，汉语文学会编：《中国语文学志》第33辑，2010年，第286页。

说明“限山隔海”这一表述直接出自明太祖，而非经过文饰之语。“限山隔海”就高丽而言具体指“高丽地，三面环海，一面负山”，（朝）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三七，辛昌元年六月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4页；《朝鲜世祖实录》卷一，世祖元年七月戊寅条，《李朝实录》第13册，第16页。“山”是指长白山及余脉的辽东东部山区，在洪武元年（1368）明朝派遣符宝郎偰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的诏书中对此有所描述：

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749-750页。

这则诏书说明明太祖对历史上中国与高丽的关系有明确认识：（1）高丽属中国周边之“四夷”；（2）从地理位置上二者“壤地相接”；（3）双方关系为高丽“或臣或宾”；（4）高丽对中国关系确立之原因，从文化上为“慕中国之风”，从现实利益及安全角度则“为安生灵”。基于此，明朝在洪武三年（1370）遣使至高丽“做立石碑，祭祀山川”，此举又与古制中天子多行“望祭”有所不同，从石碑内容看，遣使“致祭”，其意重在昭示虽“限山隔海”而“一视同仁”之意，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庚子条，第955页。从而使“洪武礼制”对朝鲜国家祭祀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韩]金海荣：《朝鮮初期國家祭禮儀『洪武禮制』》，《清溪史學》9，1992年，第28-29页。展现出洪武初年，明太祖重塑与周边国家间仪礼秩序的愿景。但自洪武六年（1373）金甲雨欲以私马进献东宫被责开始，“限山隔海”所见诏书多旨在切责，尤其自洪武七年（1374）恭愍王薨及明使被高丽护送官金义杀于东八站归途中后，明丽关系开始趋于紧张。明太祖在维持东亚国际秩序时，秉持的基本原则是朝贡体系内和平共处、不相干涉，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70页。关于洪武年间和平外交政策的阐述，参见陈康令：《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1-83页。而这一时期，明朝在同日本处理倭寇问题，以及同安南、爪哇等国的外交活动中亦遭遇挫折，使得明太祖认为其并未在朝贡国中确立起新朝天子的威信，反而存在现实的安全隐患，之后明朝的对外政策趋于保守。陈尚胜：《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从上表可以看出，自洪武六年以后，在以“限山隔海”强调空间距离的同时，均有“似难声教”“自为声教”之表述，显现了明朝外交姿态的转变，若再将其置入“朕居中国，王居沧海之东”，“以夷夏论之，本等东夷，实非中国所治”，“尔国中之贤者， 自知是非，中国无所与焉”等语境，所传递的信息事实上已然突破了此前明太祖试图实现的“华夷共治”理想，洪武四年（1371），明朝颁科举程式诏时曾表明“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以求“外抚四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参见（朝）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十九年六月条，第1298页。洪武五年，高丽表示“用夏变夷，在诗书礼乐之习”，请遣子弟入学时，明太祖欣然同意。参见（朝）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二十一年三月条，第1310页；卷四四，恭愍王二十二年七月条，第1330页。在此过程中“限山隔海”也由客观表述明、丽间地理环境转而成为强调文化思想层面上“华夷界限”的外交话语。

（二）“华夷界限”之塑造

从现实政策来看，上表中洪武二十年（1387）、洪武二十一年（1388）两条诏令中的“隔江”“限鸭绿”，体现了明太祖对东八站的具体关注。其时明太祖试图在辽东恢复元朝旧疆，但从“铁岭立卫”一事的过程来看，目前学界对铁岭卫的初设地点多有存疑，主要有“黄城”“奉集”“江界”“高丽铁岭”等说法。参见池内宏：「高丽辛禑朝に于ける铁岭问题」、『東洋學报』8、1917年；末松保和：『青丘史草（一）』、 東京：笠井出版印刷社、1965年、370頁；稻叶岩吉：「铁岭卫の位置を疑う」、『青丘學丛』第18号、1934年；和田清：「明初の滿洲經略」、『東亚史研究（滿洲篇）』、東京：東洋文库、1955年、318-319頁。

本文基本采信江界说，转引自张澍：《元末明初中朝关系演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第136-143页。在辽东初定、物资不足的条件下，明朝无力将东八站纳入辽东防御体系。为确保辽东腹地的战略安全，以承接“登辽海运”对辽东的物资供给，同时也为确保北元防线的后方安全，明太祖敕令辽东方面：“定辽境土与之（高丽）相接，宜阴戒斥堠以防其诈”；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 洪武三十年五月己巳条，第3652页。同时在洪武二十年偰长寿使明时，明太祖曾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