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谱系：反思威廉·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

作者简介：任东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思想史、国际关系理论和史学理论；米科霖，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威廉·佩恩欧洲“永久和平计划”的创新性在于重新定义了欧洲和平联盟；矛盾性在于既提倡平等宽容，又怀慕等级制的秩序安宁，既呼吁欧洲各国君主建立“兄弟情谊”，又容忍各国间威胁利诱和尔虞我诈；局限性在于把和平希望寄托在君主的道德良知与私人情谊上，乐观地相信理性与教育可以解决时代危机，忽略了国际政治和宗教的复杂性与民众的作用。然而，若对佩恩欧洲“永久和平计划”的认识止步于此，就略显单薄和庸常了。在多重语境、多维谱系中对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进行多元反思，有助于得到更为清晰的立体“映像”，即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不再是拘泥于某种逼仄语境主义的教条，而是在谱系学和反思性中不断被激活、阐释和对话的学说。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具有客观事实和主观意义所构成的二元特征。客观事实和主观意义在语境和谱系中的互动和转化，有助于打破线性思维和循环思维，有益于构建立体思维，进而为人们理解和阐释国际思想史提供新的路径和视角。

关键词： 语境主义；谱系学；反思性；威廉·佩恩；欧洲“永久和平计划”

欧洲“永久和平计划”思潮历史悠久，对欧洲国际思想史、国际法思想乃至国际政治实践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欧洲“永久和平计划”思潮的光谱中，兼具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身份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独树一帜。1682年，佩恩在北美的“佩恩之林地”（Pennsylvannien）①

与印第安人签署了一份和约，从而建立起一个没有武装力量的政府，实践其和平主义方案。1693年，佩恩发表了《论欧洲目前与未来之和平》（Essay Towards the Present and Future Peace of Europe，以下简称《和平》），建议欧洲各国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建立欧洲联盟。佩恩的思想既承袭了欧洲“永久和平计划”思潮先贤的遗产，又有所突破，凸显了17世纪欧洲国际政治的时代特征，更为后世的欧洲联合思想和实践提供了思想资源。

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已有研究多数将佩恩和平思想视为17世纪理性与宽容思潮发展的结果，并把欧洲和平与宗教宽容视为其和平思想的核心元素。②然而，这些研究既未能充分阐释佩恩和平思想产生的各种语境，也没有深入探究其思想在谱系学意义上所蕴含的知识与社会/权力的关系。鉴于此，本文将批判性地引入和借鉴语境主义与谱系学两种方法，对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进行综合性研究。具体而言，反思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首先考察塑造其思想的各种语境，其次厘清其思想在欧洲“永久和平计划”谱系中的地位，最后检视关于其思想研究的学术史变迁。通过将佩恩的思想置于各种语境和谱系中并加以反思，能够更好地理解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的创新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换言之，本文旨在对多重语境、多维谱系中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进行多元反思，尝试为国际思想史研究提供一种新路径。

一、语境主义、谱系学与反思性

理解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应该摒弃以往思想史研究的线性思维和循环思维。将语境主义和谱系学两种方法与反思性结合起来，有助于构建“立体思维”，从而对佩恩思想进行综合考察。

（一）多重语境

20世纪60年代，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强调了语境（context）和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重要性。J.G.A.波考克强调将思想置于所属的话语传统中予以解释是非常重要的，这源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我们能够把思想诠释为社会行为，观察意识活动与社会、社会传统及其居民的关系；其二，我们能够识别思想家当时正在处理的概念，以及他与同行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从而让思想易于理解，即思想家所言何物、意指何事。”J.G.A.Pocock，“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in Peter Laslett and W.C.Runicman，ed.，Philosophy，Politics，and Society，Oxford： Blackwell，1962，p.200.约翰·邓恩认为，就本质而言，政治思想史至少涉及两种事物：“一是讨论一组在过去富有争议的命题，即政治世界的现实状态如何、理想状态如何，以及在其中采取正确行动的标准如何；二是人们在阐述这些命题时所参与的一系列活动。”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更复杂的知识结构中隐含的真假标准，则须了解其生平经历或社会经验，正是它们使这些标准看起来不证自明”。John Dunn，“The Identit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Philosophy，Vol.43，No.164（1968），pp.92，96.昆廷·斯金纳指出，似乎毋庸置疑的是，每种陈述都必须有一些说明性的语境，每个行动都有一组前提性的因果条件。参见Quentin Skinner，“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Vol.8，No.1（1969），pp.3-53.剑桥学派三位代表人物的论述，凸显了语境主义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即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思想与人们活动的关系以及对思想具体陈述的要求。

1983年，波考克的弟子、剑桥学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 H.塔利指出，构成斯金纳研究程序的五个步骤，可被视为回答以下五个问题的方法：1.作者在撰写一个文本时正在或曾经做过什么，即这个文本与构成意识形态语境的其他可资利用的文本关系如何？2.作者在撰写文本时，与构成实践语境的现有的、构成问题情境的政治行动关系如何？3.如何辨识诸种意识形态并解释它们的形成、批判和变化？4.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最能恰如其分地解释某些意识形态的扩散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5.什么形式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参与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使其变革常规化？James H.Tully，“The Pen Is a Mighty Sword： Quentin Skinner's Analysis of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3，No.4（1983），p.490.21世纪，斯金纳在访谈中总结了语境分析的具体方法。他认为，将文本置于语境中理解，有互相关联的三个步骤：第一，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文本所关注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是什么。特定社会的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思想家设定了问题，使得某些议题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第二，文本作者在展开论证时诉诸的思想资源是什么；第三，文本在某种辩论光谱中所占据的位置，即文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做出了何种介入。参见张新刚、王涛：《剑桥学派与思想史研究——采访昆廷·斯金纳教授》，《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李强：《斯金纳的“语境”》，《读书》，2018年第10期。简言之，语境主义方法包括三个层面：社会语境、思想语境和文本介入语境。

然而，语境主义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其学术实践也受到质疑。马丁·霍利斯质疑斯金纳是否能够避免解释动机，或者他的方法是否没有预设作者拥有某种动机。Martin Hollis，“Say it with Flowers，” in 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135-146.约翰·基恩对斯金纳提出了三方面的批评：首先，斯金纳错误地将理解文本与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等同起来，从而忽略了文本所使用语言的作用；其次，斯金纳非规范性和描述性的“考察”建立在古老的实证主义基础上，即意涵的完全恢复；第三，斯金纳的方法缺乏批判性，因此倾向于强化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参见John Keane，“More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p.204-217.还有学者指出，“斯金纳为自己对政治文本的语境主义理解所提供的辩护经不起推敲，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方法预设了历史学家不应该预设的东西……没有理由证明有关政治思想的历史作品不能作为抽象的、哲学的言语行为来研究”。Robert Tlamb，“Quentin Skinner's Revised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A Critique，”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Vol.22，No.3（2009），p.68.在中国学术界，也有学者对斯金纳的语境主义提出了商榷和批评。王晴佳指出：“斯金纳如此注重对文本语境的重建，反映出他的史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欧洲近代史学模式的基本理念，也在不同的层次上沿袭和推进了兰克史学‘如实直书’的传统。”王晴佳：《历史哲学和历史中的哲学——简论昆廷·斯金纳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刘海川的批评较为犀利，“剑桥学派诸多对于经典政治思想的语境主义解释，除了提示想当然地将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混淆为经典作家本人的理解是一件多么容易、多么轻松之事之外，没有其它价值”。刘海川：《语境主义的文本解释观念以及斯金纳的滥用》，《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从上述各种质疑和批评中，可以将语境主义的弊端概括如下：文本作者和研究者的动机无法避免也无法区分、思想史研究者无法规避自己的预设、重实证轻规范的研究取向及批判性的缺失。然而，上述批评忽视了剑桥学派最大的弊端，即将研究对象（某种思想、观念）置于国际层面时，语境主义方法就会彰显出两大难题：一是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众多，鲜有一致的问题或问题域，难以清晰界定国际层面的三种语境；二是在研究实践的操作层面上难度较大，界定和确认三种语境时会涉及多种语言和迥异的文化传统。

正如邓肯·贝尔所指出的那样，单凭剑桥学派的方法“尚不足以回答那些不可避免的、恒久的、难以解释的问题……明智的历史学家应始终对不同的方法论观点和多元化解读策略秉持开放的态度”。Duncan S.A.Bell，“Language，Legitimacy，and the Project of Critique，” Alternatives： Global，Local，Political，Vol.27，No.3（2002），p.334.为了解决语境主义方法的弊端，斯金纳开始转向谱系学。“斯金纳在他最近的作品中转向谱系学的语言和实践，时而含蓄时而明确地将自己与尼采、韦伯和福柯的实践联系在一起”。Melissa Lane，“Doing Our Own Thinking for Ourselves： On Quentin Skinner's Genealogical Tur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73，No.1（2012），p.75.斯金纳进行了反思，“对过去的理解使我们能够看到体现在当前生活方式中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现今对这些价值观的思考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世界所做的一系列选择”。反过来，“这种意识，可以帮助我们从任何一种对这些价值观的霸权式解释，以及如何解释和理解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参见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1： Regarding Metho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7.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斯金纳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的动机总是容易腐蚀我们的结果”。 J.F.Sebastián，“Intellectual History，Liberty and Republicanism： An Interview with Quentin Skinner，”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Vol.3，No.1（2007），p.119.在2008年的一次演讲中，斯金纳再次指出，通过实践，我们“发现了早期可能使用谱系学的不同方式”，从而“使我们自己具备一种批判性地反思目前人们如何理解谱系学的方法”。参见Quentin Skinner，“The Sovereign State： A Genealogy，” in Hent Kalmo and Quentin Skinner，eds.，Sovereignty in Fragment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26-46.斯金纳的谱系学转向部分地克服了语境方法的弊端，其可贵之处在于为语境主义方法注入了批判性、开放性和反思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