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疆史学科建设刍议

海疆史是以我国海洋疆域变迁、历代海洋治理和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专门史。海疆史不仅是中国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基石之一，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海疆史研究，推动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学术界认为，“海疆”一词出现较晚，目前发现最早使用“海疆”一词来表达沿海区域空间的文献是唐代李德裕的《上尊号玉册文》，他在文中写道：“既而龙祠湮灭，携国款塞，质帝女，夔海疆，有狼顾平城之心，鲸吞咸洛之志。”鸦片战争爆发后，我国开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可以说，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始于海疆，海疆日益受到各界重视，“海疆”一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文献中。民国时期，郑资约、陈天锡等学者开始搜集整理有关我国海疆历史的文献资料，目的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相关权益。

海疆史作为历史学一门专门领域开启体系性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经过70多年的发展，海疆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疆史成为边疆史研究中的显学。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的时代，我国在东南海疆上面临的风险挑战与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时代呼唤海疆史研究能够回应时代关切，更好地助力于海洋强国建设。笔者不揣浅陋，在回顾海疆史研究发展历程基础上，就新时期海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建设路径提出一些建议，谬漏之处，谨请方家教正。

一、海疆史研究的主要成绩及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海疆史研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在这一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指导地位的确立，我国的史学研究在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方面，都发生了很大转变。学者们使用历史发展阶段理论、阶级分析等理论方法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阶段海疆史的学术研究有了很大进步，研究成果数量剧增，有通史类著作出版。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思想活跃，在理论方法和观点方面多有创新，有些领域有了突破传统的观点，如海禁问题的研究。在学术平台建设方面也有了新成效，成立了一些专门从事海疆史研究的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海交史研究》《海洋史研究》等期刊与辑刊问世，为海疆史研究提供了学术著作发表的平台。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这对海洋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海疆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在南海史地和钓鱼岛历史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有关国家治理与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海疆治理史研究被学术界所关注。

总的来看，在过去的70多年里，海疆史研究成绩斐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传播中华海洋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很多研究成果直接作用于政府决策，“经世致用”成为海疆史研究最显著的特征。

二、新时代海疆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

当前，全球局势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国际形势日益复杂。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历史规律，分析世界发展、社会发展演变机理，为民族复兴提供历史滋养和历史启迪，为国家发展提出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的战略策略，是时代赋予历史学研究的使命，新时代中国史学大有作为。就海疆史而言，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需要应时代所需，调整提升，在新时期作出新的学术贡献。

第一，在理论体系构建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创新。与海洋史不同，海疆史研究是以地理界线范围为基础的，是中国人对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自主性认知。海疆这一称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于海界和海洋安全认知的抽象化、概念化描述，换句话说，海疆是中国传统疆域观发展的产物。因此，海疆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关于海疆的定义和基本内涵，学术界有着不同的阐释。有学者提出，海疆包括大陆沿岸线至领海基线的海域和领海基线以外国家管辖海域和岛礁。 也有学者提出，“海疆”包括：“我国拥有主权但同时与相邻国家的陆地或海域毗连的海域”和“我主权海域的沿海领土”。实际上，海疆作为国家范畴内的地理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地理范围也有很大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中国人开拓海疆、经营海疆、管理海疆，并由此确立了包括钓鱼岛和南海诸岛在内的领土主权与相关的海洋权益。因此，阐述好古代中国海洋疆域的演化历程，讲好中国的海疆故事，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必须不断创新理论研究，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研究模式、叙事话语体系。需要指出的是，理论创新是目标而不是手段，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要扎实做好基础研究，在贯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需要创新和发展。海疆史研究很多领域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如关于我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问题研究。历史性权利是一个国际法命题，“历史性权利”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问题。脱离了对历史的考察，历史性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历史上中国在南海产生、衍生、确立了哪些权利？这些权利对于中国在南海主权管辖的地位起到哪些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回归到历史中，通过历史研究予以解答，但仅仅是在历史叙事上做研究还不够充分，还需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与突破，这种创新可以推动国际法体系的发展，使其更加完备。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历史性权利”应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地加以考察。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历史性权利”在法律层面给予界定，另一方面，要充分考量到实践的动态特征。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民对南海的开发、经营活动内容不同，其内涵和外延也有所不同。考察“历史性权利”问题，需要着重注意其长期性、规律性和系统性，即我国先民在南海的活动，不仅仅是海上航行，而且海上航行与他们的渔业生产活动共同构成了我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这些活动持续了上千年，且未曾有过中断。在当代，资源开发、气象监测和海洋监管等也是构成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核心内容，体现出了连续性和系统性。因此，只有在深入发掘海疆形成和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更加清晰、更加明确地主张我们的权利。

第三，在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方面需要加强系统性。海疆史研究经过数十年发展，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研究成果很多，一些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但也应该看到，海疆史研究总体上依然缺乏整体性。

一是缺乏陆海统筹的研究观念。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作为一个陆海兼并的大国，海疆史的研究需要以陆海统筹的视野，从全局出发，梳理我国人民开拓海疆、经营海疆、管理海疆的历史进程，找出联系要素，探寻发展规律，构建系统性、综合性的理论体系。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要站在海洋看海洋。笔者认为，海疆史的研究，不能忽视陆地文化对海洋文化，以及大陆经济对海洋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文化长期居于主导性地位，直接对海洋社会、海洋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海疆史的研究需要坚持“陆海融通”的理念，将传统“陆地史观”与“海洋史观”共同作为海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理念，从人、海互动关系层面，探讨海疆区域的发展特性，从陆、海关系中归纳“沿海疆域”向“历史海疆”过渡的规律，突出但不单纯强调从“海洋人群”的视角观察历史时期海疆社会演变。

二是缺乏贯通性理论研究的视野。中国海疆史是中国疆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总结中国海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与特殊规律，不仅能够使人了解中国海疆疆域的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为现代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海洋权益提供智力支撑，而且能够为当代国家海洋治理提供历史镜鉴。现有的海疆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断代史、区域史研究领域和专题问题研究，通史研究方面属于薄弱环节，很难反映出中国海疆演变发展的全貌，缺乏整体性，如目前学术界尚无有关我国海疆治理思想演变和中国海洋认知构建历程的通史类专著。因此，以贯通性思维研究海疆史应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

第四，在研究对象上需要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总的来看，海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海疆与海权（包括海防）、沿海贸易、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海洋政策等领域，但在一些领域，如环境史、技术史、观念史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少。事实上，海洋环境变幻对近代中国海疆影响很大，如日本在近代崛起后，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捕捞技术，其在黄海、东海屡屡侵入我国渔场，导致中日发生渔权之争，同时也对东海环境产生了影响。有学者分析道：“舟山渔场的压力之源由逐渐强化索取能力的民族国家变成了用不同层级的技术武装起来的不同民族国家的复合体，海洋渔业资源枯竭实际上是传统捕捞技术和现代捕捞技术混合作用、国内压力和国际压力共同作用的产物”，这种分析是比较客观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应给予关注。海疆既是中国人世代生产生活之地，也是中外交流的场所。自古以来，众多使团、商贾、僧侣和传教士通过海路来到中国，我国则通过设置市舶司、蕃坊等方式接待和管理外国来华者。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海疆成为外来侵扰势力入侵的通道，也成为东西方文明冲突交汇之地，海疆地区的发展与内陆地区有了明显的差别。海疆维权、海权思想、海疆治理都有了显著变化。随着国际海洋秩序的调整与发展，当代中国海疆史研究已成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及社会等领域，融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多重交叉的综合性研究学科，时代赋予了更多的新命题，也要求学者不断拓展研究视野，进一步挖掘新的史料，从而为回应时代命题做出贡献。

三、海疆史学科建设发展建议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联合国在《21世纪议程》中指出，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随着对海洋认识不断深化和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海疆史研究需要响应现实需要，接续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在理论体系构建、研究范式和叙事方法方面，推陈出新，加强海疆史学科建设。

第一，加强基础文献和物证的发掘与整理。中国海疆史料文献卷帙浩繁。有学者统计，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明清两朝台湾问题档案就有16 343件，但受制于各种因素，这些史料的整理和应用工作还十分薄弱，很多史料分布分散，未能得到充分的整理和利用。我国沿海地区分布着很多文物遗产和历史遗迹，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充分发掘这些海洋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做到以物证史、以物叙史、以物补史，对推动海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海岸线漫长，海域广阔，文物遗址数量多、分布范围广，文物普查和保护工作任务重，管理难度大，相关发掘、保护和利用工作还十分薄弱。以南海为例，2011年，文物管理部门对西沙群岛水下文物进行巡查时，发现其被盗掘面积占遗存面积50%以上。陆上文物情况亦是如此，如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卫所、古堡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保护力度不足，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因此，海疆史研究应着力于进一步加强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组织协调研究力量，切实地从基本史料做起，开展集体攻关，努力建立中国海疆史文献资料库，为推动海疆史研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沿海地区文物保护工作，强化对涉海文物的发掘和管理工作，深入文物研究工作，推动其文化价值最大化。

第二，强化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海疆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外交大局的重要因素，海洋问题日益受到各界重视。国外反华势力，利用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与国家海洋权益争端之机，采取各种手段，破坏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抹黑我国国际形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频频造势，曲解历史，如将民国政府审定并对外公布南海地名及绘有南海断续线的史实说成“地图开疆”，刻意放大清政府一口通商政策的负面效应，美化其侵略行为，目的是否定我国的合法海洋权益，否认其对华的殖民战争。因此，我们依然需要持续深化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注重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由此可见，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海疆史研究充满了挑战。实际上，由于长期受到“重陆轻海”思想的影响，国人对海洋问题缺乏全面认知，很多研究成果是在其他学科或者西方理论体系基础上形成的，缺乏独立的逻辑体系。因此，我们必须要围绕大局，深化对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利益在内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构建具有自主认知体系的海疆史理论体系，构建国际话语权。

第三，进一步加强学术平台建设。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加强文献、数据库等建设工作外，还需要加强学术平台的建设。如果说加强文献信息搜集和整理是为研究工作提供资源保障的话，学术平台建设则是为研究工作提供表现舞台。当前海疆史学术平台建设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需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相继成立了涉及海疆史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先后设立了海疆史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但从总体上来看，学术平台数量依然不足，且研究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缺乏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专门发表海疆史、海洋史学术论文的期刊和辑刊数量明显不足，发文总量十分有限，难以满足需求，制约了学术研究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术平台建设，为人才培养和学术成果转换提供优质平台。

第四，鼓励跨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众所周知，海疆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如对更路簿的研究，需要借助地理学、测量学和水文学知识，在黄岩岛历史问题研究中，需要了解地质学和天文学知识。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跨学科研究是在本学科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主体框架下，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的技术手段，推陈出新，扩大研究视角，丰富研究结论，同时，遵循海疆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逻辑、基本方法、基本理念。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方面，海疆史研究还需要有陆海统筹观念和全球视野。马克·布洛赫说“唯有总体史才是真历史”，只有在掌握全面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深化局部问题或专题问题的研究，海疆史的研究必须要有整体史观。

此外，推进海疆史学科建设还需要在人才培养、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加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夯实海疆史研究基础，需要的着力点有很多，应扎实开展研究，协调好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既要注重传统史学研究理念，又要有现实关怀。在大视野下，开展精细化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史学研究的“精细化”不等于“碎片化”，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目标导向的价值与实践意义。

责任编辑：孙久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