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史研究的帝国视角探析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帝国热”倾向。这一热潮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学科发展趋势，其中也包含通过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性别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的综合研究。在此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帝国化视角可以理解为脱离先前单一的民族国家桎梏，转向突出帝国的后殖民时代背景。新时期的俄罗斯帝国研究以“帝国范式”为主要分析工具，突破了原有的不适用于帝国研究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帝国的“古老”叙事也在本质上突破了旧有的对历史上某一个时间节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碎片化理解，进而以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帝国史研究置于多学科视角下。

关键词： 俄国史研究；俄罗斯帝国；帝国范式；帝国转向；跨学科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史研究出现了关于“帝国史研究”的重大转向，从旧时代的单一史学视角转变为通过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综合研究，这是基于各国学者在研究中不断对理论与研究主题进行调整而出现的变化。①在包含“帝国”这一关键词的相关历史研究中，存在诸多有关帝国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的探讨。在此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帝国化视角可以被理解为脱离单一的民族国家叙事，转向帝国史研究，并突出后殖民化的特点。古老的帝国叙事在本质上是由高度政治化的历史事件所驱动的，强调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征服。而史学研究帝国化视角的新特点在于“与文化、性别及种族的类别相关联”。②新的帝国研究以“帝国范式”（Имперская парадигма）为主要分析工具，以往对于民族国家的研究方法并不适用于帝国研究。③

一、俄罗斯帝国史研究的新“帝国范式”

在有关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新的“帝国范式”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20世纪90年代后期，非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帝国的历史研究逐渐增多，出现了所谓的“帝国转向”（Имперский поворот）。部分俄罗斯学者积极与欧美学者互动，用英语、法语及德语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此后，大量采用帝国研究范式的俄罗斯帝国史论文、专著、文集相继出版，其中大部分以英文发表。本文基于相关研究现状，探讨世界范围内俄国史研究“帝国转向”的发展轨迹。可以明显看出，俄国史研究的“帝国转向”是国际学界的帝国史研究者们互相交流和讨论，最后走向互鉴与融合的产物。

目前俄罗斯史学界普遍认为，1992年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院士、维也纳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出版的《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起源、历史与解体》（Russland als Vielvolkerreich：Enstehung，Geschichte，Zerfall）是关于俄罗斯帝国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该书一经问世就大受欢迎，并很快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卡佩勒有关俄罗斯帝国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使苏联解体后世界范围内的俄国史学家逐渐侧重于研究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历史。卡佩勒指出，必须跳出旧有的“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视角”，因为“如果不了解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多民族背景，就无法阐述这一时期的历史”。他明确反对西方学者旧有的观点，即将俄国的历史视为“俄罗斯人的历史”。

俄罗斯著名学术期刊《帝国》（Ab imperio）以“帝国转向”为主要议题，其专栏“殖民主义和帝国王朝的领土扩张”一直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该期刊在美国的苏联研究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Soviet Studies）资助下，于2000年在喀山创办，致力于在后苏联空间内对俄罗斯帝国的历史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该刊物对俄罗斯帝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俄罗斯史学期刊中的影响因子名列前五，目前主要接受社会学、政治学和民族学等跨学科视角下有关俄罗斯帝国史研究的论文投稿。俄罗斯国内文学研究的顶级刊物《新文学评论》（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也十分关注俄罗斯帝国史研究，近年来发表了大量跨学科研究成果。

然而，在俄罗斯帝国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俄罗斯国内学者与国际学界间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层面。很多俄罗斯史学家虽然已将俄罗斯帝国的民族与教派多样性纳入研究范畴，但并没有完全采纳“帝国范式”的研究视角。与俄罗斯国内学者相比，欧美学者在俄罗斯帝国史研究中更多地采用了“帝国范式”下的多维视角。而无论是俄罗斯学者，还是国际学界，仍往往将俄罗斯帝国形象与落后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俄罗斯帝国常常被贴上负面标签。

帝国是以复杂的权力和等级结构为特征，拥有多民族和多宗教的政治共同体，在历史上经久不衰。具体而言，帝国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强大的统治者、集中的权力、广袤的领土和附属领土，以及具有多样性的族群。如前文所述，欧美历史学者在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应用“帝国范式”：首先，强调帝国内权力的不平等性和垂直性，中心区域必将统治外围；其次，强调帝国的包容性，帝国当局灵活地统治着帝国内部的众多民族；最后，帝国统治的“多样性”是指帝国可以选择通过征服、吞并的方式，在保留被征服者原有统治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维持帝国统治。

“帝国范式”也与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关联。新帝国史研究与后殖民化研究密切相关，通过探讨“民族”概念及“帝国身份”一词的形成，认为帝国殖民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直接压迫和镇压。史学家认为“欧洲统治”是通过话语实践来实现的，正如美国研究俄罗斯和欧亚历史文化的期刊《批判：俄罗斯和欧亚历史的探索》（Kritika：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在2000年“新帝国史学研究的悖论”专栏的编辑寄语中所言：“帝国的文化渗透已经取代了‘军事进攻’这种单一方式，价值同化战略替代了军事入侵，这种方式比起直接压迫的方式更能发挥作用。”

在新帝国史研究中，历史方法论发生了改变。帝国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人类学、文化研究、民族学、性别研究等领域在帝国史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欧美学者在俄罗斯帝国研究中的“新帝国史”领域推出了多个代表性研究成果。新帝国史与既往研究不同，有其自身的研究传统，如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теория）为例，它集中探讨沙皇时期的统治与剥削机制，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弥赛亚意识，将俄罗斯帝国及扩张主义的历史从沙皇时代＼[特别是“莫斯科—第三罗马”（Москва-Третий Рим）理论出现后］拓展至苏联时期。正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研究所所长马克·冯·哈根（M.von Hagen）教授在《联邦制视角下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书写》中所说，由于“帝国主义”一词在冷战时期具有负面色彩，历史学家往往会在研究中有意忽略“帝国”。在现代学界的帝国研究框架之下，对俄罗斯帝国历史的研究如果从多民族帝国视角出发，俄罗斯帝国只是众多“帝国”之一，于是研究重点在于帝国内部多民族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模式。民族只是一个被构建的想象中的共同体，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征服和镇压，而被认为是彼此间矛盾的和解，以及共同体的建立。与现代欧美史学研究相似，新的帝国研究以对象的复杂性和对象间的联系与互动为主题。对帝国的历史研究力求完全重建“帝国统治阶层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同时考察多个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这种互动与联系将带来具有过渡性质的“巨大异质空间”（Огромное неоднород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历史学家试图以“帝国范式”取代“俄罗斯中心论”的传统观点，意味着研究焦点从中心扩散到外围——即帝国的边缘地区、民族认同以及在帝国背景下进行的国家建设。相关研究侧重于帝国的“美好历史”，关注并探讨帝国统治得以成功的原因。

近年来，帝国范式的方法论及问题范畴继续发生变化，其所包含的时间及空间范围不断扩展。相关学者将俄国作为帝国进行研究，举办了多次学术会议，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参与其中。学者们讨论了对“俄罗斯帝国”这一名词的界定，并详细阐述了帝国国家分类学说，将西欧的古典殖民帝国、海外属地与大陆帝国（俄罗斯、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等）进行区分，并根据时间顺序将其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大陆性帝国（一战期间崩溃）和海洋性帝国（二战后崩溃）。主流历史学家将俄罗斯帝国政权的瓦解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以东正教正统思想为核心的古老专制制度，与国家现代化的军事和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俄罗斯帝国崩溃的历史可以被视为俄罗斯逐步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但在1917年的革命后，俄罗斯未能实现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的目标。

综上所述，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为历史学家建立了一套现成的、固有的对于帝国的认知模式：将帝国视为前现代事物，指出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消亡并让位于现代民族国家；帝国作为“古老”的国家形态，其特点为统治者的权力不可分割、政府的暴力手段、不平等和歧视、权力从中心向边缘扩展、社会结构等级森严等；帝国与压迫和落后等形象联系在一起，最终必将被进步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学者将民族国家的出现视为一场进步与民主运动，同时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批判也在二战后成为西方舆论的主流取向。而俄罗斯帝国史研究中新的“帝国范式”的出现，对上述旧的“帝国叙事”提出了质疑与挑战。

二、帝国研究的转型与理论争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新思潮的出现，帝国研究发生了历史性转变。20多年来，帝国主义及其“欧洲中心论”色彩饱受批判，相关学者认为帝国主义是滞后的意识形态。随着有关民族主义、种族问题和帝国建构等研究的深化，人们发现传统的、欧洲的规范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很难完整地诠释历史的变化及发展，帝国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发生变迁，逐渐被置于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下。

20世纪的反帝国话语是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中发展起来的。后殖民研究批判并反驳现代化理论的规范性和欧洲中心论特征，认为现代史学研究所提出的标准是以名义上的西方为参照，如议会民主、企业自由、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代表的都是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与此同时，美国学院派学者爱德华·瓦迪厄·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关于“次生”（Subaltern）群体的思想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的出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一）帝国与殖民主义研究

殖民主义最初被理解为一种统治和剥削形式，一种以话语方式行使权力的体系，通过具体的等级制度构建差异，认为被殖民者相较于殖民者更加低劣和不成熟。有学者认为，在研究中采取文化异化的做法，将非西方世界视为不发达的、有缺陷的区域，构成了某些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如援助政策与文化传播。后殖民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传统的欧洲研究模式，突破历史条件的制约。在传统历史研究框架下，中心与边缘相对立而存在，权力属于中心，即所谓发达和文明地区。这种观点逐渐受到了学者的质疑。因为“边缘、边疆区”（Край）一词本身就含有一定的贬义，同时殖民地本身也受到了宗主国的影响，殖民统治实际上是一个宗主国与殖民地相互影响与妥协的过程。

萨义德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俄国，是《批判》期刊多次组稿讨论的内容。相关辩论暴露了严重的方法论问题，因为俄国在许多方面具有东方的一面（尤其是在与欧洲的互动中），而俄国在与其亚洲邻国的互动中又具有西方的一面。目前，俄罗斯和西方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俄国在“东西方之间”占据着特殊的双重地位。苏联时期的史学研究往往以帝国“衰落”模式为主导，认为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而近年的研究更加侧重于探讨帝国稳定和繁荣的原因。俄罗斯帝国的正面形象试图取代旧有的负面形象，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帝国时期，俄罗斯境内纷繁复杂的民族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整体。帝国包含暴力征服的一面，但在后殖民研究当中，与欧洲殖民国家相比，俄国对待非俄国国民相对宽容。对俄罗斯例外主义的讨论，在新的史学研究中发挥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