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运河漕运剥船建置述论

摘要：运河漕运剥船是专门用于剥挽漕粮的船只。元末明初是漕运剥船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永乐朝以后北运河沿岸的剥船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入清后，因运河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不一，漕船每至河道淤浅之处受阻，清廷遂置体积较小、船底平缓、载重较轻的漕运剥船，分载越浅。相较于明代，清代漕运剥船设立的范围和规模更广，清廷在北运河段剥船的基础上，增设其他运河段剥船，以备遇浅起剥。晚清漕粮海运，沙船径直天津，然向来“沙船不入河，河船不放洋”，故北运河段的剥船设置依旧。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立实现了漕粮运转的区域化和资源调配的细分化，体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关键词：清代；漕运剥船；北运河；剥运

剥船是早期内河上用于剥运物资的船只，设置已久。北宋内河上用于般剥漕粮的“小舡”，是文献记载中可见最早的官定类“剥船”。元代在承袭般剥“小舡”的基础上，发明“小料船”，其功用与剥船类似；延祐年间，江南运河河道险阻浅涩，元廷设立专门剥运漕粮的船只，即“剥船”。然剥船大范围剥运漕粮始于明永乐时期，明末北运河段的漕运剥船达600多艘。清代岁征漕粮400万石，囿于运河水文条件以及内河航运为主的适用性需求，漕运剥船的设立成为定制，且范围和规模空前。目前，学界对明清运河沿岸漕运剥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运河段，①而对整个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置和演变缺乏全面、整体的观照。本文以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为对象，考证漕运剥船的建置及特点，探讨清廷对漕运剥船的调控和管理，并揭示其中关联的社会治理问题。

一、清以前漕运剥船的演变

漕运剥船到底设立于何时？学界大多语焉不详。唐代漕运以裴耀卿、刘晏改革为核心，创立转运法，在河道浅阻之处，采取“船漕车转”的方式，节级转运，“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②为此官府在运河沿线水运节点设立转运仓，各地漕船将漕粮运至转运节点后，由下一运行区间的漕船接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极大地缓解了漕粮的运输负担。

北宋都开封，漕路虽避开了黄河三门峡段，但淮南运河的堰坝使漕船运行多有不便，如江南瓜洲闸等水浅处，长江2000料运船可入闸，但入闸后，舟大水浅，没有船只盘减，无法进入下一段运河。崇宁三年（1104）户部尚书曾孝广进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剥劳费。”嗣后，长江“纲舡重大，运河浅涩，不能通行，即令用小舡般博”，分载入运河。宝庆《会稽续志》记载：“（运河）自西兴至钱清一带为潮泥淤塞，深仅二三尺，舟楫往来，不胜牵挽、般剥之劳。”因此，这种“小舡”应为早期内河上承担漕粮转运的“剥船”。

元代，漕运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岁运江南粟以实京师”。但海船运抵天津后，由于船身较大，难以进入内河运道，加之天津、通州段高低不平，闸坝较多。于是，元朝发明了一种剥运漕粮的小型船只，即“小料船”，专为河道浅阻处转驳之用。至元年间通惠河开通，内河闸漕之间载运的小料船尤显重要。元代通惠河上有闸24座，每年漕粮自通州运往大都，都需由小料船逐级过闸过坝。至元十六年（1279），坝河开通，筑拦河坝7座，时7坝剥运漕粮，每坝用来倒运的小料船近32艘。至元三十年（1293），漕司言：“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余里，河道浅涩，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处，粮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载。”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由于坝夫不断逃亡，运粮小料船仅存“六十八艘”。

延祐年间，因海船体型较大，不入内河，所以存贮在内河沿岸的米石皆通过剥船运出内河河道。延祐三年（1316）正月，据海道都府庆元、绍兴等处申奏，浙江温州、台州一带运粮甚为险恶，每年漕粮起运之际，潮汛猛恶。朝廷虽派人催赶，但临时“催赶顾觅剥船、般剥，缘剥船数少，急不能寻顾”，所以只得将粮米暂贮海岸。据《永乐大典》载：

今以昆山州太仓聚船去处，至九路仓分。平江路一百八十里，无锡州一百九十八里，常州路二百八十八里。内三仓系在城置立，河道浅狭，用小料河船，逐旋般至城外，装入剥船。海盐州三百四十里，湖州路三百一十八里，松江府三百六十里，海船至黄浦口湾泊，离仓约七里，用小船般剥。江阴州四百五十里，海船于黄田港湾泊，离仓约三里，用小船般剥。

浙东绍兴路及三江陟门一带，河道淤浅达100多里，每年粮船出运，须用本路谙知地势的海船，以及庆元路的小料船装运至海船湾泊处。从三江陟门至海湾水程18里，雇觅剥船短剥。

明代，漕运剥船在文献记载中逐渐清晰，而且出现了相应的制度规定，“剥船为济运设，遇南船胶浅则分剥起运”。明初重开会通河，但北运河段的水量一直靠邻近的泉水补给，所以天津以北运河河段经常会出现水浅势弱的情形。此外，天津至通州段的运河地势陡峻，水流急速。为保证漕船航行时所需的水位和水流速度要求，便将该段航道加以修浚，因此河道多呈弯环形状。每年漕船北上抵达北运河段时，便采用剥运的方式，通过小型剥船克服河道淤浅的问题，渡过该段浅阻后又重新装回漕船。

永乐九年（1411）北运河额设剥船808艘，每船用官军4人，依据“照民佥船”的原则，将这些剥船分派给武清、香河、漷县（后并入通州）三州县。其中武清县620艘，香河、漷县共188艘。万历七年（1579），打造外河剥船200艘，遇漕船浅阻，随即剥运。通惠河未开以前，漕粮每运至张家湾起卸，然后陆运至京仓，“正德以前，运船至五月以后，俱到通州城下，自城东北角停泊，迤逦而南七八里许。挨次于东关厢起车，无栏河委差之扰，无起剥脚价之费”。嘉靖七年（1528），通惠河通航，漕粮起卸的地点转至通州城土坝和石坝。土坝在通州城东角，通仓粮米在此起卸，嘉靖《通州志略》载：

土坝剥船一百五十只，船户一百五十名，自张家湾起剥到土坝，每粮一石脚价银六厘五毫。石坝剥船一百八十只，船户一百八十名，亦自张家湾起剥，至石坝过剥，每粮一石脚价亦六厘五毫。

每年粮船北上之际，恰好是北运河段缺水之时，所以通州至张家湾一带因水量不足不能通航。嘉靖初年，御史向信倡言，置外河剥船，“遇浅起剥，若五六月水涨，仍令至通州石土二坝起旱”。此后，由外河入里河的漕粮皆采取搬粮过闸的方法，即在两闸之间设立往返剥船负责漕粮挽运，“自新坝起至庆丰闸，计搬五处，各用剥船六十只，共船三百只；每只载米一百五十余石，日运约有万石”。同时，为保障漕船顺利抵达土坝和石坝，明廷专设浅夫600名，“专剥浚河，以求必达二坝”。万历三十二年（1604），因漕粮抵通剥运效率缓慢，加增里河剥船30艘，实为“三百三十只”。崇祯初年，明廷从武清县的620艘剥船中分出300艘，用于通州里河剥运。由于武清、通州剥船的赋役过重，又将武清县所承担的320艘剥船分派给“永清县四十只，东安县三十五只”，“通州以宝坻为其属邑，遂以一百二十只强派焉”。此后，明廷额设北运河段“剥船八百只”，其中武清县245艘，香河和漷县共188艘，通州180艘，宝坻县120艘，永清县40艘，东安县35艘。这些剥船统归河西务务关主事管辖，所以又称为“河西务剥船”。

明代，漕运剥船的设立情形逐渐清晰，尤其是北运河段漕运剥船设置，凸显了剥船的剥挽作用。随着漕粮征收数额的持续增加、运河河道的不断浅阻，官剥船制度渐趋完善。清代，漕运剥船设立范围逐渐延伸至整个运河沿岸。

二、清代漕运剥船设置

清初，北运河段剥船的设置延续明代剥船之法，仅在数量上稍作削减。顺治四年（1647），“因漕运浅阻，于顺天府属之永、东、香、通、武、宝六州县，佥派剥船六百只，每船一只给小地十顷，免其地粮，以供剥运之用”，但实际运行与制度设计出入较大。因此，顺治到嘉庆年间，剥船设立经历了三次变化，即官府佥派、民间雇募、芦商捐造。相较于明代漕运剥船设置的零散，清廷扩大了剥船剥运的范围和规模，并取得较好的济运效果，最终促成漕运剥船改章，在整个运河段推行。于是，清代漕运剥船设置遂分为外河与里河。

（一）外河剥船

外河剥船是指剥运通州以南至江南运河的船只，主要包括直隶、山东、黄河以及江南剥船。明嘉靖七年通惠河开通后，便出现了里外漕河之分，由通州至天津直沽段的运河，称为外漕河，置船被称为外河剥船。康乾以后，外河剥船的剥运范围逐渐扩大，主要负责通州以南至江南运河段，随漕船“遇浅而剥”。

直隶剥船：主要剥运天津至通州段的漕粮。直隶旧设剥船1500艘，其中分派“天津县三百六十只，通州二百四十只，武清县二百二十只，静海县、沧州各八十只，青县、南皮县、交河县、吴桥县、东光县各六十只，大城县、文安县各四十只，任邱县、新安县各三十只，香河县、雄县、霸州、安州各二十只”。嘉庆十六年（1811），增设剥船1000艘，例由沿河18州县经管。

清代，漕船北进，天津成为整个运河段最主要的转输地点之一，漕粮往往在天津截卸。雍正年间，为使漕米能顺利从天津运抵通州，朝廷命李绂治理天津剥船转运事宜。李绂上任后，大刀阔斧革新漕政，主要包括改革剥船起米方式、起米计算方法、船户工食银、起运时间以及查验等。乾隆五十四年（1789），清廷仍下令：“嗣后各省粮艘，有趱行未能迅速，抵通迟误，恐致沿途阻冻，不能及早回空，在北仓截卸。”漕河两岸形成许多起剥停靠的码头，如杨村、蔡村、河西务等地，其中杨村段剥船设立最为重要。杨村位于武清县（今武清市）东南，该段以北运河河道曲折窄浅，水量不稳定，漕船北抵天津之前，剥船需提前赴杨村，由杨村通判查明验收后，等待起剥，“杨村剥船，向备二千只，乾隆四十八年，议将一百石以上至四百石以下民船大小均匀配搭，每年定为一千五百只，以资轮剥漕粮”。剥船剥挽漕米皆随到随卸，并责令副丁亲自押运，“俟到坝后，无论军船曾否抵通，限三日内先将拨船兑收，至迟不得过五日，即令回空”。

南漕抵达通州，漕督需提前将各帮船数、粮数、开行日期报给直省，后者调用天津剥船剥运，避免轮转不敷。每年漕粮北抵杨村后，清廷经常会借用其他地方的剥船赶赴北河，以备剥浅，如乾隆五十四年，漕督管干珍、巡视东漕御史和琳奏：“南粮帮船已全出山东境，东省拨船，现无需用。查直隶杨村地方，必须迅速轮拨，方能克日抵坝交仓。该省拨船一千五百只，固足敷用，如再令山东拨船三百只，遄赴杨村帮办，拨运更速。”直至道光十六年（1836），御史王藻仍奏称：“运河官剥船只，请核实查验，当交琦善核议具奏。兹据该督查明直隶旧设官剥船一千五百只，添造船一千只，均于漕船未到之先，调集杨村，验明备用。”此后，直隶等地的剥船概以2500艘为准。

山东剥船：剥运台庄到德州段内漕粮，“额设官剥船三百只”，分5站设立，每站60艘，交由附近“德州、恩县、武城、夏津、临清等五州县分管备用，责令粮道稽查弹压”。山东官设剥船需在每船的船头、船尾加以彩绘，并书写“山东官剥船”字样。每船都要编定字号（按天干地支），防止混淆。山东官剥船例由分管州县修造办理，并添雇武职员弁随时稽核。山东运河段从临清至德州境地势高低不平，浅阻之处较多。清代，山东汶上县南旺段，号称整个大运河的“脊梁”，南高沛县116尺，北高聊城、临清90尺，呈现一种“罗锅”的形态。清代，也称这一段河道为闸河、闸漕，并设立剥船以供随时剥浅。

此外，卫河水势常年微弱，水源补给时常不足。乾隆五十二年（1787），直隶总督刘峨奏称德州境内程家庄等处剥船不敷，调杨村官拨船“四百五十只，全行押赴德州，即照东省现办章程，拨发五站，每站安船九十，船只足敷例换”。清廷旋即下令在江西、湖南等地各造剥船100艘，交付山东省，以备剥运。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卫河水势较弱，河南省的各处泉源全部开放，但水量依旧不畅，漕船无法行驶；再加上直隶故城县及山东夏津、武城等处，浅处极多，需节节起剥。故漕督周天爵奏称：“前途剥船寥寥，遇浅实不敷用。”清廷下令添雇剥船600艘，妥为办理。道光二十六年（1846），南粮北抵山东，境内剥船不敷应用，巡抚崇恩奏请再添雇剥船300艘，其中“分拨临清等五州县，每处各六十只，今武城、恩县经管故城县剥船事宜，应添雇六十只，共应雇三百六十只……责成临清州一手雇觅，分别拨发存留，俾资轮转”。

山东剥船除负责本省剥运任务之外，也调赴其他运河浅阻之处剥运，如北运河天津段、杨村、江南河口等。但剥船为临时挽运，一旦借调邻省或他处，会致本省剥运不足。长此以往，剥运之设渐趋混乱。乾隆五十八年（1793），直隶总督梁肯堂奏请，划分直隶、山东的漕运河道，“壤地相接直省，安陵以北至通州共八百七十余里，每遇漕船起拨，在东省界者，用东省拨船，入直省界又须换直省拨船，逐段盘卸，既多耽延且易拥挤”。此后，孟家湾至南首果子口河道48里，统归直隶故城县管理；孙家园起至盐店村的20里河道，漕船改由山东临清等州县管辖。因此，漕船过境不再节节起拨，所有挖浅催漕事宜，也按地界分管。嗣后，凡遇卫河水源不足之年，官府也可雇民船承充。

黄河剥船：主要负责剥运台庄至黄河口段内漕粮。黄河的不断改道，使大量的泥沙侵入淮河和运河，遇丰水期，会出现大面积滩淤；而枯水期则淤积河漕，使河床抬升。漕船每至该段就会出现浅阻、堵塞现象，需要大量的剥船进行漕粮转输。“黄河口设立拨船三百只”，山阳县和清河县各管150艘，“每年于开印后，齐集河口，由总漕亲率员弁，逐船查验点收，听候拨运。事竣，交由山阳、清河二县经管。此外，不准另拨差遣，以免损失”。嘉庆六年（1801），漕督铁保奏称：“令旗丁于黄河口至台庄一带，自备剥船三百只以济挽运。”而后剥船数额有所增加，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黄河口额设官剥船四百五十只”。此外，每年黄河剥船不敷之时，清廷也会动用里外河厅及邳州等地剥船，如道光十一年（1831），“里河厅拆造拨船一只，里外河厅、邳州大修船二十六只，里外河厅小修船四十一只，共计拆修拨船六十八只。以上各船，均系常年在于黄、运两河并调赴邳州一带拨粮、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