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监司对州县司法活动的调控

摘要： 宋朝统治者虽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政府行政处置权，但由于实际统治需要，路级监司仍被赋予对州县司法活动一定的调控权。这种权力突出表现在通过移牒差官来复审州县各类狱案。宋代监司可以差官审理的案件包括州军翻异案件、巡历中发现的疑案、百姓越诉案件、中央下发案件等类型。为防止差官断案权的滥用，宋代政府制定了日益严密的差官法规和奖惩制度，中央、路级监察机构也对其进行监督。监司差官审案，有利于保证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益，平反冤案、打击司法官吏职务犯罪，减轻监司行政负担。但这一制度的过度推行，也容易导致差出官员的州县事务废弛，以及反复差官导致狱案积滞等问题，而人为因素的影响则容易导致监司、差官贪赃营私、干预州县司法事务等严重弊病。这表明在政治制度建设中，完善条约规定的同时，必须把握好制度执行的度，过犹不及，同时要提高执法者的自身素质，完善监督、考核等配套机制。

关键词： 宋代；监司；差官；狱案

宋代地方司法体系可分为路、州、县三级，县衙只能审理处置杖以下轻刑案件，“罪之小者，县得自行决遣；罪之大者，虽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视县款为之凭据”。①

州级司法机构在北宋中前期可以审理处置包括死刑在内的所有案件，至神宗元丰元年（1078）之后，死刑案件则需上报路级提刑司复核，② “罪状明白，刑法相当”，③才能行刑，而疑难案件或犯人屡次翻异上诉的案件则要上奏朝廷，由刑部、大理寺等机构审核再行处置。④宋朝政府也赋予了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等路级监司对州县司法活动一定的调控权，突出表现为监司对州县案件“差官推鞫”⑤的权力。这种权力，既可以看成是监司监察职能的扩展，又可看作是由监察职能而派生出来的对州县司法活动的干预与调控，它是监司作为州、县之上一级司法机构的重要标志。这种干预、调控权对州县司法机构复审、平反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体现了宋代法律的文明和进步。前贤曾提出：宋代监司、州军派官，在案件发生的临近处设置临时的审判机构，称为“推勘院”，由本州差派官员对翻异案件复审，称为“移司别推”，由监司负责差派的，称为“差官别勘”，并对监司差官推勘的六种类型进行了分析，但由于论述篇幅较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特撰此文，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监司所差推鞫官员的选任标准

宋朝政府赋予了路级监司干预与调控地方司法活动的权力，允许他们在管辖的行政区划范围内差官审理案件。宋代路级监司数量多，主要包括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宋代路级转运司、提刑司均有差官审理州县案件的权力，作为帅臣的安抚司同样也可差官审理案件，这在北宋前中期就已经确立。而提举常平茶盐司设置较晚，且多次废罢，法律上最初并未明确其差官断案的权力，孝宗乾道六年（1170），权刑部侍郎汪大猷就提出：“契勘诸路推勘翻异公事，在法于提刑、转运、安抚司以次差官。窃详近制，提举常平亦系监司，乃于法特不许差，委有未当。乞自今诸路遇有推勘翻〔异〕公事，许提举常平依诸司差官。”从而明确了提举常平司作为监司，差官审理州县案件的权力。“在法，囚禁未伏则别推，若仍旧翻异，始则提刑司差官，继即转运司、提举司、安抚司或邻路监司差官，谓之五推”。

被差出的官员主要为州县属官，特别是负责司法审判的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等，县一级官员中的主簿、县丞等，被差出到其他州县审理案件的情况比较常见，其他州县官员如录事参军、县令等也或多或少存在被差出的情况，但不常见。

宋代监司这种司法调控权力也是很大的。朝廷远隔千里，不能详察，监司所选派的法官是否适当，关乎被审案件的公平和正义，甚至关系到被勘犯人的生死存亡，必须严肃谨慎。宋真宗朝在下达给转运司、提刑司等司法机构的诫饬诏令中就提道：

转运使、提点刑狱官得百姓词状，法寺疏驳事因，即时详定闻奏，如有疑阂，即选官审复。或情理枉抑未尽，始得推鞫，若止是小有未备，元勘官更不问罪。务在狱不苛扰，称朕意焉。

可见，朝廷对监司行使这种差官推勘权力还是非常注意约束的，一般只适用于几种情况：一是百姓上诉的确有疑问的案件；二是中央大理寺、刑部等机构驳回的案件；三是州军翻异案件；四是监司巡历中发现的疑案。只有监司在发现确实“情理枉抑”才可差官推勘，而一般“小有未备”的案件则不再置狱，以防狱案积滞。为防止监司官员徇私舞弊，打击报复，以及妨碍所差官员本职工作，从北宋时起，在给予路级监司差官审案权力的同时，朝廷也对监司所差官员的人选做出越来越全面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熟悉司法业务、能力出众。监司差官勘案，是对原案件的重新审理，如果所差之人素质低下，将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而宋朝屡下诏旨委清廉并精通律法的官吏勘案，如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下诏“令逐路转运司今后并须使副亲自差强干能勘事人，不得更似日前，致有违越”。真宗朝也规定：“今后并须选差谙会刑狱清强者，不得卤莽差遣，致刑禁淹延。”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还规定，被差勘官必须为“京朝官曾经任人内选差谙晓刑狱及有材干之人”。可见，州县被差官员不仅要清廉，而且要精通律法。同时，为对监司差派的官员进行监督，宋朝自仁宗庆历时期就规定，朝廷令转运使、提刑等差官勘案时，他们要及时将所委派的官员“职位、姓名入马递以闻”。这样可以加强监督，有利于保证差派官员的素质。

（二）与案件发生地相邻或相近。监司差官审理州县狱案，为的就是尽快查明案情，避免无辜含冤之人羁留狱内。因而差官推勘狱案，离原审地越近越好，有利于传唤证人和疑犯，同时也有利于勘官尽早到达，节约时间成本。如皇祐元年（1049）文彦博等奏文中就说：“转运司、提刑司，凡有理诉，并令仔细究详，如事理稍涉冤枉，即选官就近覆勘。”同时，为防止州县被差官员拖延时日，不及时前往，朝廷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时还诏令：“今后应监司州军差官推勘公事，须管督责照条限疾速起发，不得推避。如有稽滞，仰所差官司按劾。”差州县官推勘的人选一般在案件发生地邻近州军中选任，自光宗绍熙二年（1191）后，“止就元勘本州置狱，不得仍前改送他州及辄移属县”。 “应本路差官而牒邻路差者，杖一百”。这样规定，一是可以减少案件审理时间成本，节约案件审理官员和疑犯、证人路途往返劳苦，二是防止监司授意邻近州县官员，干预案件审理进程。

（三）一些特殊官员或特殊情况不得差派。其一，场务监官不得差。这些官员主要负责地方茶场、盐场、税务工作，资历、品级较低。如真宗朝规定：“诸路转运、提点刑狱、安抚等司自今不得牒监场务京朝官、使臣，令体量州县官吏。以其统摄之下言多不实故也。”其二，州录事参军不得差。录事参军“掌州院庶务，纠诸曹稽违”，还与司理参军共掌州司法刑狱，稽查属县税务账籍，职责非常重要，如果差出将影响州行政、司法、监察相关事务运行，因而不允许差出。如徽宗大观四年（1110）河北路都转运、提点刑狱司言：“准令，诸录事参军不得差出。”其三，刚上任的官员不得差，这主要是由于刚上任官员缺乏司法实践经验，对法律条文运用不熟练，容易被蒙蔽，造成错案。如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臣僚奏请时就说：“比者诸路推究翻异公事，或朝廷委之鞫勘，多于闲慢可差出之官，例皆初官荫补子弟及新第进士，于法令未暇习，其势必委之于其下，老胥猾吏。”因而朝廷下令：“诸路逐司，应有勘鞫公事，并须择曾经历任人。”其四，和案件有牵连的官员不得差。如宋真宗朝就规定：“自今大辟案具，临刑称冤者，并委不干碍官覆推之。如阙官，即白转运、提点刑狱使者，就邻州遣官按之。”此外，法令也规定，与原勘官科举“同年同科目”官员不得差出。其五，州府文散官不得差。州府官员除正任官员外，尚有参军、文学、长史、司马、别驾等散官，一般此类官员，无正式差遣，仅仅为优待一些累次科举不第、纳粟买官的人员。此类人员素质相对较差，处理案件能力不够，故而宋朝政府不允许差其为勘官。如太宗淳化中，“河北转运使李若拙先差邢州散参军廉成式往通利军勘公事，近七十日尚未了当”，引起朝廷不满，从而立法，对此类人员作出禁止差官的规定。其六，一些职责繁重、人口众多地区的县令不得差出。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下诏“朝官、使臣知大县及万户县勿差出，如本州及邻邑公事，许更互而往”。这样规定，主要是避免因官员差出，导致本县事务积滞。但本州及相邻县的公务，还是可以差出，体现法令制定的人性化。其七，原抓捕官员不得差。一些案件，县尉和巡检等系抓捕官员，为防止抓捕官屈打成招、营私舞弊和谋取奖赏，也为了防止因差官导致本地犯罪分子无人管控，宋朝较为严格执行抓捕官员不差的原则，县尉是不得差出官员的重点，如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光化军断曹兴死刑案件，“将刑称冤，复命县尉鞫治”，刑部上言县尉是元捕盗官，事正干碍，望颁制以防枉滥，故而朝廷诏：“大辟罪人案牍已具，临刑而诉冤者，并令不干碍明干官吏覆推。如本州官皆碍，则委转运、提点刑狱司就近差官。”其八，沿边地区和发生灾荒地区州县官员不得差出，如沿边州县，长官为武将者，通判不得差出。州县长官之外，只有一员属官的也不得差出。城寨主兵官不得差出，发生灾荒地区官员不得差，州府长官也很少因监司指派而差出断案，主要是为防止因官员差出导致相关事务积滞，体现宋代法律的应时适变特点。如果发生监司违背制度差官的情况，被差官员可以向州申报，报所差官司，“不得辄遣”。

二、朝廷对于监司差官断案的限制规定

监司差出州县官员重新审理案件，对案件当事人和原审机构和被差官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决定他们的荣辱生死和官员仕途生涯，因而朝廷对监司这一重要的司法调控权也做出了诸多限制规定，避免其肆意妄为，干扰州县正常司法活动。

（一）监司差官勘案不得先授己意，不得送置司所在州勘。由于有的案件是监司复核或按察时发现的，他们再差州县官复审，往往存在“轻重任情，先授意旨，往来申请，必欲符合，乃许结案”的情况，因而朝廷下诏禁止被勘官员秉承监司旨意勘案。而南宋光宗绍熙初年，经臣僚奏请更是规定，如果是本州官吏按发的案件，报监司差别州官勘，如果是转运、提刑、提举等路级官员按劾的，则要由“朝廷差邻路官前来推勘，庶使无观望徇私之弊”。同时，宋朝也规定：“监司按发公事应推鞫，不得送廨宇所在州军”，这种大范围的回避制度有利于防止监司在干预州县司法活动中，徇私枉法，贪赃舞弊。

（二）监司差官勘民事案件应当尊重农时。仁宗景祐五年（1038）五月朝廷诏：“诸色人论田土诣阙进状，朝廷下转运、提刑差官推勘者，并依令十月一日以后施行，不得有妨农务。”可见，为了不妨碍农民耕作，民事案件的差官复审也受到“务限”的约束，这体现了宋代“农本主义”思想，但却不利于当事人尽早维护自身合法经济、财产利益，体现了宋朝法律的时代局限。

（三）朝廷明令路级监司自勘案件不得差官。如神宗元丰五年（1082），朝廷下诏“自今朝旨称取勘者，监司自勘，委勘处或邻近通判录问检断。如干系者众，须当置司乃得差官”。又如《庆元条法事类》也规定：“诸监司被旨相度审定公事而体稍重者，不得委官，遇本司阙官或有急切事故不可前去，方许差。” 可见，对于朝廷委派的大案、要案，诸路监司要自行审理，一般不得差官，除非有特殊情况才可以差派。

（四）不得委派当事人所诉官府勘案。这是为了保证诉讼人的权利，避免原审州县司法机构打击报复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如高宗朝就规定：“帅臣、诸司、州郡自今受理词诉，辄委送所讼官司，许人户越诉，违法官吏并取旨重行黜责。”从而有利于促进复审案件的公平与客观。

（五）差官推勘案件一般不超过三次。监司差官审理州县案件，如果上诉次数太多，必然影响审判进度，使犯罪分子难以得到及时惩处，因此，官府立法对差官推勘次数做出限定。如太宗淳化四年（993），知制诰柴成务在奏报中就提道：“蓬州贾克明为杀人前后禁系一年半，七次勘鞫，皆伏本罪，录问翻变。赖陛下英明，经赦不放，差转运副使蒋坚白、提点使臣董循再同推勘，方得处断。其如干连证逮，州县追禁，此又何辜？”因而针对此类现象，朝廷作出规定：死刑犯“如三经推勘，伏罪如初……录问翻变，临决称冤者，并依法处断”，这也符合唐朝死刑案件“三度断结”的规定，有利于减少差官次数，尽早结案，“三推”成为北宋差官推勘的一般限定，但此后在实际审判中仍有突破三次乃至五推、七推的案例，同时也不仅仅限于死刑案件，差官推勘次数众多，成为宋代司法制度中利弊共存的一个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