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史视角下的冷战终结

主持人语（王立新）：跨国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美国，近年来发展迅速，国内学者对跨国史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并召开了多场以跨国史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跨国史以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和跨国交流为主要研究对象，扩展了史学研究的题材和领域；同时，跨国史还关注跨国力量与民族国家成长之间的关系，丰富、深化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史研究，促进了史学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本栏目的三篇文章展示了国内跨国史研究的新成果。王立新的论文考察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交流网络对冷战进程的影响，为理解冷战终结提供了新视角，也显示了冷战国际史发展为冷战跨国史的可能性；王睿恒的论文全面梳理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指出近年来出现的跨国转向潮流已经为中美关系史研究开辟了多个新领域，并改变了人们对历史上中美关系的看法；滕凯炜的文章则聚焦于跨国史的重要领域——美国大型私人基金会，梳理了学者如何将基金会作为跨国行为体而非国家政策工具进行研究的学术史，展现了私人基金会的多重面向及其对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的影响。

摘要： 关于冷战终结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考察相关国家政府的战略、政策和行动，还应该采用跨国史的视角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以“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为代表的跨国组织参与塑造了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安全观念，推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和核军备竞赛走向终结。而以“赫尔辛基观察”为核心的跨国人权网络改变了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人权观念，缓解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促进了东欧剧变，推动了冷战的终结。对跨国力量的关注可以开辟很多新题材和新领域，将更多的行为体纳入学者的视野，拓展和深化对冷战终结问题乃至整个冷战进程的理解。

关键词： 冷战；非政府组织；戈尔巴乔夫；赫尔辛基观察；跨国史

冷战终结是20世纪后半期最富戏剧性、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关系事态。尽管学者们对冷战终结的具体时间还存在分歧，但一般都认为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87年12月，美苏两国签署《中导条约》，该条约禁止生产、试验和部署中程和中短程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这是美苏核裁军的重大成果，也是东西方关系缓和的重大标志，通常被视为冷战终结进程的起点。1988年12月8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表演讲，强调国际关系应该从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的共同价值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使用武力剥夺他国的选择自由。这一讲话表明苏联将放弃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抗，不会使用武力来阻止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标志着苏联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重大变化。随后，从1989年初开始，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发生政治剧变，二战后长期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失去政权。1989年11月9日，作为冷战象征的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进程开启。1989年12月初，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会晤，宣布冷战结束。戈尔巴乔夫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将不再把美国视为敌人，世界正在进入新的时代，“武力威胁、军备竞赛、相互不信任、心理和意识形态斗争都应成为过去”。布什总统则表示将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东西方关系转变为持久合作关系”。2022-01-03.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分裂的欧洲重新成为一个整体，战后两大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抗实际上已经结束。

那么，为什么冷战会在80年代末走向终结？或者说，为什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决定结束地缘政治，特别是核军备方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不再将对方当作对手和敌人？由于这一转变是由苏联率先启动的，因此问题的核心就转向为什么苏联会主动退出与美国的对抗并开始视美国为伙伴？美国为什么会积极回应苏联的新政策，从而终结了冷战？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早期的研究在解释冷战终结时通常强调美国的遏制战略，特别是里根强硬政策的成功，以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在得到里根和老布什两位总统的积极回应之后重塑了美苏关系，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抗。而在解释戈尔巴乔夫改革动因时，则强调美国的压力、苏联体制的僵化和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及阿富汗战争的巨大代价。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70年代以来西方对苏联和东欧的接触战略而非里根的强硬政策产生了效果，接触战略促进了东西方交流，传播了西方的价值观，促使苏联新一代领导人重新审视斯大林体制和对外政策，并激发了苏联集团国家内部的非暴力反抗，从而引发苏联改革和东欧剧变。以上这些解释大多从外交史和国际史视角出发，以相关国家的战略、政策、行动为研究重点，聚焦于国家行为体（state actor）的活动，将冷战终结视为国家力量作用的结果。

然而实际上，冷战终结作为重大的国际关系事态，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国家力量，也包括非国家力量。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美苏对抗的缓解、东西方交流增多和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非国家力量迅速成长。这些非国家力量从60年代后期开始就不愿在美苏核对抗带来的恐惧中生活，试图超越东西方界限，打破因冷战需要而建立的各种体制，终结僵化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极对抗。这些力量包括各国的反战和反核人士、和平活动家、女权活动家、人权活动家、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和医生、强调将环境保护置于冷战对抗之上的环保主义者、宗教人士以及反叛主流文化的青年。他们不仅影响了各自国家的内外政策，还试图通过组织跨国网络、建立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议程来影响国际关系。根据国际组织联盟的统计，从1972年到1984年，国际非政府组织从2795个增加到12 686个，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数万个分支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爆炸性增长和跨国力量的崛起是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事态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带来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其“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意义”。这一评价虽然不无夸张的成分，但非政府组织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生态、塑造了冷战的进程则是确定无疑的。

除了少数成为冷战工具的非政府组织外，绝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力量试图阻止战争的爆发，实施人道主义救助，帮助各国发展经济，推动教育与文化交流，促进人权保障，追求的是超越国家的共同利益而非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强调的是国家间相互依存而不是两极对抗，这本身就是对冷战的拒绝和否定，对冷战体制和两极格局具有潜移默化的侵蚀作用。用入江昭的话说，“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并没有改变冷战的地缘政治戏剧；但它们却在悄悄地为另一场剧目撰写剧本……引导世界朝着另一方向前进”。这一方向就是超越冷战，实现国际和解与合作。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跨国行为体（transnational actor）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冷战的进程：一是直接影响，即通过与决策者的接触来改变决策者的观念，以及向政府提供知识、建议和条约草案来影响有关国家的决策过程；二是间接影响，体现在塑造政策制定的舆论环境，营造一种有助于东西方关系改善的氛围。实际上，东欧剧变、冷战终结不仅仅是国家政策与力量的结果，也与跨国力量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缓和”进程为跨国行为体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以非政府组织和流行文化为代表的跨国力量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改变了苏联和东欧领导人的观念，培育了苏联和东欧内部的反对力量，并最终动摇了斯大林体制的合法性，其与美国长期的遏制战略及里根的强硬政策一起，促成了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并终结了冷战。因此，理解冷战史特别是冷战终结进程还需要引入跨国史的视角，将目光从位于舞台中心的里根、布什、戈尔巴乔夫以及美苏两国各自的战略和政策移开，转向长期被忽视的处于国际舞台边缘的“公民活动家”们，考察这些活动家建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或跨国网络在改变铁幕两边决策者的世界观、态度和政策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早期有关冷战终结史研究的主要弊端就在于未能准确和全面地理解使苏联领导人观念和政策发生改变的因素，特别是忽视了跨国行为体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揭示了各种跨国团体和网络在冷战终结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对冷战终结进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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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终结进程发端于美苏之间地缘政治与核对抗的缓解，而这种缓解又源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的外交新思维。新思维试图将国际政治去意识形态化，认为人类共同利益应该被置于特定的阶级利益之上，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因此应该大规模裁减核军备；相信安全必须是相互的，一国对安全的追求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应该通过扩大合作和增进互信而不是加强（核）军备来实现安全。作为新思维的体现，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与美国签署中导条约，大幅度缩减在东欧的驻军，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表示不会以武力阻止东欧国家的自决。

当事人的回忆录、解密的外交档案和现有的研究表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深受三大跨国组织的影响——“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和“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三大跨国团体构建的跨国网络通过其苏联成员或直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等方式，向封闭的苏联社会提供各种信息、思想和方案，塑造了苏联领导人的观念，影响了苏联内部关于裁军和安全政策的讨论，改变了苏联决策者对核武器的看法。苏联领导人观念的转变与里根“星球大战”计划构成的压力，共同推动苏联采取温和的核政策，并最终导致两国放弃军备竞赛和政治对抗，从而使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冷战走向终结。

“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又称“帕格沃什运动”，是由英美科学家为缓解核战争的风险而发起的。1955年7月9日，包括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内的11位英美杰出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伦敦发表宣言，指出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核对抗已经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人类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学会以新的方式思考（to think in a new way）”，采取切实的措施来防止军备竞赛，避免核战的爆发和人类的灭亡。“以新的方式思考”成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所提出的警世箴言。为落实宣言的倡议，在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的组织下，1957年7月7日至10日，来自11个国家的22名科学家以个人身份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帕格沃什召开会议，讨论与核武器和国际和平相关的问题，有三位苏联科学家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托布齐耶夫（Alexander V.Topchiev）。此后，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每年都召开年会，并组织各种工作坊、研究小组以及特别项目，对涉及科学与世界事务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帕格沃什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一个科学家之间沟通的网络，使得美苏两国科学家可以跨越东西方界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报道会议讨论结果和发布研究报告等方式影响公众舆论对核武器和裁军问题的态度，并通过“幕后渠道”直接影响美苏两国的决策者。

帕格沃什运动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很大影响，“新思维”（new thinking）这个词语就来自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中“以新的方式思考”的号召。执行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其回忆录中称赞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为政治家提供了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难题的钥匙”。 参加帕格沃什运动的科学家还直接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的核政策，以及苏联对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的回应，其中影响较大的科学家包括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叶夫根尼·维利霍夫（Yevgeny Velikhov）、空间研究所所长罗尔德·萨格迪夫（Roald Sagdeev）以及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冯·希佩尔（Frank von Hippel）。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后，维利霍夫和萨格迪夫等人通过帕格沃什会议的渠道邀请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希佩尔访问苏联30余次，希佩尔与苏联科学家合作，试图向苏联政府说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是不可行的，苏联政府不应该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放弃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转向支持核裁军，并退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