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既有路径与跨国转向

摘要： 近二三十年，跨国史已然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风潮，对中美关系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范式，多为民族国家史学框架下的单边政策史，强调权力和利益等客观因素，聚焦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外交史学界出现了国际史、文化转向和跨国史三种全新路径，与中国史学界兴起的在国际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新趋势一起，共同催发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跨国转向。这集中体现在跨国移民史、跨国文化史、跨国经济史、跨国种族关系史和跨国妇女史五大研究领域。

关键词： 中美关系史；民族国家史；跨国史；国际史；文化转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global 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兴起引发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所说的“史学编撰的革命”。①这场革命冲击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叙事，倡导学者关注超越国家边界的人员、思想、观念和制度的流动，“其本质是通过重新书写人类历史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②这股跨国史风潮最先在美国史学界兴起，继而影响了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纷纷撰文，介绍跨国史的研究方法，并倡导在跨国视角下进行实证研究。③

中美关系史研究即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传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高度聚焦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且多以一国为中心进行单向度的政策考察，视角相对单一。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外交史学界出现了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跨国史三种全新的解释路径，而在哈佛大学柯伟林（William C.Kirby）教授的推动下，出现了在国际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新趋势。④在两股浪潮冲击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从跨国视野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历史叙事，关注跨国行为体和跨国事件、跨国运动、跨国网络及跨国空间对两国历史的影响，极大地扩展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范畴，丰富了学界的既有认知。本文旨在回顾中美关系史传统研究范式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出现跨国转向的原因及近年来的突出表现，并展望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未来图景。

一、传统范式的演变

美国学界关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早于中国，且与现实需求密切相关，研究视角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代际转换。冷战结束前，在美国外交史的框架下，中美关系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丹涅特—格里斯沃德模式”（Dennett-Griswold mode）、“现实主义范式”（realistic paradigm）与“进步主义范式”（progressive paradigm）；而在二战之后美国新兴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领域，学者对中美关系的考察则经历了从“美国中心观”（America-centered approach）到“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演变。两个领域的研究并非各自为营，而是遥相呼应。

20世纪20年代，美国第一代外交史学者的研究中出现了“丹涅特—格里斯沃德模式”，以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和格里斯沃德的《美国的远东政策》为代表。在该模式下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建立在美国官方档案基础上，以政治精英为考察对象，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和整体远东政策目标一样具有连贯性，都是为扩大美国的远东贸易服务，是一种“美国中心”视角下的高层外交政策史，属于美国的民族国家史学。此类研究基本不使用中文材料，也不考虑中国的反应，将中国视为远东的一部分进行整体研究。

冷战初期，强调权力与外部环境因素的“现实主义范式”开始在外交史学界盛行，代表人物是“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凯南的《美国外交》一书奠定了“现实主义范式”的基本解释框架，他将外交史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结合，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必须建立在国家利益和实力的基础上，依赖权力政治和维持均势实现外交目标。他特别批判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理想主义和感情用事（sentimentality）的倾向，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外交史上“法制—道德主义倾向”（legalistic-moralistic approach）的典型，创造了在美国盛行半个世纪的关于东方事务的“迷思”（myth），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凯南作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直接参与制定了1948年从中国“脱身”的政策。

同一时期“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开始兴起，弥补了美国外交史学者远东知识的普遍匮乏。著名“中国通”费正清综合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欧洲的汉学（sinology）传统发展成为中国研究，成为美国的“中国学之父”，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费正清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方面，他了解中国，重视中国，将中美关系作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部分，通过阅读中文档案、研究中国文化、考察中国历史来认知中美关系，因而在视野上突破了“丹涅特—格里斯沃德模式”和“现实主义范式”狭隘的单边视角，对中美关系史的理解更为立体、鲜活；另一方面，他并没有突破时代的局限性，依旧在“美国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视角下研究中国，将中国社会视为停滞的传统社会，在面对近代西方冲击时才被迫做出反应，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外源性的，该观点被称为“冲击—反应说”（impact-response mode）。在此基础上，费正清的弟子列文森进一步提出了“传统—现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不能独立孕育现代性的价值观，只有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才开始了现代化历程。这些在保罗·柯文看来，“集中体现了整整一代美国历史学家的狭隘主义思想的核心”。费正清晚年也部分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中美两国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50年代末到60年代，“进步主义范式”在美国国内社会正义运动的影响下进入学术主流领域。一批“修正派”的外交史学者开始质疑“现实主义范式”对档案的迷信和对官方政策的辩护，他们在美国国内寻找外交决策的动因，强调国内经济利益团体和意识形态因素对美国扩张主义政策的影响，领袖人物是威斯康星大学外交史学家威廉·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中反对凯南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种“天真的惺惺作态”的判定，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既不道德也不源自法制主义，而是一种“门户开放帝国主义”（Open Door Imperialism），美国政府在各种经济利益团体的推动下，通过海外市场的扩张来缓解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从而创建了一个“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甚至不惜违背自身民主原则干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最终酿成悲剧。1979年迈克尔·沙勒的专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则以更加鲜明的态度批判了抗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进步主义范式”同时依靠外交档案和美国国内的资料，将对美国现实政治的不满带入学术研究，虽然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内部动因，弥补了“现实主义范式”的不足，但也难免招致“现时主义（presentism）”和“经济决定论”的批评。

激进主义退潮之后，随着尼克松的上台，现实主义重新回归美国的政治主流，美国外交史的“现实主义学派”也开始反思美国远东政策的得失，马里兰大学孔华润教授的专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从书名来看，该书似乎是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的一种回应，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反应；但从实际内容来看，孔华润依旧秉持“美国中心观”。他利用当时最新公布的国务院文件，从广泛的国际背景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认为美中关系实际上附属于美欧关系。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凯南的判断，批评“门户开放”政策的目标与手段不相匹配，认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对美国无关紧要，美国却对其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60年代的激进主义与70年代的新社会史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形成刺激，1984年，费正清的学生保罗·柯文对“美国中心论”做出了更彻底的反思和叛离。他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认为要从中国近代社会自身的发展来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是透过美国看中国。他批判既往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三种以美国为中心的解释框架——“冲击—反应说”“传统—现代说”“帝国主义范式”（imperialism model）——都把中国看作一个消极的角色，把外因视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根本因素。柯文认为要减少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的负面影响，重视中国社会自身的主动性，这对美国的中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方法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开始观察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如何影响了中美关系。

到80年代，美国外交史的“进步主义范式”也开始升级进化，迈克尔·霍根等人提出的强调利益团体与政府妥协合作共同影响政策制定的“合作主义模式”（corporatism）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北卡罗来纳大学韩德教授的专著《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即受到“合作主义”的影响，并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柯文的呼吁。韩德是外交史学者，能够阅读中文材料，他的研究建立在掌握中美双方丰富的一手史料的基础上，旨在打破“存在一种中美特殊关系”的“神话”，提出美国历史上的对华政策既不“无私”，也没有“保护”中国，两个民族都是这一虚假“神话”的受害者。他还指出，是美国远在中国的三个“门户开放压力集团”（Open Door Constituency）——实业家、外交家和传教士——共同促成了“门户开放”政策出台，且传教士的影响最大。可见，国内利益集团与意识形态是韩德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动因的两个主要工具，他注重中美互动，把中美之间的官方往来与民间互动纳入同一个解释框架中，拓展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视野，也为下一个阶段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路径做了铺垫。

二、全球化时代的三种新路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球化浪潮以及新史学的冲击下，美国外交史研究出现“危机”，一度被视为守旧狭隘的夕阳学科，无法满足全球化时代外交实践的需求。此后，美国外交史学界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自我批判运动，最终找到国际史、文化转向和跨国史三种新路径，重回史学主流。中美关系史研究也在这场史学革新运动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80年代末，入江昭和韩德开始公开呼吁历史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主张放弃“美国中心主义”，从多边视角和全球体系出发，考察国与国之间的对话与互动，特别是文化互动以及跨国行为体的影响。柯伟林也受到“国际史”的启发，于1997年发表重磅文章《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认为柯文提倡的“中国中心论”不适合研究民国历史，因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是“根据其对外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和塑造的”，必须在“国际化”的视野下才能全面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两方共同呼吁之下，中美关系史研究开始出现“国际转向”，重视双方或多方的政策互动，强调多种语言、多国档案的运用，在更为宏大的国际背景下考察中美关系。

这一潮流还与“冷战国际史”出现了合流。90年代初，多国学者加入对全球冷战的讨论中，以往被忽视的美苏之外的国家包括中国的因素凸显出来。耶鲁大学文安立教授出版的《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一书即为代表。文安立打破了国内史和国际史之间的界限，在美国、苏联、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四方联动视角下，运用多国档案，论述冷战与中国内战之间的互动，在冷战的宏大背景下重新考察美苏对中国内战爆发所起的作用，凸显了40年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成为早期“国际史”的经典之作。

此后，美国学界涌现出一批“国际史”著作，特别是不少留美华裔学者加入这一行列，补充了以往缺失的中国视角，如芝加哥大学的陈兼、奥本大学的翟强、马里兰大学的张曙光、阿克伦大学的盛慕真、弗吉尼亚大学的刘晓原等，从根本上强化了中美关系的“国际史”研究。“国际史取向”对国内学界亦产生了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挖掘多种语言的史料，在“冷战国际史”的视野下考察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越南战争、中美缓和与建交等，他们对中文档案进行了深入发掘与利用，关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有利于破除“美国中心论”。2006年，宫力和柯伟林、陆伯彬主编的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论文集，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完成，汇集了多国学者的成果，从中国、美国、苏联、越南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多方视角出发，共同考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及其国际影响，是中外合作的“国际史”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