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史视角下的美国私人基金会:既有研究和未来趋向

摘要：20世纪初兴起于美国的大型私人基金会，有着巨大的规模和高效的管理模式，活动范围遍及全球，它们的非政府和跨国性特质使其成为跨国史研究的重点对象。在跨国史的视野下，相关研究主要表现为三个路径：一是考察基金会在知识生产、公共卫生、人口控制等跨国事务中的角色；二是探讨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基金会如何介入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的建设；三是检视基金会对美国外交事务的影响及其与美国全球权力成长之间的关系。跨国史视角的引入，为基金会研究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题材和领域，展示出跨国行为体对世界历史和各国发展的重要影响，有助于进一步补充和深化美国对外关系史和20世纪国际史的研究。

关键词： 跨国史；私人基金会；跨国事务；国际组织；美国对外关系

大型私人基金会是20世纪初美国社会兴起的一种新的公益形式，具有高度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特点，成为美国精英网络和权力秩序的关键枢纽，也是“美国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①

对私人基金会的研究，常常被纳入非营利组织、慈善公益或者公民社会的研究范畴，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②美国史学界主要关注基金会与美国国内社会的关系，考察基金会在解决美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伴随着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发展，一些学者引入“种族”“性别”“阶级”“知识”等概念，探讨基金会与广泛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③这类研究大体是在美国国内历史的框架内进行的，把基金会作为美国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研究题材，突出美国社会改良与进步的独特性。

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专注于美国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忽视了包括基金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在外交史研究经历文化转向和国际化趋势，特别是跨国史成为一股强大的史学潮流后，外交史学家更加关注跨越领土疆界的事务和不同社会间日益加深的联系，其中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活动尤受瞩目。大型私人基金会自成立初就面向国际社会和人类整体，多以改造世界为宗旨，在全球范围内活动。这种与生俱来的非政府、国际化和跨国性（transnationalism）特质，自然使其成为跨国史关注的重点对象。从跨国史视角研究美国大型私人基金会，主要表现为三个路径：一是关注基金会在跨国事务特别是应对全球问题中的角色和作用；二是考察基金会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推动国际组织发展和构建国际秩序；三是探讨基金会对美国外交事务的影响，分析基金会与美国全球权力成长之间的关系。

一、基金会参与跨国事务及对全球问题的应对

跨国史的兴起催生了很多新的研究题材和领域，以私人基金会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活跃于跨国空间与事务之中，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生产、公共卫生、消除饥饿、人口控制和国际发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难以充分认识和理解私人基金会的跨国活动及其意义。

知识和文化的跨国流动是近年来跨国史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试图打破学人、学科和学术组织的国别框架，注重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跨国性及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深受进步时代科学主义的影响，基金会领导人相信，知识和理性是促进社会普遍进步的关键。最早的一批大型基金会，无论是1911年成立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还是稍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都把“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作为推进文明的重要手段，凸显出“科学公益”（scientific philanthropy）的特征。除了自然科学以外，基金会还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知识来分析问题并设计方案，从而寻求从机制上解决社会问题，提升人类福祉。可以说，私人基金会不仅是公益团体，还是一种知识生产的组织机制，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跨国化的主导力量”。早期研究多关注美国私人基金会对欧洲社会科学的支持，后来研究视野扩展到亚洲、拉美等更广大的区域。社会科学史学者江勇振指出，20世纪3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兴起，构成同时期美国与西欧社会科学发展的更大图景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私人基金会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塑造了这些地区共享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构建跨国知识网络是私人基金会影响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方式。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共同资助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教育协会等组织，促进了文化与教育交流，塑造了跨国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在1923年创建了海牙国际法学院，此后十多年，来自4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学者到海牙国际法学院授课与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法的“国际化”。冷战时期，大型基金会进一步推动全球知识网络的构建，包括在欧洲资助美国问题研究、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亚洲问题研究、在尼日利亚建立非洲研究网络等。通过构建知识网络，最富有的基金会及其所在的大国发展出一套人员、思想和资本的流动机制，由此形成一个全球精英之间交流沟通的跨国空间。

随着世界各地间联系不断加深，卫生与健康问题早已突破国家的边界，与人类的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成为全球史和跨国史的重要研究对象。一般认为，卫生治理经历了从“国家”到“国际”再到“全球”的发展历程，而“全球卫生”更强调晚近时期非国家行为体在卫生治理中的作用。实际上，私人基金会在卫生领域的跨国活动表明，20世纪初以来“全球卫生”始终与国际卫生、国家卫生互补共存，相辅而行。

在这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无疑是最受瞩目的跨国行为体。与之相关的一种研究路径是考察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疾病的活动：约翰·法利展示了该基金会如何从对抗美国南方的钩虫病开始，逐渐将“消除疾病”的行动扩展到印度、锡兰、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巴西等地，而基金会的国际卫生部（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诞生之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机构”。另一种研究路径是跳出“文化帝国主义”框架，采用跨文化交流的视角：马秋莎借助“混杂性”（hybridity）理论，考察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医学改造中国的努力以及“在地化”（localization）过程，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是杂交文化的产生。胡成从“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视角出发，具体探讨1914年至1919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清除钩虫病的行动，突出中外各方的“合作、分享、共有和互惠”。此外，还有研究探讨作为跨国行为体的基金会与现代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关联。卜丽萍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不仅从事医学教育，还介入民国中央卫生行政体系的建设，为引入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力量牵线搭桥，共同推动公共卫生成为现代中国国家职能的一部分。这表明，民国时期的国家构建不仅是国内诸种政治力量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同时也是跨国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然而在国别史的框架里，跨国行为体的角色往往隐而不现，难觅踪迹。

早在192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人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B.Fosdick）就意识到，世界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粮食短缺，因此“我们需要的是综合性的思考，建设性的头脑，以及一个在全世界推广的计划”。起初，洛克菲勒基金会关注的重点对象仍是中国，于30年代开展了广泛的乡村建设运动，资助农业研究特别是农作物改良。受日本侵华影响，40年代初基金会把大部分农业项目转移到墨西哥进行，大力培育高产抗病的小麦和玉米等作物。战后，该基金会又将墨西哥农业项目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样板”加以推广，并与福特基金会等组织一道，支持东南亚国家革新农业技术和培育新型农作物品种，推动了60年代“绿色革命”的发生。1965年夏，应印度政府请求，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大批良种从墨西哥的锡那罗亚运往印度，运输过程中经历了美国南加州种族冲突和印巴战争等事件，几经波折最后运抵孟买，这场种子的“跨国旅行”也成为“绿色革命”国际化的一个缩影。

与饥饿和粮食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人口控制运动。国际史学者马修·康纳利指出，人口控制运动是20世纪最雄心勃勃的一项跨国社会工程，考察这项运动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更多关注私人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及其搭建的跨国网络。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各国政府都不愿意触碰人口控制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而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数次努力也均告失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意识到人口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性危机，但却认为人口控制“不是一项适合政治或政府的活动，也不属于政府的职能或责任”。1952年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创立人口理事会，后来直接参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人口控制项目，推动人口控制发展成为跨国运动。1966年，福特基金会在人口控制项目上投入2630万美元，相当于印度、巴基斯坦、韩国、突尼斯、新加坡、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政府计划生育预算的总和。尽管人口控制运动大体上是失败的，但在康纳利看来，由私人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推动的跨国社会运动塑造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国际发展是20世纪兴起的另一项跨国事务。长期以来，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与60年代盛行的现代化理论是国际发展研究的重点，主要研究路径是从冷战背景出发考察美国政府如何建立一套针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试图为新兴国家开出发展与现代化的“药方”，从而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但在外交史家大卫·艾克布拉德看来，这种以政府为中心的视角遮蔽了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角色，“私人组织不仅仅是政府行动的助手或吹捧者”，对于美国而言，“中央政府相对孱弱的历史，导致美国缺少对海外发展的兴趣，正是公民社会活跃的行动主义起到了弥补作用”。艾克布拉德指出，早在20世纪初，美国非政府组织便将技术变革与社会控制作为“美国方案”出口到世界各地，其中“没有任何组织比基金会更迅速地将这些理念应用于改革实践”，“基金会拥有的金融资源与独立性给予它们很大的行动自由，它们也成功地把社会科学理念应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当美国政府在战后开始投入国际发展事业时，私人基金会在中国、菲律宾等地所获取的发展经验和专业知识都成为政府所依赖的资源，所以“现代化理念顺势走进了冷战政策，而并非冷战的产物”。由是观之，从跨国史视角关注私人基金会的海外发展实践，可以丰富和更新有关20世纪国际发展与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叙事。

二、基金会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及其对国际秩序的构建

传统上关于20世纪国际史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来展开，重视大国外交、战略与安全、权力格局、危机管理等问题，很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以私人基金会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不仅从事具体的跨国事务，还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应该被视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之一。

近年来，私人基金会与国际联盟的关系开始受到学界重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美国政府离国联越来越远，但私人基金会却积极参与国联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技术性事务”（technical activities），扮演着“美国代表”的角色。有学者统计，1922—1945年期间美国各类私人组织向国联投入大约560万到660万美元，其中390万美元流向技术部门，占国联技术类预算的15%。在有些年度，国联的卫生部门、经济与金融组织、国际知识合作研究所等机构的预算约40%来自美国基金会，超过很多会员国的投入。医疗卫生史专家保罗·温德林指出，1922—193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国联卫生组织提供了200多万美元资金，对于后者的维持和发展至关重要。基金会不仅在国际卫生的战略规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尽可能地使公共卫生免受国内或国际权力政治的侵扰，特别是“当各国政府忽视了对其公民健康所负职责时，基金会与国际组织一道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私人基金会还是推动国联改革和转型的重要力量。随着20世纪30年代国际危机日益加深，美国基金会领导者意识到，国联在处理政治性事务和应对危机方面无疑是失败的，但在技术性事务方面却颇有成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认为，国联应该放弃所有“政治野心”，集中精力从事“非政治性”活动。不过由于国内政治的顾虑，美国政府一直刻意与国联保持距离。与之相比，美国私人基金会不仅更多参与国联技术性事务，还有意识地推动国联“去政治化”，即增强和扩大其经济社会职能并使之与政治职能相分离。对于经费捉襟见肘的国联来说，美国基金会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态度举足轻重，它的支持使得改革派具备足够的力量来摆脱国联内部官僚体制的阻挠。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的军队席卷欧洲，国联及其相关组织也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纷纷寻求避难之所。当这些国际组织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时，美国政府仍然采取回避态度，但私人基金会却伸出了援助之手。194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协调国联经济与金融部门迁移至普林斯顿，并提供年均约5万美元的工作经费，为构建战后经济秩序提供了重要的专业知识和制度基础。在艾克布拉德看来，正是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努力，“虽然美国没有走进国联，但国联来到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