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

摘要： 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关键词： 明清之际；宦官话题；宦官政治

明代诸多时期的政治运作中皆有宦官的参与，因而在明朝灭亡后，不论是明朝遗民为故国之追思，还是清初君民为新朝之史鉴，“宦官”都成为明亡反思中绕不开的话题。同时，东汉和唐末宦官乱政祸国的历史回响在明末清初时再度激荡。思想奔竞、言论纷纭的明清之际，人们如何看待明末宦官与明朝灭亡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几乎与两百余年国祚等长的明代宦官政治？更进一步而言，对于专制社会下长期存续不断的宦官制度，诸人又当如何回溯，如何理解？

明清之际人们的思考汇聚成一条奔流的思想脉络，由明末为起点而向更远处追寻，宦官对于朝政运行、政治文化、政权衰亡的影响，以及宦官在权力结构中的合理性定位等诸多问题得以呈现，最终落脚于对宦官政治之土壤——专制政体的终极追论。对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呈现与解析，有助于对“宦官亡国论”进行反思，更全面地理解时人对明代宦官政治的认识。通过梳理诸人对宦官问题思考的深入过程，我们可以一窥明清之际反专制思想的演进路径。关于明清之际的宦官话题，前人先贤已有所讨论，归纳、解析出了相关议题，对本文皆具启发意义。①

但此前研究针对的持论者较为局限，因而对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整体展开与深入过程，尚显关注不足。明清之际宦官话题持论者众多，内涵丰富，本文试图从明亡责任、明代宦官政治、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展开解析，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明末宦官与亡国责任

明代天启、崇祯两朝作为明朝存续的最后二十几年，前有司礼监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柄，后有宦官监军等广泛参政，因此明清之际人们在追溯明亡原因时，将目光投向明末的宦官。作为“明末巨珰”的魏忠贤与明朝灭亡之间有何因果关系？清初学者陈鼎在其所撰《东林列传·杨涟左光斗列传》中写道：“天欲亡明也，故生逆珰以戕忠良，忠良尽而明运绝。”他在《东林列传·冯从吾传》中也称：“嗟乎！天欲亡明，乃生逆珰以戕贼之，使不得一展其所学，伤哉！”他认为魏忠贤将人才戕害殆尽，终致明朝灭亡。清人邵廷采也称：“魏忠贤之势遂炽，竟以亡国。”明遗民张岱认为，亡国虽没有发生于天启朝，但崇祯朝的亡国也是由于魏忠贤流毒所致：“魏忠贤流毒海内，天下已成瓦解之势，明之所以不即亡者，幸耳，乃尚留遗孽如曹化淳、杜勋者降贼献门，忠贤之遗祸，至此始尽。”因此张岱明确表示：“我明天下不亡之崇祯，而实亡之天启；不失之流贼，而实失之忠贤。”张岱认为，崇祯朝宦官曹化淳、杜勋等的得势乃是魏忠贤的遗祸，然而却没有解释，崇祯帝即位之初便手刃魏珰，为何其遗祸又延续了崇祯朝十七年？

对于崇祯帝继天启党祸之后再度启用宦官广泛参与朝廷政事，论者虽不认可这一做法，亦多持体谅之心。复社名宿吴伟业回顾当时的情况称：“（上）不得已用王坤等出监诸军，张彝宪内摄二部。”清初思想家李塨站在清人的立场上，也称“（烈皇帝）不得已又用宦官”。清初学者唐甄对崇祯帝的“不得已”之心，报以深切的同情：“此其计无所出、知其不可而为之，诚可悯也！”不仅如此，他认为当时试图阻止皇帝派遣宦官之谏言完全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当日之臣，不谅其不得已之心，不察其不可转移之故，守《诗》、《书》之恒训，为无实之美言。第谓奄人不可用，加赋不可为，直言不可拒，虽有善用言者，将何以用之？此陈于太平无事之时，则为美言；言于危急存亡之日，则为敝屣矣。”

无疑，这“不得已”的原因，是外廷诸臣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既有内阁阁臣辅政的不力——“上初惩逆奄擅政，痛抑中官，几欲复掖庭扫除之旧，只以股肱失职，厌薄外廷”；也有科道言官的门户意气——“先帝之用内臣也，以外廷诸臣无有一人心皇上之心者。余在都门两载余，所见惟谈门户声气”；而部院督抚大臣则是——“使之治兵而兵无用，使之治赋而用不足，盗寇日张，国势日蹙”。《明史》对此总结道：“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庄烈帝）乃思复用近侍。”

可见，明清之际多有时论认为，在国事日益紧急的情况下，内阁辅臣、部院科道和边镇督抚，都难以展现出令崇祯帝满意的任事态度和成效，因此宦官的任用是皇帝的不得已之举。在这样的前提下，不论是崇祯朝宦官本身，还是任用宦官的崇祯帝，至少都不构成国家败亡的全部责任者。

然而，当时诸臣是否真的如此不堪，以致皇帝不得不将宦官作为“强心剂”注入官僚系统之中？表面上看，崇祯帝“不得已”用内臣，是外朝诸臣令其失望所致，实际上其中的原因，除了朝臣自身能力和品性等方面的问题外，也有人认为，与崇祯帝本身的心态有关，即自信自己在朝臣之外另有所凭恃。明末士人杨士聪言：“先帝既以独断诛魏忠贤，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谓此辈由我操纵。故厌薄朝臣。”清初邵廷采之语与之类似：“思陵既诛忠贤，谓废置自我，恃其驾驭，遂轻朝士。”外廷诸臣并不是崇祯帝治国的唯一倚靠，他认定身边尚有一群可以驯服的其他力量，在此心态之下，皇帝便缺乏了与诸臣之间的精诚合作之心，正如明遗民史家查继佐所言：“（帝）独少推诚，稍舞智，往往以处逆魏之法绳其下。于是诸臣救过不睱，即贤者亦或宁自盖。”以“江上遗民”自称的李逊之也认为：“初上既罢内臣，外事俱委督抚。然上英察，辄以法随其后，外臣多不称任使者。”所以，诸臣的“不称任使”与崇祯帝的“厌薄朝臣”之间到底孰因孰果？其间微妙的可论之处，为明清之际敏锐的士人们所捕捉。

虽然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时，时论纷纷将内臣与外臣相对立，指出皇帝不当“亲内臣不亲外臣”，但明亡之后，人们再度回顾整个崇祯朝的用人时，发现内臣也并不是崇祯帝的唯一选择。明末士人史惇有言，对于内臣，“先帝防之，亦复与外臣等”。事实上，思用非常之人，一直贯穿于整个崇祯帝统治期间，所谓焦劳求治，在人事选任上的表现便是变换频繁，甚或可以说是章法混乱。遗民张岱回顾整个崇祯一朝的用人：

如用人一节，黑白屡变，捷如弈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则用新进；求之科目而不得，则用荐举；求之词林而不得，则用外任；求之朝宁而不得，则用山林；求之荐绅而不得，则用妇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则用宗室；求之资格而不得，则用特用；求之文科而不得，则用武举。愈出愈奇，愈趋愈下！

张岱并没有将宦官的任用单独指出，而是将“求之荐绅而不得，则用妇寺”之举，置于整个崇祯朝用人的视角下。在官员的选任途径和任职资格等方面，崇祯朝都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宦官对政事的大幅参与甚至凌驾于部院督抚大臣之上，虽非政治运行之常态，但亦只是这一时期诸多“非常态”的一个方面；而除了宦官之外，宗室、武官甚至山野之人等，都曾被崇祯帝报以振刷朝局之希望。

崇祯朝宦官对军事的参与最为广泛深入，明亡后坚持抗清至死不屈的吴应箕，恰从战事角度对崇祯一朝进行了回顾：

袁崇焕之诛，五年平辽之对误之也；杨嗣昌之死，八月灭贼之期促之也；有高启（起）潜之分道，而后死象升于贾庄；有张若麒之督战，而后失承畴于关外；信熊文灿之招降，致贼宪（献）不复可制；勒孙传庭出关外，而后宗社随之。

短短几十个字，串联起了明朝最后十几年的覆亡过程。袁崇焕、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可堪救亡的督抚不断折损，关键战事一再失利。其中，宣大总督卢象升在朝廷的催促和指责下，仅率几千人迎战清军，关宁总监高起潜却拒不支援，致使卢象升战死于贾庄，即吴应箕所说“有高启（起）潜之分道，而后死象升于贾庄”。同样受困于监军的，还有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率兵援锦州，本欲步步为营且战且守，但监军张若麒逼其速战速决，洪承畴不得已出兵决战，被清军围困松山长达半年之久，后投降清朝，即吴应箕所说“有张若麒之督战，而后失承畴于关外”。然而，张若麒之监军，与高起潜之监军又有所不同，除了职权上的差异外，其最显著者，即为当时人谈论宦官时不断提及的——外臣与内臣的区别。张若麒时任兵部职方郎中，是为纯粹的“外臣”，而高起潜则为“内侍”宦官，从吴应箕的论述来看，两者对于战事失利的责任并无二致。因此，在吴应箕对于崇祯朝战事的回顾中，宦官似难构成国家败亡的主要责任人。

作为明遗民的张岱、吴应箕在明亡后以更开阔的视角思考明亡原因，认为明朝的灭亡主要在于崇祯帝的治国无方。虽然对宦官的任用在整个崇祯帝用人脉络中构成了亡国的一部分，但仅以此项，确乎不足以亡国。前文曾引张岱所言，认为明亡于天启而非崇祯，亡于魏忠贤而非流贼，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这样的结论因带着心有不甘的情绪而更显深刻。明遗民史家谈迁评论“先帝”时说：“寄腹心于近幸，忘向者逆案之惩创，嗟乎！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讬奄尹，自贻伊戚。”谈迁的“视举朝无一足任”之语，与张岱所言“天下之人无所不用”，正形成相互的对应。清人唐甄曾同情崇祯帝“不得已”用宦官，但他也直言不讳说道：“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

因此，明清之际有关亡国责任的讨论，虽不乏如陈鼎般的“宦官亡国论”者，但更值得留意的是，在诸多论及宦官的话语中对当朝大臣的抨击和对崇祯帝用人的批判，这都使得明末宦官之于亡国的责任降低。明亡前夕客居京师的钱直言：“览国家祸败之兴，不尽由于佥壬之罪也。”崇祯时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世德称：“置本兵、总、协、文武大僚于不问，专责宦官，宦官何足轻重乎？”遗民史家戴笠、吴乔总结明亡原因时，对“主上”和“廷臣”皆有批评，他们称“至于阉侍之情状，古今同然，不必言也”。站在清人的立场上，邵廷采认为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其实无补于事：“击亦亡，不击亦亡。”李塨也称：“（烈皇帝）用宦官亡，不用宦官亦亡。”康熙帝谕廷臣道：“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崇祯当朝时期，舆论因崇祯帝再度信赖宦官而大声疾呼“宦官亡国论”作为对皇帝的警告，但在明亡之后，当人们再度回顾与反思时，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

当然，崇祯朝宦官对政事的影响并未被忽视。皇帝的决策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宦官的影响，“每当大举措，则内珰启其端，似阴中而不觉也”；当崇祯朝战事孔棘之际，宦官四出并未强化作战的效果，反而“掣任事之肘，隳庶吏之心”；当李自成率军兵临城下之时，奉命守内城的宦官开门投降，加剧了明朝灭亡的进程，“市主者皆腹心之臣，清宫者号知命之士。向之所用，适以为贼间而速自毙”。然而，正如论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这些问题虽然发生于明末，但并非朝夕形成，而是长期的制度积累与政治传统所致。明朝的灭亡是一个朝代的终结，也是人们思考整个有明一代宦官政治的起点。

二、明代宦官政治与“有明之无善治”

明代的宦官参政几乎贯穿整个王朝终始，明太祖洪武朝宦官制度的组织基础已然成型，永乐时期，宦官更是广泛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中。至正统朝英宗年幼登基，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的中枢决策模式渐成定制。此后宦官势力虽有消有涨，但始终与明代政治勾连不绝。因此，明清之际人们对宦官问题的反思，多不囿于明末的短暂时间范围，而是以明亡为切入点，逐步向前推进，扩展至对明代二百余年之宦官政治的检讨。

在明朝灭亡前夕的生死关头，崇祯帝仍派遣内臣守卫城门，其对宦官的信赖令人惊讶，但却也被认为与其列祖列宗一脉相承。清人邵廷采称：“成祖以此始，思陵以此终。”崇祯帝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邵氏评价道：“躬蹈覆辙，殆又甚焉。”这“躬蹈”——亲身践履与传承的，正是明朝诸帝长期以来对宦官的信赖与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