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共识和根本特征的思想史考察

党的二十大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2页。）由此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最关键的实践目标——民族复兴和根本特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保障是强大的政党主导和正确的道路选择。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国人反复实践之后的历史结论，突显了中国的主体性和使命型政党的主动性。这一选择更多的来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

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的辉煌历史孕育了其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思想资源。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量，吸纳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现代性资源而形成的既有世界共同特征，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有别于“冲击—反应”的外源型现代化模式，有别于“传统—现代”蜕变的现代化解说，以及摆脱了帝国主义论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观念，中国式现代化更多的是“冲击—激发”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历史叙事应该遵循民族复兴的实践主线，其主导力量是使命型政党组织，其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此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中华民族复兴史具有高度同步性，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亦具有高度同构性。

学界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异常繁富，但从思想史角度的讨论尚不多见。相较于旨在“修正”西方终极价值尺度而寻找各国、各民族走向世界普遍历史过程中的特殊性和本土特色的研究而言，许纪霖主张从自身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现代化，以避免“各种寻找民族特殊性的努力，反而更强化了西方文明作为普遍性的中心地位”。（从历史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1期有一组笔谈，尤其是许纪霖《从自身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现代化》（《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1期）专门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历程和思想史价值。）本文试图从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转型的认识论角度，讨论基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共识和根本特征。

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共识

现代化发端于英国，继而在西欧、北美等地展开，然后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进。从现代化早发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近代中国开端于屈辱的鸦片战争。自此之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19世纪70年代的清廷奏折中，李鸿章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6卷，第159页。）“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等语描述了中国所面临的窘境。

为应对危局，清末以来之思想家设法应变。林则徐、魏源等“睁眼看世界”，逐渐形成新的世界观念与自我认知。冯桂芬在发扬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制洋器”“采西学”等建议，以图达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目的。他认为唯有讲求自强之道，“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 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9页。）在列强威逼之下，忧患意识所催生的“师而法之”“比而齐之”“驾而上之”的愿景，已蕴含着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只是以富强为核心诉求的洋务运动，在物的现代化实践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纯粹的世俗性技术改革只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小步。

真正唤醒国人的是民族灾难。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造成创巨痛深的丧师辱国、割地赔款局面。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传统上远落后于中国的蕞尔小国日本，今则通过变法一举而为强国，辱华特甚，造成国人极大耻辱感和挫败感。此乃梁启超所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的历史背景。清末的革命运动和戊戌革新都肇始于甲午战败。通过制度的现代化来摆脱列强侵吞、实现国家富强逐步成为国人民族复兴的共同认识。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0日，第2版。）虽然这次旨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而艰辛的探索并没有使中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但此后孙中山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

其时，以思想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实践——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国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冲撞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网罗。这一运动最终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特征，强调中国革命的目标在于破除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落后的封建政治势力，在此基础上扫除旧的生产关系并解放社会生产力，为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中国开辟道路。党的二大提出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由此确立。党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本身就是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和中心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必须通过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毛泽东的这种革命现代化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现代化实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652页。）毛泽东把民主革命理论与现代化建设构想历史地逻辑地联系起来，并将其发展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页。）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提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是近代以来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抵御外敌入侵、救国拯民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发展起点和实践共识，它始终是压倒其他的现代性目标。这里既有近代以来西方“冲击”中国传统秩序而形成的应激性反应，又有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现代发微，具有与西方世界不一样的历史主旋律和思想文化特色。

二、承担历史使命的政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作为赶超型现代化模式，离开强大领导核心的推动，现代化进程是难以想象的。中华民国肇建，政党政治一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时尚。其时，梁启超认为中国立国的目标是巩固、统一、经济强盛的“世界国家”。为达此目标，必须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党内阁式中央政府，“政体既归宿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藉政党不能运用”，因为“政党之前途与国家之前途，实相依为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5、626页。）但梁启超同样强调，政党之党员必须对国家对政党尽政治上的义务，政党则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不能成为“朋党”。梁氏此说自然是对民初中国政党之争演变为军阀、政客、绅商谋利的工具而发的不平之鸣。个人的理想本来就关乎利益。民初党争演变成了私利之争，政党亦演变成了“私党”。

孙中山对此亦有同样的认识。他强调政党要争政见不争意见：“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不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页。）他指出了政党政治的关键，为一己私利而争可谓结党营私、蝇营狗苟；为国家民族而争，乃系为使命而争，是使命型政党的特质。此一时期之党争并不具备使命意识。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观察布尔什维克，认定“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他将布尔什维克的性质界定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打破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党。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始就并非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意]G.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页。）的萨托利式政党，而是承担历史使命、拥有高度责任感、主动作为的使命型政党，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奋斗的过程中是一贯展现出来的。

党的一大清晰地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与革命理想：“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共产党人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51-54页。）“我们全体党员同志应共同起来完成此伟大的历史使命”。（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17页。）

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党仍然喊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在新时代，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立志完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有学者因此而称中国共产党这种使命型政党超越了西式政党简单的“代表与表达”功能，具有包括整合、分配与引领在内的新功能，“融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Party），其所致力于建构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治（Mission-oriented Politics）”。（ 唐亚林：《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兼与高民政、蒋德海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

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使党能够承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28年的筚路蓝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前人未竟之事业，在于其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坚持和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巩固团结的政党，团结带领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信仰和理想信念，在生死斗争和风险挑战中始终不忘初心使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党给中国人带来一个信念：“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