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3.0065

收稿日期：2022－09－12

作者简介：焦润明，辽宁大学历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李媛媛，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博士研究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9页。②  陈瑞云：《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

③  一是涉及地下抗日宣传方面的研究，如焦润明、焦婕：《论“九一八”后的抗战即为“全民抗战”》，《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王广义、王可研：《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战》，《前线》，2021年第9期；徐志民：《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等。二是涉及搜集日伪军政情报方面的研究，如王惠宇：《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对日军事侦察活动》，《长白学刊》，2015年第6期；刘信君：《关于东北抗联三个重大问题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郝江东：《远东战役视角下东北抗联教导旅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9期等。三是涉及破坏日军侵略设施活动方面的研究，如孙继英：《1931年至1937年东北工人的抗日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解学诗：《关于“特殊工人”的若干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张洪军：《伪满时期辽宁地区特殊工人的反日斗争》，《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等。

摘  要：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是在国民党政府及东北军政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并致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于敌手的大背景下，与日本侵略者在隐蔽战线上展开的抗战活动，包括抗日策反宣传、搜集日伪军政情报和破坏日军侵略设施等方面。东北地下抗战与公开的武装抗战互相配合，在日伪统治严密和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东北地下抗战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东北已有很大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已经认识到开展地下抗战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1931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即强调：“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① 把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作为重点关注问题。随着日军扩大侵略，东北沦陷，中国共产党遂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收复东北失地为主要任务，积极开展抗战活动，地下抗战成为东北沦陷时期最主要的抗战形式。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相关问题已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其中，陈瑞云概述了国共两党和爱国人士在东北开展的地下抗日活动，② 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活动的介绍较为简略，重点侧重于对地下抗日组织发展历程的介绍。其他学者如孙继英、刘信君、解学诗、张洪军、焦润明、郝江东、王广义、徐志民和王惠宇等人从“特殊工人”“抗日放火团”、东北国际交通站、东北抗联教导旅搜集情报工作等角度进行了有益探索，都有各自的学术贡献。③ 总的来看，介绍性文章偏多，史实性考证及学理性研究偏少，且尚无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进行系统研讨的成果，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些努力。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地下抗战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党组织鉴于东北已经沦陷的事实，在抗日宣传方面不得不更多地采取地下抗战的宣传方式，如撒传单、贴标语、出版抗日刊物、发表抗战言论和举办抗日文艺活动等，借以达到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抗日热情、组织东北民众积极抗战的目的。“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将油印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关于《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的全文内容，可参见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一年七月——一九三二年一月）》，1988年，第47-50页。秘密散发到群众手中，让广大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9月2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即明确提出“将我们的主张写成简单的标语张贴”，《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日军占领满洲情形、省委的策略及工作布置》（1931年9月22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一年七月——一九三二年一月）》，第68页。 把传单和标语作为抗日救亡宣传的重要载体。杨靖宇领导的哈尔滨地下党组织，“趁夜间在大街上散发传单，放在居民住宅和‘伪政府办公室’的桌子上”，一位勇敢的青年“在铁路局前的石柱上画了‘摧毁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Chong-Sik，Le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1922-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p.150. 1932年李顿调查团到沈阳以后，地下党组织领导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员张贴标语和撒传单，“宣传抗日反满，并且还用炸药轰炸日本领事馆和日本车站”。中共沈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沈阳市委党校编：《沈阳党史资料·沈阳地方党史大事记（1921—1949）》第1辑，1988年，第77页。 党组织利用“九一八”“一二八”“五一国际劳动节”等纪念日，开展撒传单活动。193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奉天特委将印刷的传单分发到沈阳市内各基层党部，准备以逛庙会的名义散发。党组织还利用东北民俗传统节日开展宣传工作，如潜入秧歌队、高跷队、灯会、庙会和戏院中开展秘密宣传活动。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党组织还秘密出版抗日刊物，传播党的政策和主张。其中，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刊发了大量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抨击国民党误国决策，以及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日经验等方面的宣传文章。

日伪当局经常采取突然袭击的检查方式，阻止和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活动。1931年11月22日下午3时，日伪侦缉队在沈阳小西门外发现两个“可疑”人员，“当即逮捕，由腰中搜出共产党信件及传单等，遂带往侦缉队队部究办”。《共党被获，搜出宣传文件》，《泰东日报》，1931年11月24日，第4版。 在一些纪念日到来之前，日伪当局会提前作应对准备，日伪“警察当局召集所属协议对策”。《八一共党纪念节，省城戒备种种》，《泰东日报》，1932年7月31日，第4版。 尽管日伪当局侦缉严密，这些抗日志士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各级组织仍一直进行积极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国民党政府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侵占。根据协定，中国不得在察哈尔北部和冀东地区驻兵，东北地区的抗日活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与此同时，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企图实现对东北地区的永久占领。作为应对策略，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则转变为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民众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收复东北失地为主要内容。

为使东北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认清抗战形势，党组织在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办报刊并积极向东北各地投送和散发。由于东北抗日游击区以农民为主，民族成分复杂，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地下党组织编印的报刊内容多以浅显的文字书写，并在报刊中附有插图和漫画来宣传抗战救国主题。1934年，吉东局秘密出版《反日报》，刊载了“抗日部队打击日伪军、破坏铁路交通”赵志刚：《我们夫妇二人在吉东的革命活动》，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牡丹江党史资料》第1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的消息，提振了民众的抗日士气。1936年，中共南满省委秘书处编印《南满抗日联合报》，使用中、朝两种文字并附带插图和漫画。党组织还在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和少先队等群众外围组织，协助开展地下抗日宣传工作。1936年秋，王仁斋率领抗联部队来到抚顺金斗峪东沟，向民众“揭露日寇奴役人民的罪行”，韩文章：《抚顺县人民与抗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抚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抚顺县文史资料》第1辑，1991年，第18页。 激发了当地民众的抗日意识，使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建立抗日交通站，传递情报，筹集物资，掩护抗联战士。据日伪资料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抗战宣传活动影响日益扩大，《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节录）》（1935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1页。 这说明地下抗战宣传工作已经产生了实际作用。

中国共产党还团结爱国文艺界人士，通过文学作品和文艺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行径。“九一八”事变后，一些在东北的爱国文学人士，如金剑啸、罗烽、白朗、舒群、萧军和萧红等人，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残暴统治，决心以笔抗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成为文化战线上抗日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在报刊上开辟副刊的形式发表抗日文学作品。1933年8月，《夜哨》的发刊词提道：“朋友们，看看你是那样的伟大与重要……你愿意像一条死狗般的顺水流去吗？起来，起来，这是‘夜哨’的忠告。”权：《生命的“力”——写在夜哨的前面》，《大同报》，1933年8月6日，第5版。 罗烽发表诗歌《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说什么胜似天堂》等，揭露了“日伪罪恶统治的本质，唤醒人民起来斗争”。罗烽：《忆在哈尔滨从事反日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第7辑，1985年，第142页。 金剑啸在《国际协报》副刊《文艺》上发表小说《星期天》《夏娃的四个儿子》，描写了中国人民在日伪统治下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号召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艾纹、温野：《金剑啸》，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文化厅，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市文化局编：《东北革命文化史料选编》第2辑，1992年，第115页。 此外，党组织领导和影响爱国文艺人士以隐晦方法编排抗日话剧、歌剧、戏剧和快板等方式传播抗日思想，开展地下抗战宣传活动。这些文艺活动既可以吸引民众兴趣，又可以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审查。金剑啸创作的话剧《穷教员》，在其结尾处连续发问，“我们活着的呢？（幕慢下）我们活着的呢？（幕全下）我们能等着这个死么？”用引人深思的发问作为话剧闭幕结尾，启发民众抗日情绪。唐韵笙编排的戏剧《扫除日害》（后改为《后羿射日》）《怪侠除奸计》《十二真人斗太子》《十二真人战玄坛》等，通过戏剧中不同角色的角逐，影射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激发民众抗日救国情怀。张寒晖的歌曲《松花江上》，在抗日战争期间广为传唱，激荡起无数颠沛流离的东北民众的思乡情绪，也激发了全国民众支援东北抗战的热情。这些抗日文学作品和文艺活动既饱含乡土情怀，又富有民族大义，不仅激发了东北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也表达了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及全国民众支援东北抗战和收复东北失地的急迫愿望。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们思想活跃，并能在普通民众中发挥思想启蒙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派出人员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授课的过程中批判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培养青年学生的爱国民族意识，吸纳进步青年加入党组织。1933年，张耕野（中共党员）在桦川中学教书，经常给学生讲岳飞和文天祥的故事。一些青年学生受到启发并加入党组织，后成立的桦川中学党支部成为“桦川中学和佳木斯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傅春发：《桦川中学的抗日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桦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桦川文史资料（伪满时期专辑）》第4辑，1990年，第108页。 1934年春，张佐汉（中共党员）在临江办起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开展地下抗战宣传工作。他经常深入学校传播抗联部队的作战消息，使许多师生了解前线作战状况，积极加入报社工作，报社很快发展到30多人。傅吉田：《革命烈士张佐汉》，中共抚顺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抚顺党史资料》第7辑，1989年，第197页。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为党组织中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