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话语与19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俄勒冈地区的主权诉求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3.0068

收稿日期：2022－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研究”（18ZDA211）

作者简介：许翔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19世纪美国政治史与对外关系史。

①  Henry Commager，“England and Oregon Treaty of 1846，”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28，No.1 （Mar.1927），pp.18-38.

②  Howard I.Kushner，“The Oregon Question is … A Massachusetts Question，”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75，No.4，（Dec.1974），pp.316-335.

摘  要：19世纪中期，美国与英国争夺俄勒冈地区的主权，“文明”话语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争夺俄勒冈地区的过程中，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一方面以“文明”的高下之分为依据，证明自身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占俄勒冈地区土地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具有被“文明化”的可能性。围绕“文明化”印第安人的问题，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突出英国移民的低劣道德品行及其母国的君主制度，认为它们给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此基础上，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主张只有具备优良道德品质、先进技术和共和制政府的美国才适合占领俄勒冈地区。但是，对技术扩张和先进制度的强调着眼于快速占领土地和建立政治机构，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他们对“文明化”印第安人的宣称，体现出了“文明”话语的多面性与虚伪性。

关键词： 俄勒冈；扩张话语；印第安人；西进运动

19世纪40年代，美国与英国围绕位于加利福尼亚地区以北、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河流域进行了激烈争夺，几乎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对自东向西进行大陆扩张的美国而言，该地区位于其扩张路线的最远端。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国人以从事皮毛贸易的商人和捕鲸的船员为主。19世纪40年代，美国移民开始大量涌入该地区定居，这势必与同样宣称拥有该地区主权的英国产生冲突。184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民主党提出，除非美国获得整个俄勒冈河流域的领土主权，否则不惜与英国一战。当然，对于后来向墨西哥开战的民主党政府而言，该言辞更多是一种强硬姿态，而非切实的政策主张，毕竟美国当时并不具备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实力，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不想过多与美国对抗。美英双方最终于1846年通过谈判，以北纬49度为界，划分了俄勒冈地区的归属。①

在移民大量涌入之前，美国社会何以对遥远的俄勒冈地区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学者们首先强调该地区丰饶的土地、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及与亚洲进行贸易的前景。②然而，对现实经济利益的强调，并不能完全解释当时美国人对俄勒冈地区的向往与狂热。有研究者注意到，以霍尔·杰克逊·凯利（Hall Jackson Kelley）为代表的移民推动者，通过举办公共讲座和出版关于俄勒冈地区自然条件的杂志，勾勒出一幅美好生活的愿景，引发公众对该地区的兴趣，推动民众向该区移民。Verne Bright，“The Folklore and History of the ‘Oregon Fever’，”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52，No.4 （Dec.1951），pp.241-53; Andrew C.Isenberg and Thomas Richards Jr.，“Alternative West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86，No.1（February 2017），pp.4-17.此外，还有学者从内战前美国区域政治的角度出发，强调南方政治家试图通过伸张对俄勒冈地区的主权来安抚北方人，缓解他们对奴隶制扩张的担忧，进而换取他们对美国兼并得克萨斯的支持。Leslie M.Scott，“Oregon，Texas and California，1846，”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36，No.2 （Jun.1935），pp.154-162.

上述观点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时人对俄勒冈地区的热忱，但忽略了美国如何看待印第安人这一关键问题。还有不少学术作品集中探究传教士如何在19世纪30年代

对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进行刻画，将他们塑造成满心期待皈依的形象，

但对传教士群体的过度关注使其忽略了探险者和政治家等其他人士在印第安人问题上的立场，其中对政治家群体态度的忽视尤为失当。参见Cameron Addis，“The Whitman Massacre：Religion and Manifest Destiny on the Columbia Plateau，1809-1858，”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Vol.25，No.2 （Summer 2005），pp.221-58; Gray H.Whaley，“ ‘Trophies’ for God：Native Mortality，Racial Ideology，and the Methodist Mission of Lower Oregon，1834-1844，”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107，No.1 （Spring 2006），pp.6-35; “Heeding God’s Call：The Whitman-Spalding Mission in Oregon Country，” The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Vol.91，No.1 （Spring/Summer 2013），pp.29-40.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美国历史学界愈发强调中下层群体在对外关系史中的作用，但事实上最终的立法动议与决策仍需由政治家完成。若忽视政治家就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的相关表态和话语，便淡化了美国政府在大陆扩张中的作用，不利于全面认识19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外扩张的机理，也无助于解释社会层面对俄勒冈地区的热情何以能够转化为政府辩论和行动。

就印第安人形象的构建问题而言，国内学界的最新研究认为，自大航海时代白人接触印第安人以来，白人社会塑造出了两种对立的印第安人形象，即“高贵的野蛮人”和“邪恶的野蛮人”，其中“邪恶的野蛮人”逐渐成为白人社会关于印第安人的主导叙事，从而为白人社会的扩张与征服正名。付成双：《白人种族主义偏见与北美印第安人形象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第185-208页。相关研究固然揭示了印第安人形象的总体变化趋势，但忽略了“高贵的野蛮人”形象也在白人社会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白人社会内部同样存在着“文明”程度上的差异。19世纪上半叶，美国如何运用“文明”话语，证明自身占领俄勒冈地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该疑问可通过以下数个相互关联问题得到解答：美国社会如何刻画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形象？如何描绘英国和俄国对当地印第安人的影响？如何认识自身的“文明”水准？美国社会一方面强调印第安人的诸多“陋习”，为自己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行为正名，另一方面则突出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与落基山脉以东的印第安部落不同，认定前者更加爱好和平，并具有接纳白人生活方式和皈依基督教的可能。从这一点出发，美国社会对英国及俄国做出评判，认为它们奉行专制色彩浓厚的君主制，且它们位于俄勒冈地区的定居点远离“文明中心”，两国移民的行为举止更近于“野蛮”而非“文明”，对该地区的印第安人产生了不良影响，会将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变成嗜血的“野蛮人”，并向印第安人灌输仇美思想，对美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需将这两国从俄勒冈地区驱逐出去，并由具备良好品德、优越制度与先进技术的美国人加以填补。本文力图证明，建立在“文明”话语上的对印第安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形象刻画，在当时美国社会对俄勒冈地区的热忱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有别于传统美国对外关系史所强调的经济利益、文化宣传与国家战略竞争在争夺俄勒冈地区中所产生的影响，当时白人与印第安人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而是存在着诸多分野。美国社会将不同的白人社会及印第安人社会依文明水准的高低进行排序，强调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具有被“文明化”的潜质，而该任务只能交由高度“文明化”的美国完成，进而吸引诸多移民前往俄勒冈地区定居，并促使国会通过相关立法，增强美国对俄勒冈地区的主权诉求与开发意向。

一、“文明”话语与美国对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形象的刻画

1803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领导一支远征队，前往美国新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地区进行探索，为日后的开拓和殖民做准备。在向西探索的过程中，远征队到达了俄勒冈河流域地区。而在此次陆上探险前，美国东海岸的捕鲸船与个体捕猎者已频繁光顾该地区并从事商业活动。1810年，从纽约出发的一艘船拉开了美国公民定居俄勒冈河流域地区的序幕，该定居点以此项事业的倡导者约翰·雅各布·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的名字命名，被称为阿斯托里亚堡（Fort Astoria）。但在1812年战争爆发后，英国很快派遣军舰，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摧毁了阿斯托里亚堡。“Report of the Committee，” H.R.Doc.No.45，17th Congress，1st Session，1821，pp.7-9.本文所使用的国会文件，均来自Congressional Serial Set数据库。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公民在该地区的活动仍以捕鲸和皮毛贸易为主，真正在该地定居垦殖的移民寥寥无几。直到19世纪40年代初，美国公民移民俄勒冈河流域的热情才真正高涨起来，这也导致美国与在该地区从事皮毛贸易多年、同样对其拥有领土诉求的英国产生了冲突。

尽管当时“天定命运”的理念尚未正式提出，但美国对俄勒冈河流域的主权诉求，无疑与其向西扩张密切相关。1803年，杰斐逊政府向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极大地向西扩展了美国的领土。1819年，门罗政府向西班牙购买了佛罗里达地区。这些被购买的领土在拓展美国疆域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处理与印第安原住民关系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认为，印第安部落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印第安人只是美国领土内的属民。美国联邦政府承认印第安原住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时常通过贿赂印第安部落的谈判代表，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土地。此外，联邦政府也无法有效阻止个人和州政府对尚未出售的印第安部落土地的侵占，成为自耕农的美好愿景与南部棉花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个人和州政府不断向西扩张，侵蚀印第安人的土地。在此情况下，印第安部落或者接受联邦政府的新安排，不断向西迁徙，或者选择向白人定居者开战，进而遭受联邦政府的武力镇压。参见［美］孔华润主编，石斌、刘飞涛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册，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76页；Brian Delay，“Indian Politics，Empire，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Vol.39，No.5 （November 2015），pp.927-942; Nicholas Guyatt，“‘The Outskirts of Our Happiness’：Race and the Lure of Colon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95，No.4 （March 2009），pp.986-1011; H.Jason Combs，“The Platte Purchase and Native American Removal，” Plains Anthropologist，Vol.47，No.182 （August 2002），pp.265-274.

鉴于上述背景，美国政治家在着眼于与英国争夺领土的同时，也关注如何从印第安原住民那里获取土地。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原住民由数十个部落构成，学者无法对他们进行准确分类，只能依据他们的语言及居住地做出大致划分。一些印第安人分布在俄勒冈河流域，擅长捕鱼，但在夏日里也会前往山地地区狩猎，而妇女则从事采摘，并收集可供编织的材料。这些部落基本上都讲支努干语，又可被细分为卡拉普耶、考利茨、克拉特索普和摩特诺玛等。在与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相遇时，他们约有1.6万人。在靠近落基山脉的内陆地区，则居住着内兹珀斯人、平颅人和蛇河人，他们的生活习性与支努干人相近，但被时人认为更加好战。Charles Henry Carey，History of Oregon，Chicago：Pioneer Historical Publishing Company，1922，pp.4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