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上京之战发覆

摘 要： 上京之战是辽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时间和发起动机与金军的作战意图密切相关。由于《金史·卢彦伦传》将传主降金时间错记为天辅四年，学界受此误导，多认为金朝在天辅四年上京之战后即占领辽上京。实际上，辽金上京之战有两次：一次在天辅四年五月，金朝意在震慑辽朝、以打促和;另一次在天辅六年七月，金军欲借道辽上京追袭天祚帝。前后两次金人均是获胜后旋即离开，并未占领上京。直至天辅七年卢彦伦以城降金，辽上京才正式纳入金朝版图。细究可知，以往学界认为的金朝“选择辽之五京及辽主为其战略目标”的战略计划并非史实。

关键词： 辽金战争;上京之战;卢彦伦

金军占领辽朝五京的战役均为辽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上京之战却长期为学界所忽略。论者多止于“天辅四年（1120）四月，阿骨打亲自率军攻辽，五月占领辽上京临潢府”这类较为简略的描述，对于金朝进攻上京（如未特别说明，本文上京即指辽上京临潢府）的作战意图、战后处置乃至战役次数都未仔细考辨。②不得不说，上京之战的受关注程度实在与其重要性不相匹配。笔者从《金史·卢彦伦传》的系年考辨问题入手，发现金朝占领上京的过程曲折复杂，绝非学界现有认识这么简单;进一步结合当时的局势可知，上京之战的进展态势也是金军攻辽战略的直接反映。

一、《金史·卢彦伦传》与上京之战

学者们多认为，金朝是在天辅四年（1120，辽天庆十年）五月辽上京留守挞不野投降之后即已稳固占领辽上京，这与《金史·卢彦伦传》的记载不无关系：

初取临潢，军中有辛讹特剌者，旧为临潢驿吏，与彦伦善，使往招谕，彦伦杀之。辽授彦伦团练使、勾当留守司公事。

天辅四年，彦伦从留守挞不野出降。授夏州观察使，权发遣上京留守事。师还，挞不野以城叛，彦伦乃率所部逐挞不野，尽杀城中契丹，遣使来报。未几，辽将耶律马哥以兵取临潢，彦伦拒守者七月。会援兵至，敌解围去，因赴阙。（《金史》卷七五《卢彦伦传》，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824页。）

据此记载，卢彦伦在天辅四年跟随留守挞不野出降。关于挞不野降金，《金史·太祖本纪》记载：天辅四年五月，“上亲临城，督将士诸军鼓噪而进。自旦及巳，阇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挞不野以城降”。（《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36页。）《辽史》也明确记载：天庆十年（1120）“五月，金主亲攻上京，克外郛，留守挞不也率众出降”。（《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79页。）

又有《金史·毛子廉传》云：

天辅四年，遣谋克辛斡特剌（即《卢彦伦传》之辛讹特剌）、移剌窟斜招谕临潢，子廉率户二千六百来归。令就领其众，佩银牌，招未降军民。卢彦伦怒子廉先降，杀子廉妻及二子，使骑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与窟斜经险阻中，骑兵围之，两骑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毙其一人，其一人挺枪几中子廉腋。子廉避其枪，与搏战，生擒之，乃彦伦健将孙延寿也。余众溃去。（《金史》卷七五《毛子廉传》，第1826页。）

则由上引可知，卢彦伦投降在毛子廉之后。参看本段校记，关于毛子廉投金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本传的天辅四年说;二是《金史·太祖本纪》与《辽史·天祚皇帝》的天辅六年说（1122，辽保大二年）。（《金史》卷七五《毛子廉传》“校勘记二”，第1836页。）若以天辅六年说为准，则卢彦伦投金时间也应在天辅六年之后。参酌《金史·卢彦伦传》的记载，金朝在卢彦伦投降之后才得以占领上京，则金人占领上京的时间不早于天辅六年。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前辈学者们对上京之战时间的判断。

然而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似乎无人质疑卢彦伦、毛子廉二传，而是认为《金史·太祖本纪》及《辽史·天祚皇帝》系年有误。如1975年点校本《金史》卷二《太祖本纪》“校勘记一三”云：

乙丑上京汉人毛八十率二千余户降。按本书卷七五《毛子廉传》，“毛子廉本名八十。天辅四年，遣谋克辛斡特剌、移剌窟斜招谕临潢，子廉率户二千六百来归”，即此事，在天辅四年，按之卢彦伦等传皆合，疑此处误。（《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页。除本条外，其余引用《金史》文献均为中华书局2020年版。）

这可视为一种代表性意见。其他如修订本《辽史》“校勘记”亦根据卢彦伦、毛子廉二传，指出《天祚皇帝》系年疑误：“毛八十降金当在天辅四年（辽天庆十年）五月金取上京以前。”（《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三》“校勘记一○”，第394页。）参与点校本《辽史》修订的邱靖嘉与苗润博也认同此见，且苗润博进一步指出：“《辽史》此处所记或系元人因循金代文献致误。”（ 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85页;邱靖嘉：《〈金史〉纂修考》附《金史》卷二《太祖纪》校注，校注四五，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98页。）2020年修订本《金史》同样在《太祖本纪》天辅六年七月乙丑“上京汉人毛八十率二千余户降”条下出校，认为系年疑误，理由同上。（《金史》卷二《太祖本纪》“校勘记二五”，第50页。）从上述论断来看，辽金二史的点校者判定《辽史·天祚皇帝》与《金史·太祖本纪》系年有误的预设前提是《金史·卢彦伦》与《金史·毛子廉传》中系年正确。但两传系年果真正确吗？我们还需进一步搜索史料才能甄别。

首先，考察《辽史》相关史料。其一，《辽史·天祚皇帝》保大三年（1123）正月条云：“上京卢彦伦叛，杀契丹人。”（《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三》，第388页。）这正好与《金史·卢彦伦传》载：金天辅七年（1123）“彦伦乃率所部逐挞不野，尽杀城中契丹”之事相呼应。其二，《辽史·萧乙薛传》亦语涉卢彦伦事：“（天庆）十年，金兵陷上京，诏兼上京留守、东北路统军使。为政宽猛得宜，民之穷困者，辄加振恤，众咸爱之。

保大二年，金兵大至，乙薛军溃，左迁西南面招讨使。以部民流散，不赴。及天祚播迁，给侍从不阙，拜殿前都点检。凡金兵所过，诸营败卒复聚上京，遣乙薛为上京留守以安抚之。

明年，卢彦伦以城叛，乙薛被执数月，以居官无过，得释。”（《辽史》卷一○一《萧乙薛传》，第1581-1582页。）

根据此记载可得如下三点认识：一、萧乙薛在天庆十年上京之战后接任上京留守，并且实际任职到保大二年（1122）上京再次失陷;二、因辽兵复聚上京，天祚帝第二次任命萧乙薛为上京留守，安抚士卒;三、保大三年，因卢彦伦叛变降金、萧乙薛被囚，辽上京才归入金朝版图。结合《辽史》两条材料可知，除保大二年被金军短暂破城外，从天庆十年上京之战后到保大三年卢彦伦投金前，辽上京始终在萧乙薛掌控之下，并未被金朝占领。其三，《辽史·耶律奴妻萧（意辛）氏传》曾指出卢彦伦在保大间有叛辽迹象，“保大中，意辛在临潢，谓诸子曰：‘吾度卢彦伦必叛，汝辈速避，我当死之。’贼至，遇害。”（《辽史》卷一〇七《耶律奴妻萧氏传》，第1622页。）这说明在天辅四年，卢彦伦尚未叛辽，再综合《辽史·萧乙薛传》的记载来看，卢彦伦投金的时间为保大三年是可信的。

再看《金史》相关记载。据《金史·太祖本纪》天辅六年六月戊子朔条记载：

上亲征辽，发自上京（笔者注：金上京（ 参见徐子荣：《〈金史〉天眷元年以前所称“上京”考辨》，《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2期。））。谙班勃极烈吴乞买监国。辛亥，诏谕上京（笔者注：辽上京）官民曰：“朕顺天吊伐，已定三京，但以辽主未获，兵不能已。今者亲征，欲由上京路进，恐抚定新民，惊疑失业，已出自笃密吕。其先降后叛逃入险阻者，诏后出首，悉免其罪。若犹拒命，孥戮无赦。”（《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40页。）

本卷同年七月乙丑条云：

上京汉人毛八十率二千余户降，因命领之。丙寅，以斡答剌招降者众，命领八千户，以忽薛副之。（《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40页。）

关于上述两则材料有两点需注意：一、阿骨打辛亥诏谕辽上京路官民的诏书中的“已定三京”指哪三京？查阅史书，不难看出是收国二年（1116）五月所定之东京、天辅六年正月所定之中京和四月所定之西京。正因为此时上京临潢府仍不在金朝控制之内，所以才有此诏谕。这也与《辽史·萧乙薛传》“保大二年，金兵大至”的记载相合。二、对比可知，上引材料中的“斡答剌”和“忽薛”就是《金史·毛子廉传》中“辛斡特剌”和“窟斜”的同名异译。如此则毛子廉在辛斡特剌等人的招降下于天辅六年七月降金可信，而卢彦伦杀辛斡特剌理应在天辅六年七月之后。综合《辽史》和《金史》的记载，基本可以断定卢彦伦降金时间应遵从《辽史·天祚皇帝》的记载，为天辅七年正月。进一步可推知，元代史臣在编修《金史》之时，因《卢彦伦传》误记传主在天辅四年投降，而又知毛子廉降金在卢彦伦之前，故将毛子廉降金事件也改在了天辅四年。由此造成了点校者所谓毛子廉、卢彦伦两传系年相合的情况，以致误导了学者们对辽金上京之战的判断。

理清上述几点即可得知，以往学界关于金朝在天辅四年就已占领辽上京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实际上，直到天辅七年正月之后，金朝才通过卢彦伦献城将辽上京收入版图。为进一步理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对辽金两次上京之战的经过进行重新梳理。

二、辽金第一次上京之战复盘

金人对天辅二年（1118，天庆八年）的议和活动抱有很大期望，希望结束战争、与辽划疆并立。（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天辅元年末显州之战结束后，足以保证金朝能够稳固占领辽东京道全域，标志着阿骨打基本完成了统一女真的夙愿。参见＼[日] 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127页。笔者赞同此观点，并认为随着女真建国目标的实现，阿骨打对辽金天辅议和抱有极大的希望，迫切想要得到辽在政治上的承认，实现两国和平共处，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言是为了麻痹辽朝的缓兵之计。笔者有另文探讨，此不备述。）可惜在册礼的最后阶段，辽廷态度迁延散漫且不愿给予金朝平等的地位，令金人大为恼怒。据《金史·银术可传》记载：天辅三年（1119）“辽大册使习泥烈遣回，约以七月半至，而尽九月习泥烈未来，上使诸军过江屯驻”。（《金史》卷七二《银术可传》，第1762页。）所谓过江，应是指诸路金军过混同江到长春州一线屯驻，直接威胁辽上京地区。之后天祚帝“复遣习泥烈、杨立忠先持册稿使金”。（《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二》，第379页。）但双方仍未就册文达成一致，同时天祚帝“乞兵于高丽”，（《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二》，第379页。）故阿骨打在天辅四年三月下诏：

辽人屡败，遣使求成，惟饰虚辞，以为缓师之计，当议进讨。其令咸州路统军司治军旅、修器械，具数以闻。辛酉，诏咸州路都统司曰：“朕以辽国和议无成，将以四月二十五日进师。”令斜葛留兵一千镇守，阇母以余兵来会于浑河。（《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36页。）

此处需注意的有两点：此次进军是合黄龙府路与咸州路的主力倾师而来;大军集结地点位于浑河（此浑河即今吉林西北、内蒙古东北之霍林河，位置在临潢府以北，而非东京道沈州之浑河）。至四月乙未，诸军会师完毕，阿骨打“自将伐辽。以辽使习泥烈、宋使赵良嗣等从行”。（《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36页。）至五月甲辰：

（阿骨打）次浑河西，使宗雄先趋上京，遣降者马乙持诏谕城中。壬子，至上京，诏官民曰：“辽主失道，上下同怨。朕兴兵以来，所过城邑负固不服者即攻拔之，降者抚恤之，汝等必闻之矣。今尔国和好之事，反覆见欺，朕不欲天下生灵久罹涂炭，遂决策进讨。比遣宗雄等相继招谕，尚不听从。今若攻之，则城破矣。重以吊伐之义，不欲残民，故开示明诏，谕以祸福，其审图之。”上京人恃御备储蓄为固守计。甲寅，亟命进攻。上谓习泥烈、赵良嗣等曰：“汝可观吾用兵，以卜去就。”上亲临城，督将士诸军鼓噪而进。自旦及巳，阇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挞不野以城降。赵良嗣等奉觞为寿，皆称万岁。是日，赦上京官民。诏谕辽副统余睹。壬戌，次沃黑河。宗干率群臣谏曰：“地远时暑，军马罢乏，若深入敌境，粮馈乏绝，恐有后艰。”上从之，乃班师，命分兵攻庆州。（《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3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