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延缓灭吴之因辨析

摘 要： 西晋灭吴之战一再延缓，绝非偶然，因为无论从西晋的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来看，至少面临着四大问题：其一，以贾充为代表的伐吴反对派力量十分强大，屡屡阻挠伐吴大计;其二，秦凉之变迫使西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平叛，更为严重的是，影响到西晋的整体战略方针——平吴战略部署的执行;其三，汉晋之际疫病大流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咸宁二年（276）前后，瘟疫大规模暴发，几乎危及晋武帝本人生命，甚至连皇太子的储位都发生了动摇。在此情况下，武帝不可能顾及伐吴之事;其四，西晋拥有一支约五十万人的军队，但其中大部分是步军和骑兵，缺少水军和战船。与吴军水师相比，明显处于下风，所以难以逾越长江天险。

关键词： 延缓灭吴;贾充阻挠;秦凉之变;疫病大流行;王濬造船

公元262年，司马昭令钟会、邓艾等人分数路伐蜀，魏军攻蜀势如破竹，很快攻克成都，逼降刘禅。蜀汉的灭亡标志着维持了数十年之久的魏、蜀、吴三国鼎足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天下归一的大势已经非常明显。 然而，西晋灭吴之事却久被搁置，迟至十余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方才完成统一大业。

从西晋建国始至灭吴前，晋、吴两国长期在疆界对峙。除陆抗平步阐、收复西陵之外，双方在边疆仅有小规模冲突，而鲜有大规模战争，且多为孙吴一方主动挑起事端，而实力更强的西晋“闻吴师将入”，不仅不出兵反击，反倒以“筑垒遏水以自固”，明显是一种被动挨打的态势。按理而言，晋强吴弱，晋大吴小，特别是“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西晋趁势伐吴，应该是顺势而为、顺理成章之事，但晋武帝伐吴为何推迟得这么久呢？这是一个颇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晋武帝时代的前期，司马炎并未将灭吴作为首要任务，因为此时西晋代魏不久，政局尚不稳定。但武帝中期，他仍对平吴缺乏迫切的愿望，这就令人费解了。因为缺少功业，特别是缺乏破灭敌国的武功，一直是司马炎政治上明显的短板。司马炎若要比肩三祖，唯一的途径就是灭掉孙吴，扫平四海，统一天下。正如羊祜所言：“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 《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21页。）这是司马炎即位之初政治形象的写照。晋武帝虽为开基之主，但平吴之前，却给人以一种坐享先人遗产，碌碌无为的感觉。羊祜认为晋武帝只有通过灭吴，建立不世之功，才能加强中央集权，摆脱平庸之君的地位。故他在上书中言道：“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混一六合，以兴文教，则主齐尧舜，臣同稷契，为百代之盛轨。如舍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 《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21页。）

羊祜所言极是。西晋建国之后，非比汉末群雄割据，诸侯林立的形势;也非三国鼎立，吴蜀联盟，足以抗衡曹魏的局面。西晋面临的敌人只剩国势并不强盛的孙吴，而且吴主孙皓是三国时期出名的暴君。羊祜云：“孙皓之暴，侈于刘禅。”（ 《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8页。）薛莹曰：“皓昵近小人，刑罚放滥，大臣诸将，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 《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元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569页。）事实证明，羊祜、薛莹的评论极为准确。公元280年，西晋出动大军攻打孙吴。孙吴这个创业八十多年，建国近六十年的政权在西晋的攻击下，并未作太多抵抗，仅仅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这就说明孙皓的统治确实不得人心，正如吴丞相张悌所言：“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 《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注引《襄阳记》，第1175页。）

对此状况，晋武帝未必不知，他即位之后，也想有所作为，以摆脱自己端拱而治、平庸君主的形象。然而司马炎建国称帝，并非如汉高、魏武的模式，靠“征诛”而取天下。而是凭借“三祖”功业而遽登大位。司马昭的离世比较突然，咸熙二年（265）五月称晋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 《晋书》卷二《文帝纪》，第44页。）准备代魏，八月就突然撒手人寰。司马炎登基前没有受到多少政治上的历练，也未曾领兵出征，出镇州郡，甚至连他的世子地位都是靠贾充、裴秀、山涛等人的拥戴才获得的。所以即位之初他还不能乾纲独断，独自决策朝廷的大政方针。除此之外，晋武帝之所以推迟伐吴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兹具体辨析如下。

一、贾充在西晋朝廷的特殊地位

武帝登基之初，并未形成由自己藩邸旧臣组成的决策集团，而只能依赖其父司马昭时期的老臣贾充、裴秀、王沈、荀勖、羊祜等人。泰始年间，民间流传“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 《晋书》卷四○《贾充传》，第1175页。）从民间谚语来看，五人之中，贾充、裴秀、王沈的地位似乎更为重要，但是王沈在泰始二年（266）就已病逝。裴秀虽然是西晋各项政治制度的制订者之一，但他后期醉心于《禹贡地域图》的制作，对朝政国事关注较少。泰始四年（268）他由尚书令升任司空，司空虽为三公之一，却是闲职。泰始七年（271），裴秀因服食寒食散后饮冷酒而离世，年仅48岁。

在西晋朝廷中，唯有贾充权势最重，且具有特殊的地位。“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帝（司马昭）甚信重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赐甲第一区。五等初建，封临沂侯，为晋元勋，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 《晋书》卷四○《贾充传》，第1166页。）司马氏能化家为国，亡魏成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贾充的鼎力相助。特别是高贵乡公曹髦讨伐司马昭事件，贾充令成济刺杀曹髦，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古时期，弑杀君主实在是一件大逆不道之事。东汉以来，清议最盛，士风激浊扬清，极重名节，君臣之间的关系一旦确立，忠君意识便成为士人伦理中最为重要的准则。因此除贾充这样完全背离儒家道德规范的士人之外，恐怕即使是最忠于司马氏的人也不太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充当弑君的角色。司马氏集团中的大多数人物出身儒家大族，虽然他们为家族门户及个人利益计，在曹、马斗争的关键时刻，倒向司马氏阵营，支持魏晋禅代。但他们行事做人仍然是有底线的，为维护儒家纲常及家族门户的声誉，他们宁死也绝不做违背君臣伦理之事。

贾充虽有一定才干，但其趋炎附势，见利忘义。《晋书·贾充传》记载其“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 《晋书》卷四○《贾充传》，第1167页。）司马昭不是不知道贾充道德素质低下，但贾充在司马代魏的过程中，“抽戈犯顺”的弑君作用确实无人可以替代。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贾充投靠司马氏，杀魏朝天子，成就了司马氏的夺权大业，在叛徒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司马昭父子对他感恩戴德。”（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所以司马昭在朝廷一致要求追究弑君凶手的舆情高压下，仍然要极力保护贾充，（ 《资治通鉴》卷七七，魏元帝景元元年五月条曰：“（司马）昭入殿中，召群臣会议。尚书左仆射陈泰不至，昭使其舅尚书荀召之，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乃入，见昭，悲恸，昭亦对之泣曰：‘玄伯，卿何以处我？’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复更言。”（第2454页）不仅陈泰要追究弑君的罪行，连司马昭之叔司马孚也觉得其侄司马昭弑君有悖君臣之道，故“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参见《晋书》卷三七《宗室·安平献王孚传》，第1084页。）绝不让他充当弑君的牺牲品，其考量并非完全是因为贾充是自己的心腹，而是服从司马代魏的政治需要。司马氏重用贾充，抑或还有更为长久的考量，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司马氏弑君事件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进一步放大，造成更为恶劣的政治影响，甚至导致了两晋诸帝在日后一百五十余年政治上的被动地位。（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0页）可见司马氏的后裔也为祖上的弑君之事感到羞愧。）

每当弑君事件遭人诟病时，贾充总是充当司马氏父子挡箭牌的角色，饱受冷嘲热讽和舆情指责。太康元年，吴主孙皓投降，被押至洛阳，“贾充谓（孙）皓曰：‘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颜色无怍。”胡三省于此加注曰：“斥充世受魏恩而奸回附晋，弑高贵乡公也。”（ 《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元年五月条，第2569页。）有一次贾充设席，宴请朝士，中书令庾纯姗姗来迟，引起贾充与他互相讥讽。庾纯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 《晋书》卷五○《庾纯传》，第1397-1398页。）孙皓、庾纯所云弑君元凶是谁？世人皆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敢把矛头指向司马昭，结果只能让贾充继续充当替罪羊，替司马氏背黑锅。所以贾充不仅仅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而且也是司马氏弑君事件最好的挡箭牌。

贾充不仅是司马昭最信赖的心腹，而且与武帝也有特殊的关系。贾充长武帝近二十岁，算得上是武帝的长辈。司马昭当年在立嗣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史载：“文帝以景帝恢赞王业，方传位于舞阳侯（司马）攸。”多亏“（贾）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 《晋书》卷四○《贾充传》，第1166页。）可见，贾充有恩于武帝，若不是贾充在司马昭面前极力美言，司马炎的世子地位几乎不保。（在武帝与其弟司马攸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司马攸具有很大的优势，其“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司马懿）每器之”。司马昭对他也特别宠爱，每次见到司马攸，司马昭都抚摸着自己的椅子说：“此桃符座也。”桃符是司马攸的小名，司马昭之意是自己日后将把大位传给司马攸。故司马攸“几为太子者数也”。参见《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3页。）

司马昭薨殂前，武帝（司马炎）请问后事，文帝（司马昭）曰：“知汝者贾公闾也。”（ 《晋书》卷四○《贾充传》，第1166页。）隐然将贾充比作未来天子的伊尹、周公。在西晋朝廷中，贾充作为开国重臣，与武帝既有君臣名分，又有姻亲关系。（ 贾充女贾褒（一名荃）及贾南风分别适齐王司马攸及太子司马衷，与司马氏结为姻亲。）晋朝建立后，贾充任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后升任司空、太尉等要职，封鲁郡公，地位之显赫无与伦比。晋武帝即位初期，由于缺乏治国理政的政治经验，所以在诸多朝政国事上不得不仰仗贾充，贾充一时间遂成为不可或缺的国之栋梁。（ 贾充母去世，贾充治丧丁忧后，司马炎派黄门侍郎前去慰问，及后以东吴边境有事，派典军将军杨嚣宣谕，命他六十日内复职。）而且贾充又素来“能观察上旨”，注意维护晋武帝的权威，故贾充虽屡遭众臣弹劾，但始终为武帝所信任。

在西晋伐吴这个重大国策上，贾充是最大的反对派。每逢关键时刻，贾充总是上表反对伐吴。由于贾充的特殊地位，其身为“国之宰辅”，握有大权，在朝政国事上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故使得晋武帝犹豫不决。因此西晋伐吴之举一直延宕至太康元年。如不是因羊祜屡上分析极其深刻的伐吴表章，（ 参见《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8-1019页。）杜预的频频催促，（ 参见《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28-1029页。）以及张华在与武帝下棋时推翻棋盘，（ 《晋书》卷三四《杜预传》载：“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杜）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第1029页））恐怕武帝还难以下决心。然而即使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的时刻，贾充仍然坚持反对伐吴。武帝考虑到他的地位，不得已，仍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军，为伐吴大军的元帅。不料贾充上表声称：“（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兴军致讨，惧非其时。又臣老迈，非所克堪。”居然拒不从命。武帝只得对贾充说：“君不行，吾便自出。”表示若贾充拒命，则自己以天子的身份亲自率军伐吴，贾充这才勉为其难，挂帅出征。然而，就在西晋伐吴大军节节胜利，已经攻克武昌，即将兵临吴都建业之时，贾充仍然固执己见，阻挠伐吴大军乘胜前进。他上表称：“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 《晋书》卷四○《贾充传》，第1169页。）此时，中书监荀勖亦上书，认为贾充所言极是，应该迅速召还伐吴大军，以为后图。由此可见，西晋以贾充为代表的伐吴反对派力量十分强大，屡屡阻挠伐吴大计。正是由于贾充在西晋朝中的特殊地位，才使得武帝迟迟难下决心，这是西晋伐吴不断延宕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