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沃土到瘠壤：明清淮北地名变迁与水患成因

摘 要： 北宋以前，淮北素有“沃土”之称，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南宋以后逐渐衰落。民谚“江淮熟，天下足”，在宋以后变成了“苏湖熟，天下足”。原来指称淮北的“鱼盐之邦”“鱼米沃壤”“鱼米之乡”，明清后被“穷山恶水”所替代;“鱼米之乡”则成了江南的别称。淮北经历了从沃土到瘠壤的惊天衰变。明清政府在淮北的治水，首要目的不是防灾减患，而是维持漕运，严重地破坏了淮北的水文和生态环境，使水资源极为丰富的淮北成为一个工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甚至季节性缺水与季节性洪涝并行的地区。以致淮北方言中长期称田为“湖”，民众忘记了田与湖之别。

关键词： 沃土;瘠壤;鱼米之乡;穷山恶水

据统计，淮北盐城、淮安和涟水在1550—1950年这400年间所发生的水灾次数在5000年间发生的水灾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88.9%、71.5%和95.6%。①近年来，学界公认，1500—1900年间是洪泽湖流域洪涝的多发期，且农作物栽培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稻麦两熟的耕种制度，演变成以玉米、番薯类为主的粮食种植。近年来，学者对这一变迁的原因做了“科学的”分析，但其结论则令人不敢苟同。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小冰期”一说。各种相关的论点基本源于竺可桢的历史气候研究。竺可桢认为：“中国地貌工作者，近年来在天山东段海拔3650米高处，发现完全没有被侵蚀，看来好像是最近新留下来的终碛石，这可能是第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寒冷时代所遗留，即西欧人所谓的现代‘小冰期’。”②

竺可桢把中国历史上的低温期定在公元1400—1900年的500年间，即便在其间最温暖时段，“气候也没有达到汉唐期间的温暖”。③

这一研究自有相当的科学依据，但近年各类历史物候学者把诸多历史事件归因于气候变化，则过于牵强。竺可桢同时认为，“在这五百年间，我国最寒冷期间是在十七世纪，特别以公元1650—1700年为最冷”。④

众所周知，这段时期是所谓的清初“盛世”，特别是“康熙之治”时期，“小冰期影响”说无法解释清初灾害降低的现象。有学者弥缝说，康熙时期，气候虽然寒冷，但康熙励精图治，缓解了因自然灾害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⑤既然励精图治可以解决小冰期的负面影响，那么，“小冰期”的负面影响如还存在，似可归咎于统治者没有励精图治。还有学者提出所谓的厄尔尼诺影响说：“洪泽湖流域洪涝灾害变化同El Nio事件存在一定的统计对应性关系，

在El Nio事件年及其次年是洪泽湖流域洪涝的多发年份。”叶正伟、朱国传：《洪泽湖流域洪涝灾害演变趋势及其与El Nio事件关系》，《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11期，第1090页。厄尔尼诺不仅影响地球，甚至影响太阳系，它显然不是靶向毒物，为何单单对极小范围的洪泽湖流域产生如此剧烈的影响？

揆诸史实，淮北的水灾和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演变，实非上天之过，主要是因封建统治者对水利的决策失误所造成的。

一、保运朝政与淮北水患

明清在淮北治水，支出约占全国治水经费的八成。但这些大规模的治水基本是为政治服务，大多要牺牲某个区域或多个区域，以维护朝廷视之为命脉的核心利益。

在1400—1900年之间的所谓“小冰期”，淮北水灾确实数量惊人。据《明史·五行志·水潦》，仅明万历年间（1573—1620），黄河就多次决溢。在

明代276年时间里，黄河决溢和改道456次，平均7个月一次;

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人民黄河》，水利电力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清代1644—1840年，黄河决溢361次，平均6.5个月一次。

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人民黄河》，第55页。但有清一代，黄河流域发生旱灾201次，平均一年多一次。

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人民黄河》，第33页。水患与旱熯在同一地区循环往复，这恐怕不能用厄尔尼诺影响下的降水多少来解释。史载，黄河远在小冰期或厄尔尼诺影响之前，就已多次肇灾，如汉兴三十九年（前168），“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其后四十有余年……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09页。其后，河决之患不绝于书。“金明昌（1190—1196）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元溃溢不时，至正中受害尤甚，济宁、曹、郓间，漂没千余里。”《明史》卷八三《黄河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3页。

万历时代，黄河在河南省的河道宽达二三十里（合3600～5400丈），但到徐州附近，为了束水攻沙，黄河河道宽度被缩至80余丈。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8页。这些地方的黄河两岸，并无砖石建成的大堤，而是土性较松的黄土。这里的黄河特别容易溃决也就可以理解了。万历四年二月，督漕侍郎吴桂芳言：“淮、扬洪潦奔冲，盖缘海滨汊港久堙，入海止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城）、安（东）、高（邮）、宝（应）不可收拾。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明史》卷八四《黄河下》，第2048页。因此，淮北的水患是人祸，而非天灾。明代进士刘尧诲写道：“淮扬多水患，而说者以为天数，岂非妄哉。”（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6页。

隆庆末、万历初任总河的万恭多次明确地反对加固黄河南岸河堤，认为为了保运道，让河水淹没黄河南岸地区（即淮北）是最合理的选择。他写道：“河南属河上源，地势南高北下，南岸多强，北岸多弱。夫水，趋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堤之议者，是偪河使北也。北不能胜，必攻河南之铜瓦厢，则径决张秋;攻武家坝，则径决鱼台，此覆辙也！若南攻，不过溺民田一季耳。是偪之南决之祸小而北决之患深。”（明）万恭原著，朱更翎整编：《治水筌蹄》，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他再三强调，让黄河南徙是维护运道安全的保障，“黄河南徙，国家之福也”。

（明）万恭原著，朱更翎整编：《治水筌蹄》，第28页。他非常正确地指出，若消除淮北的水患，让黄河从铜瓦厢改道即可：“若不为饷道计，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复禹故道，则从河南铜瓦厢一决之，使东趋东海，而河南、徐、邳永绝河患。”（明）万恭原著，朱更翎整编：《治水筌蹄》，第37页。值得注意的是，1855年黄河“自行”改道，就是从铜瓦厢冲决的。这说明明代河臣非常清楚淮北水患的真正症结，即淮北水患是人为控制的结果。

湖底平均海拔高于东部地面五六米的洪泽湖堤高家堰同样易决易溃。洪泽湖作为服务漕运的巨型水利设施，在湖水越过志桩标线或漕船过淮后，往往开坝泄水。就淹没百姓的效果而言，掘坝减水与湖堤溃决几无二致。要知道，作为中国第四大淡水湖的洪泽湖本质上是一个人工大水库。一般说来，蓄水用的水库多建在山谷中;如三面临山，只要在谷口修一道坝堰即可，这样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土地被淹。明代修筑的高家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落差、地势极为平坦、极不适合修建水库的淮河中游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人工湖泊，且仅有东部一道堰，湖的西面、北面、南面均无实质性的堤堰。在以后的近300年里，一代又一代的河臣们不断地加固加高高家堰，事实上是在不断地扩大两淮地区的灾源。

洪泽湖大堤高家堰对淮北的影响，可参见浮山堰造成的恶劣后果。南朝梁武帝（502—549）时，并没有所谓的小冰期或厄尔尼诺影响。梁军在淮河浮山一带筑堰，以水淹攻当时魏军据守的军事重镇寿阳。浮山在寿阳下游约220公里处，地势相差8～10米。张卫东：《浮山堰》，《中国水利》，1985年第11期，第36页。公元516年春，大堰建成，长9里，下宽140丈，上宽45丈。大堰直接造成“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隔戍稍徙顿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梁书》卷一八《康绚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91-292页。当年秋，淮水暴涨，仅存4个月的大堰溃决。《梁书》卷一八《康绚传》，第292页。“淮堰坏，死者十余万口”。（北魏）郦道元著，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水经注校》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据初步估算，浮山堰形成的水域面积约为6700多平方公里，积水覆盖了今五河、泗县、凤阳、蚌埠、灵璧、固镇、凤台、寿县以及颍上、霍邱等县市的大部或一部分，总蓄水量在100亿立方米以上。

张卫东：《浮山堰》，《中国水利》，1985年第11期，第37页。浮山堰在高加堰西部五河地区，此处淮河河底低于洪泽湖湖底7尺有余。苏民生、武同举：《促进导淮商榷书（民国十二年十一月）》，《江苏水利协会杂志》，1923年第16期，第3页。浮山堰蓄水几淹没了寿县城，洪泽湖蓄水时显然也要淹没大片的淮域地区。

淮河进入安徽省，从洪河口到洪泽湖，通称为中游，流域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长490公里。以安徽西部的山地丘陵为中游起点，落差仅为16米，比降为0.03‰。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实际上，淮河中游许多河段是倒比降。据民国初年实测：“计杨庄旧黄河底高于海平面十米突……洪泽湖底真高亦十米突。……洪湖底，乃高于上游盱眙淮底二尺许，盱眙淮底又高于上游五河淮底五尺许，由五河至寿县一带三四百里间之淮底，几无倾斜。”苏民生、武同举：《促进导淮商榷书（民国十二年十一月）》，《江苏水利协会杂志》，1923年第16期，第3页。

洪泽湖底的海拔—般已达到10米多，最低凹的部分也在8.5米上下。湖底东部的一带洼地，海拔六七米。里下河平原海拔只有3米左右，比湖底低6米多。

鞠继武编：《洪泽湖》，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第18页。根据后来设立的水位标志推算， 万历初年潘季驯修筑的高家堰堰顶高程在12.2 米左右;康熙十七年（1678）靳辅加修高家堰，堰顶高程约14米;后来逐渐加至19.0～19.5 米之间。

简培龙、简丹：《洪泽湖大堤历史演变研究》，《中国水利》，2017年第9期，第53-56页。嘉庆年间，南河总督黎世序称：“上年洪湖蓄水一丈七尺，尚不能畅出刷黄。”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第18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82页。道光初年，更要蓄到一丈八九尺，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运河卷）》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甚至“非蓄水二丈不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淮河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后蓄水2丈仍嫌水位太低。道光十四年（1834）江南河道总督麟庆指出：“蓄清刷黄，治河通义。特今之黄河，底已淤高，故湖水昔存九尺而畅出，今则二丈而不敌。”（清）麟庆：《洪泽归帆》，（清）麟庆著文、汪春泉等绘图：《鸿雪因缘图记》第2集下，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也就是说，以洪泽湖底海拔10米、蓄水2丈（6.4米）计，即淹没高家堰以西皖北地区海拔16.4米以下的地区。而洪泽湖以百亿立方米计的湖水水位更高于东部苏北平原10米左右。

由于洪泽湖水位不断提高，在淮河中游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湖泊群。其中较大的有焦冈湖、黄湖、殷家湖、沱湖、天井湖、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高唐湖、花园湖、女山湖、涧溪湖等。这些湖泊的形成年代大都在18世纪前中期。张义丰等主编：《淮河地理研究》，测绘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康熙年间，分布在运河西堤以西的湖泊有氾光湖、白马湖、甓社湖、邵伯湖等17个湖泊。（清）靳辅：《下河形势纪》，《治河奏续书》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579册第39页。

明代重开会通河，在济宁附近建运河水柜，即在运河所经线路的地势最高处建立人工大水库，且四周大部没有堤堰。永乐九年（1411），宋礼重开会通河时，水柜昭阳湖周围不过10余里，80多年后，扩大了7倍。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泇河通航后，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等都成为水柜。曹瑞民：《微山湖的形成》，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微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微山湖：微山湖资料专辑》，1990年，第2-3页。康熙六十年（1721）夏，康熙帝谕九卿等：“山东运河，全赖众泉蓄泄微山湖，以济漕运。……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间截水灌田，以为爱恤百姓。不知漕运实由此而误也。若不许民间偷截泉水，则湖水易足;湖水既足，不难济运矣。”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页。康熙帝的这一最高谕旨，长期为地方官员无条件地严格奉行。乾隆年间，微山湖的面积竟达2055平方公里。曹瑞民：《微山湖的形成》，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微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微山湖：微山湖资料专辑》，第7页注2。实际淹没的地区无以估算。环湖地方官员像峄县县丞、滕县和沛县主簿，均以在微山湖“蓄水之多少，为该职之称否”。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一，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6、7页。魏源指出：“山东微山诸湖为济运水柜，例蓄水丈有一尺，后加至丈有四尺，河员惟恐误运，复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于是环湖诸州县尽为泽国。而遇旱需水之年，则又尽括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灌溉。是以山东之水，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人事实然，天则何咎？”（清）魏源：《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8页。南河总督黎世序写道：掌管微山湖蓄水事宜的泇河厅，总是不断抬高水位，“但求蓄水之多，而不顾地方被淹之苦”。这些掌管蓄水事宜的官员，实则控扼周围百姓的性命，“名为惜水如金，实则有心操切。名为留有余以备不足，实则但顾运而不顾民。至湖水长至一丈七八尺，数州县田没水底，该河员故作咨嗟可悯之语，实则乃深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