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部鲜卑的发展及对东北汉文化传播的贡献

摘 要： 公元1世纪，匈奴族在西汉、东汉连续数百年的打击下，族众主力部分远遁我国北方草原，史载仅留下约10万帐并被归入鲜卑族中。公元2世纪初年，檀石槐统一鲜卑族各部，将其分为东部、北部和西部三大部分，分别设立“大人”进行管理。北部鲜卑主要由拓跋氏构成，又称拓跋鲜卑，是鲜卑三大部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有关北部鲜卑的起源、发展、壮大及演变诸问题，加之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问题等等，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既有利于学术界对北部鲜卑族史的全面认识，更有利于对鲜卑整体民族史，乃至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史的深刻认识和把握。

关键词： 北部鲜卑;汉文化;嘎仙洞;石刻祝文

北部鲜卑是鲜卑族的一支，亦称别部鲜卑或拓跋鲜卑，因在鲜卑诸部落中位居北方，故名。北部鲜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北方少数民族之一，自西汉末年开始南迁，至公元4世纪末建立北魏政权，北部鲜卑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纵横驰骋，改变了当时中国北方草原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建立北魏政权后，北部鲜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大力施行汉化政策，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以北部鲜卑为首的诸多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学者始终关注北部鲜卑的族史和国史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嘎仙洞石刻祝文的被发现，近年来发表和出版的论著，多认定北部鲜卑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土著民族，起源于大鲜卑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北段），经过长途迁徙，抵达中原地区并建立了北魏北朝。①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多种类史料的爬梳整理，对北部鲜卑族源、其与周边各民族关系、大鲜卑山之历史地位、北魏王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贡献、世祖遣李敞告祭鲜卑石室，以及石刻祝文的价值与意义诸问题进行了新的论述和考辨，以求教于方家。

一、北部鲜卑的发展

北部鲜卑仅指拓跋鲜卑，因在北方的诸部鲜卑中居地靠北，故名，《通典·边防典》还称其为别部鲜卑。因为此部鲜卑的居住地靠北，与中原内地距离过远，中间又悬隔着其他民族，所以北部鲜卑初期社会发展较为后进，其向南迁徙的时间亦在东部鲜卑的慕容氏、宇文氏和段氏之后。当慕容氏鲜卑持续强大并建立诸燕政权之时，拓跋鲜卑抓住了中原失序的机会，自身逐渐强大起来，并开始大规模南迁，最后，建立了北魏王朝，一举统一了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北中国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与南朝对峙的局面。

拓跋鲜卑之“拓跋”一名，《魏书·序纪》谓：“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页。译成汉语，是“土后”之意。此说与《周书·文帝纪》载“宇文”一词的来历颇为相似。这无疑是鲜卑民族接触汉文化后，根据自己的历史加以总结形成的说法。

拓跋鲜卑虽然属北部鲜卑，但却与西部鲜卑的秃发鲜卑同源，是一个支族的两次分化。对此，清代学者钱大昕于《二十二史考异·晋书五》中指出：“案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古读轻唇音如重唇，故赫连佛佛则为‘勃勃’。‘发’从‘犮’得声，与‘跋’音正相近，魏伯起书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清）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卷二二《晋书五·秃发乌孤载记》，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46页。此部鲜卑西走的一支建立了南凉，南迁的一支建立了北魏王朝，足见其力量之强大。

拓跋鲜卑既为鲜卑族，当然与其他鲜卑部同源。原来依附于东胡，迨匈奴击破东胡后，鲜卑族与乌桓族均从其中独立出来，并远“窜至辽东塞外”的饶乐水流域，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后又北迁至今大兴安岭中南段以西至呼伦贝尔草原地带。繁衍生息一段时间后，再次举族南迁，最后进入今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并建立北魏。

关于拓跋鲜卑的来源，早就有另外的诸种不同记载，归纳而言，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为北朝史家所认同，谓拓跋氏是黄帝少子昌意之后始均的苗裔，如《魏书·高祐传》云：“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魏书》卷五七《高祐传》，第1260页。《魏书·序纪》中对“拓跋”一词的解释，实际上也是秉此而言的。据此，拓跋鲜卑是黄帝的后代，族出华夏。

南朝史家的观点则与北朝迥异，个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南北对峙使然。如《宋书·索虏传》记载：“索头虏姓讬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21页。《南齐书·魏虏传》亦语：“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93页。据此，拓跋鲜卑是匈奴母和汉父李陵的后代，是胡汉结合的产物。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是针对拓跋鲜卑的统治者，也即拓跋氏而言的，并不包括拓跋鲜卑所有的族众。拓跋氏一支或与黄帝有关，《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中嫘祖所生之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昌仆而生高阳，高阳即是帝颛顼，“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古史记载昌意的封地在北方，其子帝颛顼亦极力经营北方，如《史记·五帝本纪》言：“（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才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0、11页。帝颛顼高阳氏崩后，继之而立的是其侄辈（族子）的帝喾高辛氏，帝喾仍然以经营北方著名。范文澜先生说：“汉以前人相信黄帝、颛顼、帝喾三人为华族祖先，当是事实。”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页。值得注意的是，昌意也好，帝颛顼、帝喾也罢，皆与北方有不尽的渊源，以至于学术界在探讨东北地区红山文化时，将其与五帝中的颛顼和帝喾相联系，如蔺新建先生说，红山文化是颛顼的宗教祭祀场所;蔺新建：《红山文化与古史传说》，《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而另有学者如张博泉先生、傅朗云先生等，主张红山文化中的女神庙等宗教性质建筑来历不凡，当是“高辛氏高禖”，属先商文化;张博泉：《对辽西发现五千年前文明曙光的历史蠡测》，《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傅朗云：《牛河梁女神庙族属考》，《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郭大顺先生则指出：“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除以黄帝为首外，主要是颛顼和帝喾。史载，颛顼‘绝地天通’，是宗教领袖。丁山认为，‘颛’与祭玉有关，又记颛顼为北方大帝。这些似都与红山文化发达的宗教崇拜不无关系。又以帝喾为商的先祖，女神庙可能与帝辛氏的‘高禖’有关，东北地区又可能是商人的起源地。”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魏书·序纪》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记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魏书》卷一《序纪》，第1页。显而易见，此段记载虽属追述性质，但却并非不合理的编造。据此，则拓跋鲜卑的统治者拓跋氏一支远祖为黄帝，近祖为始均。

关于始均，远较《魏书》早成的《山海经》中就有记载，其《大荒西经》言：“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7页。始均为黄帝后代已没有疑问，与北狄关系密切亦无疑问。但谓其为黄帝之孙，则不属实。根据始均曾仕于尧舜之世而言，始均当为颛顼同代，与帝尧、帝挚同辈分，为黄帝之玄孙，其父当为穷蝉。因为穷蝉未能继其父颛顼而担任部落联盟酋长，故其子孙不仅不显，而且还流落到了夷狄之邦。从“始均生北狄”的记载看，大约是穷蝉曾娶过一位北狄女子，而生始均，故始均有一半的鲜卑族血统。

始均毕竟还有另一半华夏血统，帝尧之世得到重用，不仅他本人被命为“田祖”，而且其后人亦始终担任拓跋鲜卑部的首领。鲜卑族整体被东胡族征服后，拓跋鲜卑不能幸免。匈奴击破东胡后，拓跋鲜卑与其他鲜卑部落一样重获独立，并得以自我发展。此段族史，虽为“人相传授”，但终被文献记载下来。

拓跋鲜卑的初始，特别是其与黄帝及华夏民族的关系，依据文献记载，只能大体复原至此。另外，不仅是古代的拓跋鲜卑认始均为祖，中国的达斡尔族，直至现在亦自认为是始均的后代，达斡尔语称始均为“萨吉勒帝汗”。恩和巴图：《达斡尔族的始祖就是萨吉勒帝汗“始均帝”》，《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1期。因此，拓跋鲜卑自认其为始均之裔绝非无稽之谈，始均其人，与中国东北地区及北方地区游牧民族关系密切是历史事实。

论及至此，南朝史家们众口一词的拓跋氏胡母汉父之说，亦有合乎史实之处，并非全为辱骂和歧视，只不过他们将拓跋氏有汉父的时间定的较晚，并且错放到了李陵身上。可谓是事出有因，查有证据。

自东胡族独立出来后，拓跋鲜卑迁至东北地区西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及辽河流域，后又北迁，到达今大兴安岭北中段以西至呼伦贝尔草原一带。匈奴击破东胡在秦末汉初，则拓跋鲜卑与其他鲜卑部落迁至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及辽河流域的时间必在此后。因为南有乌桓，地狭而不足以施展，所以拓跋鲜卑再向北迁，到达今呼伦贝尔的广袤地区。拓跋鲜卑到达呼伦贝尔地区，当在汉武帝时期或稍后。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令卫青、霍去病各率50 000名骑兵北越沙漠出击匈奴。霍去病自代郡（今山西省代县）出塞，奔驰2000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获全胜。汉兵击杀匈奴兵70 000余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西北），禅于姑衍山（约在狼居胥山附近），登临瀚海（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之呼伦湖和贝尔湖）而还师。经过这次战争，匈奴势力从此退出呼伦贝尔地区及其以西至河套的广大地区，《汉书·匈奴传》言：“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9页。即指此而言。匈奴退出，拓跋鲜卑迁入，漠南地区又有了新的主人。

自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中末期，拓跋鲜卑在呼伦贝尔草原大约生活了近400年的时间，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考古发掘证明，在呼伦贝尔草原存在着多处汉代鲜卑文化，鲜卑遗址和墓葬广泛分布在今呼伦湖周边和海拉尔河、伊敏河两岸。典型者，有发现于今陈巴尔虎旗的完工鲜卑墓葬群和新巴尔虎右旗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前者约相当于东汉初年，后者略晚，均属拓跋鲜卑墓葬。内蒙古考古工作队：《扎赉诺尔古墓群》，《文物》，1961年第6期;内蒙古考古工作队：《扎赉诺尔古墓群 》，《考古》，1961年第12期;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年第5期;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96-97页。完工墓葬出土的拓跋鲜卑遗物，如绢、麻、漆器等，是从中原地区输入的;而珊瑚、海螺、海贝则均为南方沿海地区输入。这些充分说明拓跋鲜卑虽然是鲜卑族各部中位处最北的一支，但早在两汉之交，它就与中原内地建立了全面的联系，汉文化的影响已初步显现。新巴尔虎右旗札赉诺尔鲜卑古墓群，位于今木图那雅河东岸，共发现31座墓葬。在此墓葬的出土物中，陶器种类繁多，并出现了精致的轮制陶器。铁器数量既多又丰富，主要有镞、矛、环首刀、马衔等。铜器同样有出土，并发现了可做炊具的高足铜鍑。在一些夹砂大口陶罐中还残存有谷粒，这是这一地区发现的较早的农作物。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此时的拓跋鲜卑与中原的交往，特别是与东汉王朝的交往，渠道进一步畅通，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农业耕作技术，都已传到这里。

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并不封闭，古老的拓跋鲜卑也并不保守，其对先进汉文化的渴求同草原上其他民族一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里的鲜卑墓群出土的双耳轮制陶罐、规矩纹铜镜、‘如意’织锦、木胎漆器和龙纹角器;以及鄂温克族自治旗孟根楚鲁东沙岗出土的东汉五铢钱、青铜刀削和大量锻铁制造的工具和用具什件，说明此时鲜卑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已进一步加强，并可断定其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汉族先进文化遗物在黑龙江上游地区的出土，指示着当时拓跋鲜卑为什么要向着这个方向迁徙，原来是为来自汉族地区先进文化的吸引。”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98页。

根据文献记载，两汉之际的拓跋鲜卑，由远祖成帝毛统领，《魏书·序纪》记载：“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魏书》卷一《序纪》，第1页。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材料互证，拓跋鲜卑此时已强势崛起，但“所谓‘国’，当指氏族集团或部落;‘大姓’，即指氏族或比氏族较小的家支。毛似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所称‘皇帝’，为拓跋时追尊”。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第178页。

毛下传五世而至宣帝拓跋推寅，《魏书·序纪》说：“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

《魏书》卷一《序纪》，第2页。可见推寅继立后，为了与中原地区更为接近，率领族众略向南移动。有人认为“大泽”是指今呼伦湖而言，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实际上很有可能是越过了今呼伦湖和贝尔湖，迁徙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南缘一带，即今哈拉哈河和伊敏河流域。总之，整体上看，仍未迁出今呼伦贝尔草原，而时间当在东汉初中期。这次距离有限的迁徙，被认为是拓跋鲜卑的第一次南迁，因为未及迁出呼伦贝尔草原推寅即崩，所以，至推寅之后的景皇帝利、元皇帝俟、和皇帝肆、定皇帝机、僖皇帝盖、威皇帝侩、献皇帝邻等七代首领，皆未能率领族众走出今呼伦贝尔大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