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兵之争所见唐宪宗朝藩镇政策的形成

摘 要：  宪宗元和年间，议兵的意义在于君臣之间不断形塑的政治共识。宪宗主张以最直观的战争形式征讨逆地藩镇，而何时开启用兵、如何选择用兵的对象，以及以怎样的形式罢兵，能最大程度地维系君主的权威与恩信，是百僚应对藩镇问题的要义，由此政治招抚方式得以应用。在经历成德议兵与魏博归朝事件后，宪宗用兵淮西不仅显示朝廷以武力削藩的决心，也向朝中百僚宣示了皇权决策的加强。

关键词：

议兵之争;唐宪宗朝;藩镇政策

唐后期的藩镇问题是影响唐代历史走向的重要一环，宪宗时代的大举削藩更促成了元和中兴之业。在既往研究中，学者们从藩镇类型与模式、朝廷藩镇政策的确立及其实施、藩镇性格与内部权力构造，以及朝藩关系形成的政治默契等角度对唐代的藩镇问题及其权力运作展开探索。①如何将问题放置在更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关注唐代不同时期藩镇政策的形成细节与发展脉络，仍有空间值得挖掘。本文充分利用唐人文集中时人所作奏疏章表，以信息沟通为研究视角，考察宪宗朝历次息兵与用兵方针策略的形成过程，呈现君臣之间对于战事立场与态度的转变历程，进而略探中唐藩镇政策的制定与政治演进关系之一二。

一、成德议兵所见百僚政见之争

元和初，西川刘辟反，宪宗意在用兵。《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元年（805）条记载：“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②

这较为明确地表达了臣僚普遍的保守姿态，只有宰相杜黄裳与翰林学士李吉甫对出兵西蜀的决策贡献最大。

西川的成功平复增强了宪宗削藩的信心，宪宗进一步将视线转移到“不沾王化”的河朔三镇。元和四年（809），“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由是议久不决”。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四年条，第7659页。宪宗欲借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之死，改变河朔父死子继的传统，如若不从，便兴兵征讨。以裴垍为首的臣僚担心朝廷处置强藩难以公允，反对用兵。“议久不决”即说明中央决策层就出兵成德存在不同意见。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三论镇州事，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镇州……天宝元年，改为常山郡。乾元元年，复为恒州。兴元元年，升为都督府。元和十五年，改为镇州。”（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02页）《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七记载：“恒州，今为恒冀节度使理所。管州六：恒州、冀州、深州、赵州、德州、棣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7页）先后上《论镇州事宜》《上镇州事》《又上镇州事》三疏，收录于《李相国论事集》中。

冶艳杰：《〈李相国论事集〉校注》卷三《论镇州事宜》《上镇州事》《又上镇州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2-88页。

我们首先来具体分析三份奏疏的关键信息。宪宗就镇州的除授权问题征询李绛的态度，他在《论镇州事宜》中言：“伏以自武俊父子相承，至今四十余年，军镇人情，惯实已久。”

冶艳杰：《〈李相国论事集〉校注》卷三《论镇州事宜》，第82页。《资治通鉴》以此为史源记为：“上以问诸学士，李绛等对曰：‘河北不遵声教……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四年条，第7659-7660页。以李绛为代表的朝臣对征讨成德较为抵制，加之领兵之人为中使身份的吐突承璀，使得“前后二十余度，上意犹豫未决”，

冶艳杰：《〈李相国论事集〉校注》卷三《上令宣示邪人事》，第78页。这是君臣之间就出兵成德的首次商议。在第二篇《上镇州事》中李绛认为割成德的德、棣两州别为一镇并不可行。该奏文载：“今若别议割棣，承宗不安，军情又阻，忧疑怨望，以此为辞，官爵恩泽，悉为虚弃。”

冶艳杰：《〈李相国论事集〉校注》卷三《上镇州事》，第86页。朝廷若析置镇州领地，便打破与河北强藩之间的平衡，容易引发三镇与中央的对抗。后宪宗以刘济、田季安皆有疾患为由，想改变河朔父死子继的传统，不从则欲行用兵之事。但李绛在《又上镇州事》中的观点却均与宪宗相左，核心要义有三：第一，河朔藩镇之人心固结、结连势广，使得出兵镇州与讨伐刘辟、李锜之局面完全不同，这也是李绛屡次向宪宗进言的根本;第二，江淮水旱，财力不足是影响出兵的现实因素。唐后期财赋仰仗江淮，必待其充沛渐丰才可加兵;第三，朝廷应继续维系原有的怀柔策略。

冶艳杰：《〈李相国论事集〉校注》卷三《又上镇州事》，第88页。此外，李绛又撰《镇州淮西事宜》，希冀将宪宗的注意力从河朔成德转至淮西：

臣等前后陈奏，缕尽利害机宜，伏冀圣恩，备赐详览。今闻少诚病甚，计必不起，则淮西事势，与河北不同，须别除人，今正得便。何者？淮西不与诸贼邻接，四面尽是国家镇兵，势力孤危，援助悬绝，重立赏罚，必易指麾。若万一不从，则可议征伐……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即须赦承宗，则恩德虚施，威令顿废。

冶艳杰：《〈李相国论事集〉校注》卷四《镇州淮西事宜》，第105-106页。

宪宗议兵成德之时，正值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重，李绛奏疏再次强调两者在藩镇属性上的根本不同。即“淮西不与诸贼邻接，四面尽是国家镇兵”，如果以武力征讨藩镇，不如直指把握较大的淮西，力保朝廷与君主的主动权。如若轻易讨伐成德王承宗，一旦战事被动，朝廷将陷入“恩德虚施，威令顿废”的局面。元和初期，就出兵讨伐成德的问题，很多臣僚认为维持自德宗时代中央对河北藩镇秉持的优容传统是当时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对待其他藩镇不轻易姑息也是官僚阶层普遍的政治共识。李绛劝说宪宗要适时调整征讨对象，主要出发点是防止君主恩威在削藩过程中因战事不利而被损耗。

其次，我们再关注当时藩镇局势发展与朝廷政治舆论的走向。《旧唐书·卢从史传》载：“从史窃献诛承宗计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

《旧唐书》卷一三二《卢从史传》，第3652页。以李绛、权德舆为代表的臣僚，均不赞成卢从史出兵山东。

冶艳杰：《〈李相国论事集〉校注》卷三《论卢从史请用兵事》，第92页;（唐）权德舆撰，郭广伟点校：《权德舆诗文集》卷四七《昭义军事宜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51-753页。相关研究参见卢向前：《卢从史出兵山东与唐宪宗用兵河朔三镇之关系》，《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3期，第323-353页。宪宗迫切希望追讨王承宗，对二人的建议置之不理。王承宗假意献出德、棣二州却出尔反尔。

《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承宗传》，第3879页。 元和四年十月，宪宗命护军中尉吐突承璀会诸道军进讨。

《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承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56页。 我们从权德舆所作的《恒州招讨事宜状》中可以看出百僚对朝廷用兵成德的反应：“臣伏计数日已来，朝官论用兵害者已多……一则神策等兵在城中，多是市井屠沽，庇身军籍，未经战阵，难以成功……一则恐须便除成德及德棣两道节度使，则六州之人，知有所奉，兵交之际，各图自拔……使其四邻，各务攻取，则人人自战，而恩归于朝。”

（唐）权德舆撰，郭广伟点校：《权德舆诗文集》卷四七《恒州招讨事宜状》，第753-754页。权德舆以为朝廷神策军均为市井之徒，作战实力不济，战争经验匮乏。通过除授成德、德棣两道节度使，使其互相攻伐，则恩归于朝，不劳师费。以战争形式的直接攻伐自是皇权重塑的宣示，而何时开启用兵、以怎样的形式罢兵能够最大程度地维系君主威权，却是考验群臣谋虑的关键。

成德局面的持续胶着使得宪宗朝君臣又进行了一次新的议兵讨论。《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五年（810）条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讨吴少阳。三月，己未，以少阳为淮西留后。”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五年条，第7672页。以吴少阳为淮西留后既表明了宪宗专伐成德的圣意，又化解了朝廷两线作战的局面。权德舆再上奏状提出：“若以直赦承宗，诚人心所便……若从史除官及除替，并恩宥承宗，三道制书，同时焕发，则众情感浃成命。”

（唐）权德舆撰，郭广伟点校：《权德舆诗文集》卷四七《山东行营以臣愚所见条件于后》，第755页。可见息兵之策深入人心。成德战势使得朝廷处于被动局面，权德舆劝宪宗恩宥王承宗，却并未得到宪宗的同意。

《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承宗传》，第5957页。因李绛等人始终坚持不应急进河北与宪宗兴兵成德的决策相违背，这或为他们不被宪宗召见的原因，“是时，上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踰月不见学士”。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五年条，第7676页。

诸军讨成德王承宗久无功，翰林学士白居易于元和五年五月先后三上请罢兵疏。其中第二道《请罢恒州兵事宜》记载：“臣伏恐河北诸将，见吴少阳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轻重，同词请雪承宗。若章表继来，即议无不许。请而后舍，模样可知。转令承宗胶固同类。如此则与夺皆由邻道，恩信不出朝廷，实恐威权尽归河北。”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请罢恒州兵事宜》，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51页。白居易的政治主张与权德舆如出一辙，“若章表继来，即议无不许”，劝宪宗将罢兵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维系君主的恩信与威权是重中之重。即使对强藩持怀柔态度的臣僚也一直将宪宗威权的重塑放在不可动摇的第一位。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五年记载：“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陈为卢从史所离间，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李师道等数上表请雪承宗。”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五年条，第7677页。 王承宗遣使上疏请罪，白居易趁机再论罢兵，其中重要信息如下：

自此动摇，何虑不有？事忽至于此者，则陛下求不罢讨得乎？一种罢兵，何如早罢？必待事不得已然后罢之，只使陛下威权转销，天下模样更恶……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锐意用兵之时，必谓讨承宗如讨刘辟、李锜，兵合之后，坐见诛擒，岂料迁延经年如此……况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权财用;今日已后，所忧者治乱安危。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请罢恒州兵马事宜》，第1255-1256页。

综上分析，提炼白居易奏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强调不宜错过罢兵的契机。“今卢从史已归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来，元阳方再整本军，刘济且引兵欲进。因此之势，正可罢兵。赦既有名，罢犹有势”。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请罢恒州兵马事宜》，第1255页。第二，再次指明河朔藩镇与西川刘辟、浙西李锜的相异，面对不同的藩镇局势应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第三，劝宪宗从大局出发，以最小的代价保证朝局的稳定。通读此篇奏文，白居易主张罢兵的态度比以前更为坚定，君臣之间也在商议藩镇对策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宪宗终于决定正式息兵。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五年条，第7678页。出兵成德，虽然并未取得如浙西、西川之类的决定性胜利，但也一改德宗时代对河朔强藩一味退让的既定策略，帮助宪宗实现了以武力征讨河北强藩的第一步。

白居易代拟了赦免王承宗的诏令，即《与恒州节度下将士书》《与承宗诏》《答王承宗谢洗雪及复官爵表》三份制令，诏书内容也基本是李绛、权德舆所论之主旨。“今已降制书，各从洗雪。承宗仍复旧官爵，充恒、冀、深、赵、德、棣六州观察使、成德军节度使，将士等官爵实封，并宜仍旧，待之如初”。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一九《与恒州节度下将士书》，第1059页。对王承宗本人朝廷也予以宽宥，“卿今既陈章疏，恳献衷诚。请进官员，愿修贡赋。誓心以纳款，归罪而责躬。情可哀怜，法存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