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前美国女性禁酒报纸与女性的公共参与

摘 要：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随着女性禁酒社团纷纷涌现，女性禁酒改革者开始独自创办禁酒报纸。女性杂志的流行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女性禁酒报纸的问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橄榄树》和《百合花》为代表的女性禁酒报纸成为女性禁酒社团的喉舌，也是女性禁酒改革者发声的工具。女性改革者借助禁酒报纸表达她们对禁酒改革与自身公共角色的理解，丰富了禁酒运动中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公共参与的自主性。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改革者以作者、编辑、出版商的身份参与到印刷出版中，行使出版自由来推进禁酒事业的发展、引导公众意见，体现了女性在争取选举权之外的公共参与方式的多样性。

关键词： 禁酒运动;女性禁酒社团;《橄榄树》;《百合花》

19世纪上半期，禁酒是美国人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涉及道德、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内战前，禁酒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不仅降低了人均饮酒量，而且改变了人们对待饮酒的态度，甚至在多个州通过立法手段实现了禁酒目标。美国历史学家安妮·菲罗尔·斯科特（Anne Firor Scott）称禁酒运动是“内战前规模最大、包容性最强的改革运动”。①与此同时，美国的印刷业蓬勃发展，印刷出版为女性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公共参与渠道。她们不仅是作者、读者，还成为编辑、出版商，利用印刷出版来推进禁酒事业、实现自身的公共参与。

总体而言，学界对于美国禁酒运动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有关内战前女性参与禁酒运动的研究相对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内战前未曾出现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那样的全国女性禁酒组织，只有分散的区域性组织;此外，有学者认为女性在禁酒运动中处于依附地位，女性参与禁酒活动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关系不似内战后那样紧密。②

实际上，无论是从共时性角度思考内战前女性志愿社团的方兴未艾，还是从历时性角度理解19世纪后期禁酒运动在全国范围的成功，都有必要考察内战前女性在禁酒运动中的参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欧美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们从女性禁酒运动的起源、女性禁酒活动与女性权利运动尤其是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关系、家庭意识形态对女性参与禁酒运动的影响、禁酒文学中的妻子形象等视角展开研究，参见

Jed Dannenbaum，“The Origins of Temperance Activism and Militancy Among American Wome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15，Issue 2 （Winter 1981），pp.235-252; Ian R.Tyrrell，“Women and Temperance in Antebellum America，1830-1860，” Civil War History，Vol.28，No.2（June 1982），pp.128-152; Anne Firor Scott， Natural Allies： Women’s Associ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pp.43-45; Ruth M.Alexander，“‘We Are Engaged as a Band of Sisters’：Class and Domesticity in the Washingtonian Temperance Movement，1840-1850，”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5，Issue 3 （Dec.1988），pp.763-785; Scott C.Martin，“‘A Star That Gathers Lustre from the Gloom of Night’： Wives，Marriage，and Gender in Early-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Temperance Reform，”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29，No.3 （July 2004），pp.274-292.其研究经历了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变。不过，就女性禁酒活动与女性的公共参与而言，已有研究受到传统妇女史研究叙事的影响，以争取妇女选举权为妇女历史的主线与解释框架，过于关注女性的政治权利与政治参与，忽视了女性其他形式的公共参与，如印刷出版、公共演说等，由此低估了女性在内战前禁酒运动中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已有学者考察内战前女性创办的刊物，但对女性禁酒报纸着墨不多。

Bertha-Monica Stearns，“Reform Periodicals and Female Reformers，1830-186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7，No.4 （Jul.1932），pp.678-699; Amy Beth Aronson，Taking Liberties：Early American Women’s Magazines and Their Readers，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 Praeger，2002.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与此相类，关于禁酒运动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19世纪中后期，聚焦于女性禁酒活动如何催生妇女权利运动，对内战前女性参与禁酒的活动与影响缺少足够关注。参见周辉荣：《19世纪美国妇女禁酒运动及其影响：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个案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范亚东：《论美国禁酒运动中妇女的历史作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郭九林：《美国禁酒运动的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年，其中第五章涉及妇女与禁酒运动;程同顺、邝利芬：《美国女权运动与禁酒运动的共振效应》，《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等。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女性改革者独立创办禁酒报纸的过程与意义，探讨内战前女性在争取选举权之外的其他公共参与方式，进一步深化对女性禁酒活动与妇女权利运动关系的理解，揭示女性公共参与的自主性与多样性。

一、女性禁酒报纸的创办

19世纪30年代末，新英格兰地区开始零星出现专门的女性禁酒社团。1841年5月12日，首个玛莎·华盛顿协会（Martha Washington Society）在纽约成立。从1843年起，禁酒之女（Daughters of Temperance）社团取代玛莎·华盛顿协会，成为女性禁酒社团的主要代表。女性改革者渐渐在地方和州层面建立起规模不一的女性禁酒社团。在参与禁酒活动的过程中，一些才情卓越的女性不仅为男性主办的禁酒报纸撰写文章、摇旗呐喊，还自己动手创办报刊，全权负责撰稿、编辑、出版等各项事务。当公众还不能坦然接受女性发表公共演说时，她们已经开始挥舞笔杆为禁酒事业发声。

女性改革者能够在禁酒报刊中迅速占据一席之地，得益于女性办刊的传统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方面，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女性负责编辑、面向女性读者的女性杂志蓬勃发展，开创了女性兴办刊物的先例。1792年，最早的女性杂志《女士杂志与娱乐知识宝典》（The Lady’s Magazine，and Repository of Entertaining Knowledge）始创于费城。19世纪20年代，几乎每个具备印刷所的城镇都拥有女性杂志。到1830年，美国已有100多份女性杂志。

Amy Beth Aronson，Taking Liberties： Early American Women’s Magazines and Their Readers，pp.1-2，

69.这类杂志以“娱乐和教育”为宗旨，以小故事、诗歌、箴言的形式，为女性读者提供婚姻与生活方面的建议，偶尔也会谈论女性教育、健康、权利与职责等问题，但绝不涉足有争议的话题。

Bertha-Monica Stearns，“Reform Periodicals and Female Reformers，1830-1860，” p.678.这类杂志十分流行，深受女性喜爱。女性杂志的出现与繁荣，表明社会公众已接受女性创办刊物的事实。美国历史学家埃米·贝丝·阿伦森（Amy Beth Aronson）认为，“这些杂志为早期美国女性提供了独特的自由，这是其他印刷物或公共媒介无法提供的”，让她们有机会“在公共领域中打破强加给女性的沉默”。

Amy Beth Aronson，Taking Liberties：Early American Women’s Magazines and Their Readers，p.12.除了这些关注女性生活的女性杂志，19世纪20年代末美国开始出现以改革为宗旨的女性报刊，其中最早的是1828年10月29日在纽约创刊的《自由调查者报》（The Free Enquirer）。该报以“推动人类进步”为宗旨，其主编是作家、自由思想家弗朗西丝·赖特（Frances Wright）。

Bertha-Monica Stearns，“Reform Periodicals and Female Reformers，1830-1860，” p.679.从女性杂志到女性改革刊物，女性创办刊物逐渐形成传统。

另一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出现众多女性作者和读者，为女性改革者创办禁酒报纸奠定了基础。独立后美国的教育计划以国家主义和共和主义为目标，为女孩提供与男孩一样的基础教育。

Nancy F.Cott，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an’s Sphere” in New England，1780-1835，Second Edi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p.103.以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强调女性身为“共和妻子”“共和母亲”“共和母亲”（Republican Mother）和“共和妻子”（Republican Wife）分别是美国历史学家琳达·K.克尔伯（Linda K.Kerber）和简·刘易斯（Jan Lewis）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美国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女性与国家的关系，是将家庭和政治相结合的概念创设。凭借“共和母亲”和“共和妻子”的角色，美国女性通过影响儿子和丈夫而间接参与政治。参见Linda Kerber， “The Republican Mother： 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An American Perspective，” American Quarterly， Vol.28， No.2 （Summer， 1976）， pp.187-205; Jan Lewis， “The Republican Wife： Virtue and Seduc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44， No.4 （Oct.1987）， pp.689-721.

的职责，据此论证女性教育的价值。拉什相信，母亲只有接受过教育，才能培养出理解自由和代表制原则的公民，从而维系共和国。

Nancy F.Cott，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an’s Sphere” in New England，1780-1835，pp.104-105.1850年，美国女性的识字率接近男性。

Rosemarie Zagarri，“The Postcolonial Culture of Early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in Dale M.Bauer and Philip Gould，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Writing，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3.此外，从18世纪末开始，为女性提供中等教育的女子学园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