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50年代初巴利亚多利德辩论及其影响

摘 要： 研究西班牙王室对美洲的征服与殖民化进程，巴利亚多利德辩论是个绕不开的重要事件。这场辩论反映出基督教框架下西班牙精英阶层对印第安人认知的两种对立观念，涉及当时西班牙王室征服美洲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美洲土著人由此成为这个问题所针对的对象。这场辩论没有决出胜负，处于奴役之下的印第安人的悲惨境况自然不会得到根本改善。这场辩论是欧洲人构建美洲“他者”形象的具体化，赋予了西班牙王室征服美洲的合法性内涵。从观念史的视角考察这场辩论，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欧洲人早期美洲观中所蕴含的欧洲中心主义本质。

关键词： 巴利亚多利德辩论；塞普尔韦达；拉斯卡萨斯；印第安人

巴利亚多利德辩论（Valladolid debate）是一场涉及哥伦布远航新大陆以来美洲土著人权利与命运的辩论，它一方面对西班牙王室的美洲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对欧洲人构建印第安人的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强化作用。辩论被西班牙王室安排在中部城市巴利亚多利德进行，故被史学家称为“巴利亚多利德辩论”。这场辩论只限于两个著名人士之间，一个是被誉为“印第安人保护神”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另一个是文艺复兴晚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胡安·吉恩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es de Sepúlveda）。两人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神学家，对从古典时期以来流传下来的经典著述娴熟于心，他们在辩论中引经据典，为各自关于印第安人的看法在既有的知识体系内寻求理论支持。巴利亚多利德辩论的主角虽然只有拉斯卡萨斯和塞普尔韦达，但却反映出在基督教框架下西班牙精英阶层对印第安人认知的两种对立观念，涉及当时西班牙王室征服美洲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烧杀抢掠的征服美洲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美洲土著人由此成为这个问题所针对的对象。这场辩论没有决出胜负，处于奴役之下的印第安人的悲惨境况自然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西班牙王室只是象征性地承认他们属于“人”的范畴，但还是与具有理性的欧洲人存在着本质区别。在西班牙人看来，印第安人要想从非理性之人向理性之人转变，唯有皈依基督教，接受文明人的“指导”，心甘情愿地服从征服者或殖民者对自己命运的安排。不管是主张印第安人享有“人”之权利，还是把他们视为缺乏理性的动物，美洲土著人从来都逃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巴利亚多利德辩论实质上给西班牙殖民者奴役美洲土著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这场辩论发生在1550年，距离美洲大陆映入欧洲人的眼帘已逾半个世纪。在此期间，欧洲人以自身文明作为衡量标准，在想象中构建了美洲土著人的“他者”形象。因此，这场辩论既反映出欧洲人对生活在大洋彼岸大陆土著人的基本认知，又对其进一步构建美洲土著人的“他者”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研究西班牙王室对美洲的征服与殖民化进程，巴利亚多利德辩论是个绕不开的重要事件，在西班牙王室如何对待美洲土著人问题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转折意义。国外学术界对这场辩论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就事论事，详细地展现出这场辩论的始末；［Lewis Hanke，All Mankind is One： A Study of the Disputation between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nd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in 1550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Capacity of the American Indians，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4.］

二是从宏观视野将这场辩论置于维护全球人权的进程之中，认为其对国际法的起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国际法的话语认为，由于异教徒违反了自然法，所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有侵入他们（违反自然法的异教徒）领土的权利”；［Robert A.Williams，Jr.，The American Indian in Western Legal Thought： The Discourses of Conque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66.］三是从传播上帝福音的角度看待这场辩论，把征服活动是否合法化与土著人能否接受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起来。由此推断，欧洲人征服美洲所持的理由是，印第安人“如果继续他们的风俗与宗教，那么他们必将下地狱”。因此，“向印第安人出示拯救之路乃为自然法与神法的责任”。［Gustavo Gutierrez，Las Casas： In Search of the Poor of Jesus Christ，translated by Robert R.Barr，New York：Orbis Books，1993，p.133.］国内史学界对西班牙征服美洲有所研究，但重点通常放在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杀戮和奴役之上，很少有研究成果系统地涉及巴利亚多利德辩论。这场辩论是欧洲人构建美洲“他者”形象的具体化，赋予西班牙王室征服美洲以合法性内涵。辩论双方唇枪舌战，针锋相对，但无不是把辩论所针对的对象置于欧洲文明的对立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观念史的视角考察这场辩论在欧洲人认知美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产生的影响，以期对欧洲人早期美洲观所蕴含的欧洲中心主义本质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高贵野蛮人”形象对拉斯卡萨斯的影响

拉斯卡萨斯出生八年之后，哥伦布率船队远航到尚未被欧洲人所知的大陆。［早期很多学者认为拉斯卡萨斯出生于1474年，如拉斯卡萨斯的传记作者杜特牧师就持此说，参见L.A.Dutto， Life of Bartolome de Las Casas and the First Leaves of Americ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St.Louis： Mo.，B.Herder，1902，p.5.20世纪70年代研究拉斯卡萨斯的学者在查找相关档案时发现了其出生年代有误，确认拉斯卡萨斯出生于1484年。］哥伦布远航是一件在欧洲社会引起轰动的大事，或许给处于孩童年龄段的拉斯卡萨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美国学者卡尔·沃特纳的研究表明，拉斯卡萨斯“在西班牙接受了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很大程度上受到发现新大陆的影响。在哥伦布进行第二次远航时，拉斯卡萨斯的父亲和两个叔叔同行”。［ Carl Watner，“‘All Mankind Is One’： The Libertarian Tradition in Sixteenth Century Spain，” 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Vol.Ⅷ，No.2（Summer 1987），p.299.］拉斯卡萨斯18岁随同父亲前往美洲，居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此时哥伦布尚在继续远航新大陆的行程中，但西班牙王室已开启了征服美洲的过程。拉斯卡萨斯因参与尼古拉斯·奥万多率领的远征活动而获得了一块土地，成为拥有数名奴隶的庄园主，在此期间他还参与了西班牙殖民政府镇压土著人的行动。拉斯卡萨斯在西班牙系统地接受过神学教育，1510年被多明我会委任为在美洲的首位主教，负责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教务与传教事宜。拉斯卡萨斯对美洲土著人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他与哥伦布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等第一代航海家有所不同，如果说哥伦布等人对美洲的认知还是浮光掠影和充满想象的话，那么拉斯卡萨斯与土著人的密切接触使他对当地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了解更多，相对切合实际。当然，拉斯卡萨斯与同时代来到美洲的冒险家和传教士一样，不会改变以欧洲文明为标准来衡量美洲的文化偏见，即使拉斯卡萨斯被誉为印第安人的“保护神”，也改变不了其把印第安人视为“野蛮人”的倾向，只是他对印第安人的看法包含着对后者在自然状态下无拘无束之生活的向往，这种看法延续了哥伦布等人对印第安人“浪漫化”的认知，确定了构建“高贵野蛮人”形象的基本取向。

在从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知识体系中，一些文人墨客想象中的人间“伊甸园”令欧洲人心神向往，他们将之描述为“金色时代”或“金色世界”。对这种虚无缥缈之乐园的追求成为一个从来没有实现的目标，但却根深蒂固于早期欧洲文化之中，

很多欧洲精英人士由此认为，处于初始阶段的人类最为幸福，完全是靠着本能依赖大自然生存与繁衍，没有人类进入等级社会后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在那些旅行家的笔下，异域之人所处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展现出的生活方式，与欧洲的人和物大相径庭，引起欧洲人对异域“他者”想象的共鸣，同时也激发了一些敢于冒险的欧洲人乘船远航，寻找这些旅行家所描绘的神奇之地。对欧洲人来说，圣经把伊甸园定位于遥远东方的某地，使寻找这个人间乐园具有了探险性质，虔诚的基督教徒确信伊甸园真实存在，经过自古典时代以来很多名人的反复演绎，伊甸园以及生活在其中与自然保持和谐的“自然人”深深地根植于欧洲文明的话语之中，成为欧洲人构建异域“他者”的一种理想化形象。这种形象长期定格于欧洲人的脑海之中，然而从来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视野，只是局限于文本的描述。那些自称目睹伊甸园生活场景的欧洲冒险家，显然是在通过编造“美丽的谎言”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们对欧洲之外的世界充满好奇感，诱发了他们对自身文明起源初始阶段之生活方式的向往。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亨利·博代把产生伊甸园的观念说成是“比基督教的历史更为悠久。这种主张基于一种虚构的史前往事，从中推导出生活在另一个遥远未知社会之人的形象”。［ Henri Baudet，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trans.by Elizabeth Wentholt，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8，p.10.］这便是“发现”美洲之后欧洲人构建“高贵野蛮人”形象的起源。

最早抵达新大陆的欧洲人受既有知识体系的限制，把所到之处与“金色时代”传统联系在一起，尽量展现这个新发现的大陆与欧洲的不同。他们对土著人的描述虽没有使用“高贵野蛮人”这个术语，但显然包含这方面的内涵。从哥伦布撰写的航海日志中可知，他所接触的土著人性格不一，对待他们这些远道而来者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但绝大多数土著人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一是赤身裸体，他们“全身一丝不挂，就像刚从娘胎出来那样”；二是身材长相无任何异样，用“身强体壮”“个头匀称”“相貌堂堂”“四肢发达”等来形容绝大多数土著人的词语在日志中并非鲜见；三是有些岛屿的土著人待人友善，天资聪慧，理解力强。［参见Christopher Columbus，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trans.by Cecil Jane，New York：Bonanza Books，1989，pp.23-24，33.］哥伦布多是从正面来描述他所遇到的土著人，尽可能地展示出他们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生活。他在第三次西航期间，从地理学的角度解释了他所“发现”的陆地最接近人间“伊甸园”。在哥伦布看来，伊甸园本身有着令人愉悦的气候与自然环境。当然，伊甸园还是“黄金、棕榈树和珍珠的家园。帕里亚的土著人展示了黄金饰品，酋长戴着用这种闪闪发亮的金属做成的王冠”。哥伦布描述了他所见到的成片棕榈树及土著人赠送给他的非常漂亮的珍珠。［ John Body Thacher，Christopher Columbus： His Life，His Work，His Remains，Vol.Ⅱ，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3，pp.414-415.］韦斯普奇为哥伦布的同代人，从1499年到1501年，他率船队多次远航南美洲。韦斯普奇在书信中证实了哥伦布对美洲土著人的最初印象，声称他所接触的土著人通常是“温文尔雅，易于驾驭”。他们“身材高大，体型宽阔，长相匀称”。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没有寺院，没有法律，他们也不是偶像崇拜者”。他们“依靠大自然生活，更倾向于享乐主义，而不是禁欲主义”。他们“可以活到150岁，极少得病”。韦斯普奇以这里展现的优美自然环境为据断言，“如果人间天堂位于这片土地的某个部分，它距离我们访问的海岸不可能太远”。［Amerigo Vespucci to Lorenzo Pietro Francesco Di Medici，March（or April）1503，in Clemrnts R.Markham，ed.，The Letters of Amerigo Vespucci and Other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His Career，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0，pp.45-47，48.］哥伦布与韦斯普奇对足迹所至之地充满浪漫情调的描述，让读者认为这是一片尚未遭到玷污的原始净土，印第安人是“自然之子”。他们从这个角度的认知构成了对美洲的早期浪漫想象，尤其是对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土著人的赞美激发起“欧洲人的想象力和好奇心”，［Edga Montie，“America-Europe： In the Mirror of Otherness，”Diogenes，No.159（Winter 1992），p.26.］在欧洲人对美洲早期认知的形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哥伦布那一代人中，把新大陆“理想化”的学者有很多，这反映了在新大陆突然映入其眼帘时的最初认知，他们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待美洲的人与物。彼得·马蒂尔·德安赫拉是最早撰写新大陆史的史学家。马蒂尔比哥伦布年少七岁，1511年他出版了《新大陆十年》，其后该书不断被修订，且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出版。马蒂尔没有到过大洋彼岸，书中大量使用哥伦布留下的文字材料阐发他对美洲的看法，与同时代人一样给这个大陆打上了“理想化”的烙印。在他看来，土著人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享受着远古金色时代带来的愉悦。他对土著人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幸福生活进行了赞美性的描述，把“人间天堂”定位在牙买加。［参见Peter Martyr D’Anghera，De Orbe Novo： The Eight Decades of Peter Martyr D’Anghera，trans.by Francis Augustus MacNutt，New York： The Knickerbocker Press，1912，pp.79，103-104，346.］尼科洛·夏拉乔是位意大利医生，1494年出版了关于发现西印度群岛的著述。作者采用了书信体诗文形式，内容不外乎是哥伦布的远航经历。夏拉乔学问精深，从未造访过新大陆，所用材料的来源是参与哥伦布第二次西航的两名船员的口述。他通过对口述材料的解读，首次谈到这些新发现的岛屿与古典世界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目的是想证明新大陆早已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这种倾向自然导致他把印第安人视为处于金色时代的民族，他们完全依赖大自然的生活在夏拉乔的笔下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参见Niccolò Scillacio，De Insulis Meridiani AtqueIndici Maris Nuper Inventis，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by John Mulligan，New York，1859，pp.83，85，87.］这种对美洲土著人浪漫化的描述不仅体现在文字上，而且还以其他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一幅雕刻于1505年的木雕形象地刻画出土著人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和谐快乐生活。他们长相英俊，“没有个人财产，一切属于公有。所有人生活在一起，没有国王，没有政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 Lewis Hanke，Aristotl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A Study in Race Prejudice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Hollis and Carter，1959，pp.4-5.］这幅木雕显然是根据欧洲人最早对印第安人的描绘文字所刻，在观众脑海中留下对土著人的立体印象。一些书中的插图表明印第安人沐浴在大自然的恩赐之中，过着幸福而愉悦的生活，提供了一幅土著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其乐融融的画面。